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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让·克洛德挑选奶酪时，脸上露出让人羡慕的笑容。他刚装了一副假牙，还拿不定哪种奶酪最合适自己。布里干酪太软，米姆赖特奶酪又太硬，也许波弗特奶酪比较适合，剩下的就等着新牙来适应了。
达尔马佐太太站在番茄摊位旁边，面带疑惑。当地的番茄应该还没成熟，而这些番茄来自哪里呢？标签上为什么没有产地？她看了一会儿，捏了捏番茄，然后摸摸鼻子，噘着嘴唇，最后决定抛开谨慎，先来半公斤尝尝。
一位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在自己的摊位前踱着步，一只手里擎着杯玫瑰酒，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婴儿的奶瓶。那是用来喂他收养的一个野猪崽的。闻到奶香，猪崽的小黑鼻子贪婪地抽动着。
卖花的妇女把找好的零钱交给我妻子，然后就忙着探下身去，从她的摊位下面拿出两个刚下的蛋，用报纸包装出好看的样子。
广场另一边，咖啡馆外的桌子周围都坐满了人。来自蒙特卡罗（Monte Carlo）电台的声音掩盖了煮咖啡发出的嘶嘶声，播音员正热情洋溢地播报着本周的赛事。他们是从哪儿找到的这些从来不用休息的人呢？
四个老年人并排坐在一堵低矮的石墙上面，等着收档后打扫广场，那时他们就能玩滚球游戏了。
一条狗蹲在他们旁边的墙上。若戴上顶无檐帽，它看上去就像一位颇具耐心、满脸皱纹的老人。
摊贩们开始收拾货物，准备闭市，几乎有种伸手可触的预感。吃饭的时间快到了，今天阳光明媚，午餐可以设在室外。
在大西洋这边，我们经常遇到两个出乎我们意料的问题，而我们却无法回答。第一个是，美国人常被看作万事通，总是被问及发生在华盛顿和好莱坞的偶然事件（现在这几乎是同一位置），好像我们非常了解政治家和电影明星。第二个是，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为传播美国民族风俗习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我们经常把法瑞苟勒先生的指责钉在耻辱柱上。
法瑞苟勒是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自诩为法国文化和法语纯洁性的捍卫者。他对从快餐到棒球的所有东西都深感焦虑，因为这些东西已开始影响那些头脑简单的法国人。但在这个特别的秋日，他的头脑想的却是更严肃的东西。当他从酒吧凳子上站起经过我身旁时，他的担心更加明显了。
“这事真令人愤慨。”他是这样开场的，紧跟着就对环绕大西洋出口对法国人乡村生活结构造成的危害，进行了一连串的轻蔑评论。
法瑞苟勒身材矮小，几乎跟小人国的人差不多。说到激动之处，为了加强语气，他不停地跳起，就像一只愤怒的皮球。如果他是狗，我想肯定是猎犬。
我问是什么令他不安，却突然发现自己的脑袋也开始随着他的动作而左右摇摆。
“万圣节，”他说，“我们需要这个吗？这是一片产生过伏尔泰、拉辛、莫里哀的土地，我们把路易斯安娜白白送给了美国人的美国。可他们给了我们什么回报？”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从他的语调和下垂的嘴角观察，这显然是一场严重的灾难，能和葡萄架上出现根瘤蚜或巴黎外的欧洲迪斯尼的到来不相上下。
“我倒不这么看。”我说。
“你怎能视而无睹？到处都是——变了样的南瓜——阿普特，卡瓦隆，到处都是。”
变了样的南瓜说明了一件事，就像米老鼠和番茄酱在法国已经家喻户晓一样，万圣节也来到了法国，这是文化的又一个催命符。
在略作解释之后，我决定亲身去阿普特看看。法瑞苟勒有些危言耸听，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不过，在普罗旺斯，万圣节的饰品确实已经装点了一两个橱窗。我想知道，在正式印发的年历上，万圣节是否也已经登堂入室，他们是否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节日。
在阿普特的大街上，我随意问了几个行人，他们一脸困惑。看来，南瓜只意味着南瓜汤。
将万圣节移植到普罗旺斯，这到底是谁的主意？如果允许孩子们晚上在农庄外玩“不请吃就捣蛋”的游戏，是否曾提醒他们要注意健康？他们肯定会被狗咬的。还算万幸，地方报纸上没发现有关流血事件的报道。我想至少在今年，万圣节只能是一次无人出席的聚会了。
无论如何，法国已拥有很多自己的传统节日，我们每月都有新发现。
五月初有一个公众假日，接下来还有好几个，似乎在为八月的节日做准备。那时全国都会休假，文件堆积如山，标志着官僚机构的永久性节日。每个圣徒都有自己的节日，每个村庄都有各自村庄的节日。应大众的要求，每星期都有普通人的节日，也就是周日的午餐。
