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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起来。她也立刻站起。我低声说：“挽着我的手臂，咱们走。”她便顺从地挽着我的手臂，与我一块儿走了出去。走到马路上，走了
许久，我一句话未说。
她欲抽回手臂，然而我紧紧握着她的手。她不安地问：“你怎么了？”我这才说：“听着，你知我将你当妹妹一样看待，你就要调到广州去工
作了，那里这类港客也许更多，那类女孩子们也许更多，如果你变得像她们一样分文不值，一样下贱，你从此就别再见我了。见了我，我也会不认识你！”她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低声说：“你看我是那种女孩子么？”
我知她绝不会变成像她们那样，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常想，中国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金钱么？为什么近几年生活普遍提高了，中国人反而对金钱变得眼红到极点了呢？在十亿中国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国人首先被金钱所打倒了？！社会，你来回答这个问题罢！
有一次，我在北太平庄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外地的司机向人询问到东单如何行驶路近？那人伸手毫不羞耻地说：“给我两元钱告诉你，否则不告诉。”
司机又去问一个小贩，小贩说：“先买我一条裤衩我再告诉你。”
司机长叹，自言自语：“唉，这还是在首都啊。。”那天我是推着自行车，带儿子到北太平庄商场去买东西。儿子要吃雪糕，尽数兜中零钱，买了四支。交存车费时，没了零钱，便用一元向那卖雪糕的老太婆兑换。
她却问：“还买几支？”我说：“一支也不买了，骑车，还带孩子，拿不了啦。”她说：“没零钱。”将一元钱还我，不再理我。我说：“我可是刚刚从你
这儿买了四支啊！”她只作没听见，看也不看我一眼。倒是看自行车那老人，怪通情达理，说：“算啦，走吧，走吧。”又摇
首道：“这年头，人都变成‘钱串子’了。。”所幸并非人人都变成了“钱串子”。否则，吾国吾民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那社会光景也实实在在并不美好。
看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民族素质的提高，并不见得就成正比。门户开放，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贴”者们又大显身手，以更
高的技巧去“贴”外国人。此乃“贴”风的第三层次。我看也就到此了。因为“火星人”三年五载内不会驾着飞碟什么的到中国来。据说“火
星人”类似怪物——果而有的话，不论技巧多么高超的男女“贴”者，见之
也必尖叫惊走。“贴”风有层次，“贴”者则分等级。一等“贴”者，“贴”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
意大利人、瑞典人。。二等“贴”者，就“贴”黑人。在这一点上，颇体现了中国人的国际态度——不搞种族歧视。三等“贴”者，只有依旧去“贴”港客了。一边“贴”住不放，一边
又不甘心永远沦为二等，用俗话说：“骑着马找马。”有一次沃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如今在外国人面前怎么变得这么下贱了啊？和外国人认识没三天，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请求，想摆脱，却纠缠住你不放。。”
我虎起脸，正色道：“请你别在我家里侮辱中国人！”他没想到我会对他说出如此不客气的话，怔怔地望了我片刻，不悦而
辞。其后旷日不至，我以为我把他得罪了。他终于还是来了，并诚恳地因那番说过的话向我道歉。其实沃克的话，对某些中国人来说，是算不得什么侮辱的。他不过说出了一种“下贱”的现象。“贴”外国人者，已不仅是为了钱，为了物，还为了出国。“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我们的老祖宗自尊若此，实乃可敬。
有时不免胡思乱想，倘哪一个外国阔佬，别出心裁，在天安门广场大摆案条，置种种外国货于案上，大呼：“嗨，你们中国人来随便拿吧！”会不会有千人万众，蜂拥而抢，挤翻案条，打破脑袋呢？
沃克常到我家来，而且次次开着小汽车来，就引起一些人对我的格外注意。于是就有人问我：“能不能帮忙换点外汇券？”我总是干干脆脆地回答两个字：“不能。”便被某些人认为太“独”，连点“方便”也不给予则个。我自己也不走这个“方便”之门。
那时我的家里还没有录音机，没有电冰箱，没有彩电，只有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比较而言，电冰箱对我们的生活，比录音机重要得多。北京的夏季太热了，剩饭剩菜，孩子的牛奶，隔日必坏。电冰箱简直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而电冰箱又脱销，实在不易买到。
但“友谊商店”却是有卖的。可我无一张外汇券。
