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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也没有见过外婆长发披肩、高贵冷艳的样子，在她心中的外婆，只是那个在批斗会场地中间目光茫然的地主婆，像一个木头人一样站着，聆听着贫下中农代表们的教导。
在参与批斗的农民阶级兄弟疯狂的“打倒剥削阶级”的口号声中，那个人人尊敬羡慕的三小姐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农民阶级的假想敌，一个所有革命故事中蛇蝎心肠的反派。
外婆也哭过，不过不是在批斗的时候，而是粮食困难好转后，从前家里的丫鬟带着几斤猪肉从外地一路找来，两人躲在屋子里对着掉眼泪。
我妈发现外婆精神异常，是在她上大学的时候，那一年，外婆原本已经在省城住了几年，但国家的政策有了变化，进了城市的地主分子全部被赶回了农村。
外婆走的时候，我妈哭了，因为她知道外婆未来的日子不好过，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阶级矛盾无疑是民怨最好的宣泄口，外婆成了一个“搪炮子子”。
有时候外婆也会进城，来看我妈和我舅，只是见面只能偷偷摸摸，因为我妈为外婆回乡掉眼泪的事情，被同学举报到了学校。我妈因此在年级的大会上做检讨，检讨自己和剥削阶级划不清界限的恶劣行径。
在学校里，我妈原本就是异类，在整个年级中，只有两个出生在地主家庭的学生，我妈属于降级录取的考生，和我妈成绩差不多的同学都上了名校，而我妈只能上普通的本科，我妈知道自己的录取来之不易，自然在政治上不敢走错一步。
外婆开始频繁地自言自语，有时候，我妈和外婆走在街头的时候，外婆也会旁若无人地说话，就好像一直和空气中站着的一个隐身人说话一样。
外婆说：“不是这样的。”
外婆说：“我没做过。”
外婆说：“我没有。”
然后不停地重复再重复。
外婆那些自言自语，我也听过，只是我从来没想到，这些对白存在的时间已经那么久了。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外婆的心里，旁边真的有一个人，他看不见摸不着，纠缠着外婆未来的几十年。
我妈后来替我补足了这段对话。完整的对话应该是这样的：
那个人说：“你是欺压农民的恶霸地主。”
外婆说：“不是这样的。”
那个人说：“老实交待，你对工农阶级欠下的血债。”
外婆说：“我没做过。”
那个人说：“你天天妄想着对我们秋后算账吧？”
外婆说：“我没有。”
外婆被同村里的军属打成脑溢血的那一年，“文革”已经结束三年了，只是残留在人心中的观念，并没有消散。那几年政治环境开始变得宽松，我妈原以为，日子会越变越好的。只是因为国家实行的户籍制度，外婆没法离开村里，去儿女身边。
我妈一直不知道外婆怎么会惹上了军属，平日里，外婆和这些村子里政治待遇最高的人是没有交集的。
外婆在医院里面躺了五十六天，期间打人的军属来过医院一次，他指着我外婆对着医生们喊：“她是地主，她是地主，你们怎么给地主看病。”
外婆恢复意识后，人却瘫痪了，在之后的几年，外婆只能躺在床上过日子。外婆就这样回到城里，只是因为她户口还在乡下，没有粮票，所以必须吃高价粮。
原本按政策，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是可以把户口迁到子女身边。户口的申请送去市公安局很久，也没有着落，眼见一批又一批的名单通过，始终没有她的名字。
我妈去市公安局跑了很多次，按照办理户籍工作的工作人员要求开了许多证明，当然这些证明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等到那一年最后一批的名单发出，还是没有外婆名字的时候，我爸妈急了，又跑去公安局里查询。
公安局里的工作人员指着外婆住院证明对我妈说：“你这证明是随便去医院开来的吧，你自己不就是医生吗？搞这种假证明最容易了。”
另一个中年的男警察说：“你这种情况不合规定，我要给你办了，别人还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
我爸妈那天红了，后来市公安局分别打了电话去他们单位，公安局的人说：“这个地主家的女儿和女婿太猖狂了，大闹我们公安局。”
我后来问我爸妈，那天，你们都干了什么？
我妈说：其实我们也没有干什么，就是那些人平日见惯了来办事的点头哈腰，递烟倒水的，遇见我们讲道理的就不习惯了。
我爸说，我是没干什么，就是你妈吼了警察，叫他说话放尊重点。
我妈白了我爸一眼说，明明是你拉着说我们造假的女警察，让她去我们家看躺在床上的病人，你还在办公室里拍了他们桌子。