周日是不同寻常的一天，是你即使没一周都在办公室里度过，也会感到不同的日子。连周围的声音都变了，工作日里有的只是鸟叫和隆隆的拖拉机声，周日早上，这一切却变成了猎狗们的狂吠声和远处传来的枪声。普罗旺斯的猎人们喜欢行使他们保卫乡村的权力，绝不容许野兔和画眉的入侵。
今年，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这来自于变异了的野猪。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野猪的数量却越来越多。理论界目前的说法是，太过稳定的生活方式导致了野猪的迅速繁衍，它们每年固定会产一窝小野猪。野猪还一直与更为多产的家猪交配，它们的后代对葡萄园和果园造成了严重威胁。它们劣迹遍布：为了寻找食物，它们把土地挖得伤痕累累，菜园被践踏得面目全非，甚至还撞歪了一些石头墙。
山城旧事（4）
一个周日，我们房子附近的地区被封锁起来，这是一场有组织的驱赶野猪的行动。沿着漫长而肮脏的土路，每隔一段就有猎人们守候在那里，他们把自己的货车停在灌木丛中。猎人们都穿着绿色迷彩服，手拿武器，耐心等待着。猎狗们围着圈子，一个个气势汹汹，项圈上的铃铛丁当作响，因兴奋发出的叫声显得很嘶哑。我觉得好像置身于一场大搜捕或者是战争之中。
在我走回房子时，出现了第一个伤员。一个猎人朝我走来，阳光从他的背后照过来，只能看到他的轮廓。依稀能辨认的，是他的肩上斜挎着来复枪的枪筒，胳膊上还抱着一个毛绒绒、长着腿的什么东西。随着他的走动，那条耷拉下来的腿也在晃动着。
他来到我面前停下来，我才看清楚那只长着腿的东西原来是一只黑色的猎犬。它朝我们的狗翻着眼睛，一脸阴郁和哀伤，它的主人更是以一副悲痛的神情向我问早安。
我问他爱犬是怎么伤的，莫非在灌木丛里受到了一只凶悍的野猪的攻击？
“唉，”猎人叹了口气说，“它整个夏天都在养狗场待着，爪子不利了。所以今天稍微跑得远了点，脚就受了伤。”
待到十一点半，道路上变得空无一人。大队人马撤回去休整了，需要进行重新组织，更换衣服和武器。迷彩服和枪支换成了干净的衬衣和刀叉，猎人们的下一个战场将在餐桌上。
无论什么时候，周日的午餐都是我最感兴趣的。早上不会被工作困扰，午睡也不必内疚。我感到餐馆周围洋溢着一种轻松愉快的幽默气氛，那几乎近似于一种节日的情绪了。我想这时候厨师们工作起来一定更有激情，因为他们知道客人们今天是来享用厨艺而不是来谈生意的。毫无疑问，周日的饭菜味道总会更好一些。
在我们住房周边大约二十分钟车程的范围内，有十好几家相当不错的餐馆。众多的选择宠坏了我们的胃口，我们认真挑选着，准备找一个这种天气里最适合的去处。
麦斯·托特伦餐馆有宽大的院落，浓荫蔽天，酒店还有各种不同的草帽供顾客挑选用以遮挡阳光，在这里就餐，那感觉就像置身于九十度的高温里在天堂吃饭。
冬天有埃格布伦客栈，它简直像一个户外的火炉，宽敞明亮，挂着雪白的窗帘，甚至可以远远地欣赏到私人河谷的风景。
这两家与当地其他餐馆——当然还有大多数别的法国餐馆——不同的是，厨师都是女人。传统的分工模式是男人掌勺，女人负责针线。现在时代不同了，至少这两家餐馆是这样，尽管他们的女厨师还没有赢得像阿兰·迪卡斯那样的国际声誉。阿兰·迪卡斯确实不简单，她得的勋章完全可以挂满一整棵圣诞树。法国妇女在医药、政治、法律等领域的地位，肯定要比在餐饮业高得多。这跟美国很不一样，我感到大为费解，莫非这与大男子主义有关？我不得而知。
关于这个问题，要想有一个富有挑衅性的答案，那么只有我的朋友罗杰斯能办得到。其实，我一直就坚信他是法国精神的杰出代表。在烹饪和大男子主义方面他都非常出众，而且也愿意同整个世界分享他的观点。因此，他对女厨师的激烈态度毫不令我意外。我问他法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女厨师，话音未落，他的回答已像出膛的子弹般飞出来。
“你必须明白，”他说，“在法国，有些事情由于太重要了，因而不会交给妇女们去做的。”
女医生、女法官和女内阁成员虽然少见，但对罗杰斯来说，她们勉强还可以被接受。女厨师们和女餐饮总管则令他深感怀疑同时极不舒服。他认为，这些事情违反了事物的正常规律，专业化烹饪是男人的工作。
经过这个冬日埃格布伦客栈的周日午餐，我们想他应该有所改变了。一开始时，他对待瑞士牛肉奶汁的态度还相当谨慎，而对后来的炖羊肉则毫无戒心了，最后，他大刀阔斧地干掉了堆得像小山似的各色奶酪和一块黑色三味巧克力。要知道所有这些都出自一位妇女之手。
走出餐馆时，我想他该承认自己也许错了。可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变通了一下他的大男子主义，用以化解此刻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