妻不免经常对我说：“你就开口求沃克一次吧！咱们就求他一次还不行么？凭你和沃克的友谊，求他用外汇券替咱们买一台电冰箱，难道他还会拒绝呀？咱们给他人民币。。”连老父亲也说：“我看沃克会帮这个忙的，你开一次口，求求看。”
我想，只要我开口请求，沃克是肯定会答应的。我向自己发誓，绝不对沃克提出这样的请求，以及类似的请求。因为有一天，晚饭后，喝茶时，沃克望着我在地板上搭积木的儿子，
忽然说：“我第一次到你们家，小梁爽还不会单独玩耍，如今小梁爽已经会
叫我‘沃克叔叔’了，可我连一具玩具还没送给他过。”面有愧色。妻说：“他的玩具可不少啦！”沃克说：“我下次来，一定送给他一件玩具。”我说：“你何必这么认真
呢。”沃克看我一眼，说：“晓声，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我说：“我们中国有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愿在你我的友谊之中，掺入任何一点杂质。”从那天以后，我牢牢记住了沃克的话——“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
我不甚知道沃克——一位年轻的瑞典博士——在中国结识了多少中国人，也不甚知道这些中国人曾向他提出过怎样的请求。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在他结识的那些中国人中，“政府官员”们是不少的。而我，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在全部他结识的那些中国人中，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如果你我不是复旦同窗，你我就根本不会结识。因为以你的性格，你不太可能进入我所结识的那些中国人的社会圈子。”——这是他对我说的话。
我相信他的话。
“我很尊敬你们中国的学者、专家和知识分子们，他们谦虚，普遍事*敌那浚。。谕*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对于他们提出的请求，我从来都尽力而为。他们提出的请求，很少涉及个人物质方面，都仅限于事业方面。我能帮助他们做某些事，心里常常感到很高兴。他们的事业，代表着中国的某些事业。事业与个人利益，文化科学知识与物质，这两类截然不同的请求，区别了我所结识的两类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是他对我说过的另一番话。
他的这些话，使我为某些中国人自豪亦为某些中国人悲哀。有一次我故意问他：“在你结识的中国人中，有请求你帮助他们买电冰
箱的吗？”他说：“岂止是买电冰箱啊！”他告诉我，有一位什么什么局长，通过什么什么关系认识了他，然后
便多次主动请他到家中做客，并把自己的两位女儿介绍给他。再后来通过第三者向他暗示，希望他这位年轻的瑞典博士成为那局长“同志”的大女婿或二女婿。“无论我爱上哪一个都可以。‘两个之中任你挑’——他们的原话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沃克那张英俊的，王子气质的脸上，呈现出极其鄙夷的表情。
我说：“那你就挑一个呗！你不是希望寻找一个中国姑娘作你的妻子
吗？”沃克愤愤地说：“可我是要在中国自己寻找，而不是要别人向我兜售！”我说：“你应该理解他们的心情啊！”沃克说：“我当然理解，简直太理解了！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那
两个姑娘之中，我一个也爱不上！并劝他们死了这条心！我觉得他们是在侮
辱我，可你猜他们继而又向我提出什么样的请求？”我说：“猜不到。”沃克说：“你认真猜猜。”我想了一会儿，摇头。沃克说：“他们请求我，将别的外国人介绍给那位局长的两个女儿！我
问他们，中国男人那么多，为什么非要替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他们回答得很坦率：‘在北京，局长一级的干部多的是。而且我这位局长快退休了，女儿们没什么大本事，找个外国人做丈夫，将来可以到国外去，幸福有个依靠。’你们某些中国人替自己女儿考虑的所谓的幸福，竟是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
他感到又失口了，连忙看着我说：“请原谅。”我说：“你问得有道理。”也许我的表情过于严肃，沃克的表情也郑重起来。他思考片刻，低声道：“我今后再遇到这类事情，当面轻蔑他们不过分
吧？”我说：“随你。”妻接着我的话说；“沃克，别听他的！他是存心想当现行反革命，我今
年才三十二岁，对这类事连听也不听。我可不想当现行反革命家属！”我说：“如果我说这番话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他妈的中国算是没救
了！”妻用恳求的目光瞪着我，我不忍再增加她心中的不安，便换了个话题。但接下来的交谈却显得非常勉强。
那天，沃克分明也是怀着一种不佳的心情告辞的。
我没料到父亲在门外偷听到了我与沃克的那番谈话。沃克走后，父亲进屋来，指着我狠狠地大声训斥：“你小子别烧包！你他妈的从北大荒到了上海去念大学，又从上海分配到北京，每个月六十多元的工资拿着，连奖金算上起码七十元，比我当四级泥水工时的工资少不了几元，老婆也有了，儿子也有了，你还对这不满那不满，你还怂恿一个外国人去骂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