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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又有几个把这些成就当做消遣的产物以外的东西。当做生计之工具以外的东西？据说斯宾塞在逝世的前几天，把他所作的十八卷《综合哲学》（“the synthetic philosophy”）置在膝上，感觉到这些著作的冰冷的重量，在这时候，他的心中突然生出一个念头，觉得如果他有一个孙儿，岂不更好。聪明的伊里亚（elia即charles lamb之笔名）不愿把他的全部小品文去换取他的一个“梦中孩子”（dream children）吗？人类有了白糖代替物，牛油代替物，和棉花代替物，已经够糟糕了，现在还得要有孩子代替物，真是倒霉！我相信洛克斐勒（john d．rockefeller）使世界上那么多的人类获得幸福，心里一定感觉到一种道德上和美感上的满足。同时，我也相信这么一种道德上或美感上的满足是极其轻微，极其薄弱的；很容易因击错了一记高尔夫球而消失了去，而使他得到真正的、永久的满足的倒是小洛克斐勒。
由另一方面看起来，快乐大抵是找到一个人的终身事业的问题，是找到一个人所喜爱的工作的问题。我怀疑从事一种专门职业的男女，是否有百分之九十确已找到了他们心爱的工作。对于“我爱我的工作”这句夸耀的话，我想我们一定不可完全相信。一个人永远不说“我爱我的家庭”，因为这是视为当然的事情。一般的商人上他们的办公处去的时候，其心情是和生孩子的中国女人颇为相同的：大家都这样做，我还能做什么别的事情呢？“我爱我的工作”，大家都这样说，在管升降机的工人，电话女接线生，和牙医生那方面讲起来，这句话是骗人的；在编辑，地产经纪人，和股票掮客那方面讲起来，这句话是言过其实的。我想除了从事发现工作的南北极的探险家，或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之外，一个人如能喜欢自己的工作，觉得是性情所近的工作，那已是最大的奢望了，可是纵使我们承认“爱”之一词在这里也可以应用的话，一个人爱他的工作，还是不能跟母亲爱其子女相比拟的。许多人对于自己的真正职业发生怀疑，常常在改换职业，可是一个母亲对自己的终身事业是毫无疑虑的，她的终身事业就是孩子的培养和教育。成功的政治家脱离了政治生活，成功的编辑放弃了杂志工作，成功的飞行家放弃了飞行生活，成功的拳斗家放弃了拳斗生活，成功的男女伶人摆脱了舞台生活，可是成功或不成功的母亲可有放弃过母性的生活的！那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母亲有一种人家需要她的感觉；她已经找到了一个人生的地位，深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代表她的地位，其信念是比希特勒必须拯救德国人的信念更深刻的。一个男人或女人知道他或她在世界上有确定的地位，是会感到满足的；除了这种满足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或她得到更深更大的快乐呢？世间有运气找到所爱的工作，从事所爱的工作的人，还不到百分之五，可是觉得养育子女是最深刻最有兴趣的人生动力的父母，却有百分之百：这岂不是入情入理的话吗？所以一个女人如果做母亲而不做建筑师，其找到真快乐的机会是更稳而且更大的，因为大自然是永远不会弄错的：这岂不是一句真话吗？结婚是女人的最好的职业：这岂不是一句真话吗？
我对于家庭，越讲越起劲，读这本书的女人一定早已料到这一着，开始有点气愤愤了，因为她们知道家庭的十字架终究是要女人去负担的了。这正是我的原意和理论。谁对女人比较怀着善意，尚有待事实的证明，因为我们所关心的仅是女人的快乐，这种快乐不是用社会的成就去衡量的，而是用个人生存的深度去衡量的。甚至由合适或胜任愉快的观点上说起来，我也相信对于工作真正能够胜任愉快的银行行长，是比对于做母亲的职务胜任愉快的女人更少的。我们有不合格的股长，不合格的商务经理，不合格的银行家，和不合格的主席，可是我们难得有不合格的母亲。所以女人是适合于做母亲的任务的，她们是有这种需要的，她们是知道这个事实的。我知道今日的美国女大学生已经放弃了女权主义的理想，而朝着合理的方向走去，我知道她们多数具有健全的人生观念，敢公然声称她们要结婚。我心目中的理想女人是爱数学也爱化妆品的，是比女权主义者更有女人的性格的。让她们用她们的化妆品吧，如果她们还有馀力（孔子一定会这样说），让她们也弄弄数学吧。