然后我爸我妈就互相揭发起来，一直把我听到嘴巴张着闭不上了。
我后来想，我要是警察，我肯定也打电话去你们单位。
我爸妈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撒泼，多少起到了点作用，外婆拿到了公安局特批的名额，他们领办户口手续的那天，很多警察都特意过来围观，毕竟敢于大闹警局的人还是挺稀有的。
外婆躺了几年后，又能重新走路，应该和我妈的医学背景有关，只是在之后几十年里，外婆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等我开始记事后，我眼中的外婆，便是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老太太了。
外婆身体好转后，精神上的疾病反而越发严重了，长期的卧床让她变得暴躁。
那一年，我爸所在的研究所搬去了合肥边上的一个小岛上，家里的事情多，如果工作地方太远，就太不方便了。于是我爸便去了大学里教书，只是属于半路的调动工作，所以学校分房子的时候，便没有分到教师宿舍区，我们住在学校大门附近的几间住房里。
对于这套房子，虽然它下雨就漏雨、通风能力超强，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屋里和屋外没有温差可言，不过我爸妈都觉得这房子分得太幸运了，因为它远离生活区，周围的邻居极少，就我外婆的情况而言，再适合不过。
住我家隔壁的叔叔，是部队退伍军人，我们两家共用一个院子，外婆从一开始便对他充满了敌意，他只要一出现在院子里，外婆就会骂他，邻居的叔叔也知道外婆在骂他，所以他进出门的时候，速度都是极快的，每次看到他近乎漂移一般的走路，我都由衷地感慨，部队出身的人就是功底扎实呀。
那时候外婆的幻觉越来越严重，所以邻居叔叔在她的眼中，身份是多变的，他有时候是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有时候是国民党反动派潜伏的间谍，还有一次外婆告诉我，邻居家的叔叔是个杀人犯，还向我详细描绘了他杀人以及藏匿尸体的全过程。
我当时看着邻居家的阿姨和哥哥惨白的脸，赶快对外婆说：“你别乱说，陈叔没杀人。”
过了很久之后，我回想起那天外婆的话，还是必须承认，仅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外婆说的那个杀人藏尸方式，还是挺有创意且实用价值较高的。
每隔一段时间，我爸妈都要去向邻居叔叔道个歉，对我外婆，邻居叔叔觉得我们一家过得不容易，也没有和我们较真。不过他对外婆也充满了好奇，有一次他问我妈，老太太平时经常说我“糖包子”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我妈本想解释的，但是考虑到这种骂法对军人来说太过恶毒，所以就哼哼哈哈地糊弄过去了。
那时候，外婆腿脚不方便，但是慢腾腾地走路还行，有时候她忽然就消失了，大部分时候，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回来，至于去过哪里大家也不知道。有一次她消失了一整天，我爸妈快急疯了，发动了许多同事，满城市的找她。
外婆这次穿过了半个城市，最后饿了走不动，倒在东城区的大街上，外婆说她要去外国找儿子，然后走着走着就迷了路。其实我两个舅舅都在国内，但是外婆的想象力一向是天马行空的。
我觉得外婆骨子里是有崇洋媚外情结的，因为类似的事情又出现了第二次。
那天我见到外婆的地方是在学校，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外婆出现在我面前。
我很惊奇，之前我一直以为外婆对我的事情一无所知，可她忽然就找到了离家并不近的学校。
外婆对我说：“你舅舅要接我去新加坡，我给你请假了，快回去收拾一下吧。”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怎么劝走了外婆，只是记得同班一个关系不错的同学，听到外婆说我要转学的时候，眼圈立即就红了，我现在想，如果我当年不是那么快告诉他实情，他是很有可能把他那支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自动铅笔送给我的。
外婆时常会一个人自诉自己曾经的过去，虽然这些所谓的记忆，其实是不存在的，她说，自己很小便参加了革命工作，对国家有贡献，还说自己参加过很多场艰苦的战役。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