我们要晓得我们所讲的是一般男女的一般理想。世界有杰出而能干的男人，也有杰出而能干的女人，他们的创造能力是世界真正进步的原因。我要求一般的女人把结婚当做理想的职业，要求她们去生孩子，或者也去洗碟子，同时，我也要求一般的男人把艺术忘掉，只要去做剪头发，擦皮鞋，捉窃贼，修补铁锅，或堂倌的工作，挣到家人所需要的面包好了。世间既然须有人生产孩子，养育孩子，在出麻疹时候看护他们，把他们造成良好而有智慧的公民，男人在生孩子方面既然是无能为力，对抱孩子及替孩子洗澡的工作又是那么笨手笨脚的，那么，我自然是希望女人去担任这种工作了。一般地比较起来，我不知道哪一样的工作是更高尚的——养孩子呢？做理发师呢？做擦皮鞋匠呢？抑是做百货公司的看门者呢？如果女人们的丈夫须在百货商店替陌生人开门，我真不知道她们对于洗碟子的工作还有什么可以埋怨的。过去是男人站在柜台后，现在女人争先恐后地跑去代替男人在柜台后的地位，而男人的工作倒是去开门了；如果女人们以为这是更高尚的工作，那么，社会是欢迎她们去做这种工作的。以生活的方法而言，没有什么工作是高尚的，也没有什么工作是卑鄙的。有些女人在公共场所保管男人的帽子，我不敢说这种工作一定比缝补丈夫的袜子更罗曼蒂的。保管帽子的女人和在家补袜子的女人，其间的异点是后者有一个男人可以同甘苦，而前者没有。当然，我们希望那个穿袜子的男人配享受那女人的劳力的结晶，可是如果我们定下一条原则，说他的袜子不值得她的缝补，那可就太过悲观了。男人并不是全部那么没有价值的。家庭生活包括着养育孩子这种重要而神圣的工作；而一般人觉得家庭生活太卑下了，不值得占据女人的时间，这种观念不能说是一种健全的社会态度；这种观念只有在女人，家庭，和母性不受充分敬重的文化中，才有存在的可能。这倒是值得注意的要点。
论性的吸引力
女人的权利和社会特权虽然已经增加了，可是我始终认为甚至在现代的美国，女人还没有享受到公平的待遇。我希望我的印象是错误的，我希望在女人的权利增加了的时候，尊重闺秀之侠义并没有减少。因为一方面有尊重闺秀之侠义，或对女人有真正的尊敬；另一方面任女人去用钱，随意到什么地方去，担任行政的工作，并且享有选举权——这两样东西不一定是相辅而行的。据我（一个抱着旧世界的观念的旧世界公民）看来，有些东西是重要的，有些东西是不重要的；美国女人在一切不重要的东西那方面，是比旧世界的女人更前进的，可是在一切重要的东西这方面，所占的地位是差不多一样的。无论如何，我们看不见什么现象可以证明美国人尊重闺秀之侠义比欧洲人更大。美国女人所拥有的真权力还是在她的传统的旧皇座——家庭的炉边——上产生出来的；她在这个皇座上是一位以服役为任务的快乐天使。我曾经看见过这种天使，可是只在私人家庭的神圣处所看见，在那里，一个女人在厨房中或客厅中走动着，成为一个奉献于家庭之爱的家庭中的真主妇。不知怎样，她是充满着光辉的，这种光辉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是不相称的。
这只是因为女人穿起薄纱的衣服比穿起办公外套妩媚可爱吗？抑只是我的幻想？女人在家如鱼得水，问题的要点便在这个事实上。如果我们让女人穿起办公外套来，男人便会当她们做同事，有批评她们的权利；可是如果我们让她们在每天七小时的办公时间中，有一小时可以穿起乔治绉纱或薄纱的衣服，飘飘然走动着，那么，男人一定会打消和她们竞争的念头，只坐在椅上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们。女人做起刻板的公务时，是很容易循规蹈矩的，是比男人更优良的日常工作人员，可是一旦办公室的空气改变了，例如当办公室人员在婚礼的茶会席上见面时，你便会看见女人马上独立起来，她们或劝男同事或老板去剪一次头发，或告诉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买一种去掉头垢的最佳药水。女人在办公室里说话很有礼貌，在办公室外说话却很有权威呢。
由男人的观点上坦白地说来——装模作样用另一种态度说来是毫无用处的——我想在公共场所中，女人的出现是很能增加生活的吸引力和乐趣的，无论是在办公室里或在街上，男人的生活是比较有生气的；在办公室里，声音是更柔和的，色泽是更华丽的，书台是整洁的。同时，我想天赋的两性吸引力或两性吸引力的欲望一点也不曾改变过，而且在美国，男人是更幸福的，因为以注意性的诱惑一方面而言，美国女人是比（举例来说）中国女人更努力在取悦男人的。我的结论是：西洋的人太注意性的问题，而太不注意女人。
西洋女人在修饰头发方面，所花的功夫是和过去的中国女人差不多一样多的；她们对于打扮是比较公开的，是随时随地这样做的；她们对于食物的规定，运动，按摩，和读广告，是比较用心的，因为她们要保持身体的轮廓；她们躺在床上做腿部的运动是比较虔诚的，因为她们要使腰部变细；她们到年纪很大的时候还在打扮脸孔，还在染发，在年纪那么大的中国女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她们用在洗涤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