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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某报的编者来访，说是要写篇文章，举两位青年作家为例，梁晓声代表“正确的”创造道路，张辛欣代表“错误的”创作道路。逼我谈点“正确代表”的体会，始大厌，进而大怒，不客气地“送”出门去。
我并不老谋深算，也不愿在文坛沉浮中捞取什么“政治稻草”。需要你作某种“政治道具”时，便将你高高举起；紧锣密鼓一停，便甩手将你扔在台上，摔你个“仰巴叉”。积成人后之政治常识而非经验，这一点儿“悟性”还是有的。而某些编者记者，明明心中瞧不大起你，为了职业的缘故也许还为其他的什么缘故，却偏要将你涂了某种颜料，高高地插在什么幌子上，也忒不仗义了！
再后来，某刊约我写篇“我与文学”之类的文章。当时心中觉得有那么多话，似乎不吐不快，便写了。八千余字，其中有两千余字谈到辛欣及她的作品。记述了我与李纪同志深夜访她归来时那种心境，那种感受，那些思想。记得其中写到这样的话：“辛欣正在思考。我认为思考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严肃的时刻，神圣的时刻，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而干扰别人的思考，无论以什么方式，出于什么动机，良好的也罢，善意的也罢，其实都是讨嫌的。
在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起码是不文明的行为。奉劝他们学得懂点礼貌。。”
一吐为快的文章必然失之含蓄。这篇文章当时被退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欲寄给辛欣看看，一想有讨好卖乖之嫌，便放置起来了。至今仍保存着。
四届“作代会”期间，一位评论家，问我：“读了张辛欣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长篇散文《回老家》么？”答未读。
说：“一定要读，写得极好。”
后两天离开会议，带着那期《人民文学》到石家庄去。在招待所里看完了，果然好。那期《人民文学》上，刊有“推荐‘读者最喜欢的作品’启事”。便连夜写了一篇很严肃很认真的推荐信，约千余字，寄给了《人民文学》。《回老家》竟未评上“读者最喜欢的作品”，据说是仅有我那一份选票。
唉，好作品常有被埋没之时！难怪王蒙同志主张编辑出版“落选作品选”，以补“遗珠之憾”。
至今我仍认为，辛欣有创作电影剧本的才华。在她的分配去向拖了半年多尚未落实前，曾托人达意她，愿“保举”她到北影来。读了《回老家》，不免后悔。暗想：梁晓声，梁晓声，你才是个大傻瓜！没谁会像你似的，拉来个强者“盖”自己！张辛欣进了北影，你自己就干脆“回老家”吧！心中产生了这想法，就好像一个人照镜子照出了一张狰狞的鬼脸，灵魂不由出汗。承认别人的某一篇作品比自己的作品好，还写封“推荐信”什么的，这类小小“高尚”，有利而无害，不过是“高尚”的自我表现。而要将别人拉到自己身旁，让别人的光彩照出自己的平庸来，心中那鬼就会啃你的灵魂了！
人啊，人！为什么都免不了有那么点嫉妒心理呢？回厂后我还是向领导“保举”了她，领导也表示可考虑。她自己又犹豫，我只好作罢。。张辛欣，听着！你这辈子不写一——三个好电影剧本，你才对不起你自己呢！写吧，必要时我愿像当年那样，极负责任地为你当一次编辑。我如今已是编剧，不是哪个编剧都他妈的乐于给别人当编辑。而且有一条你是可以放心的，无论你写出多么好的剧本，我都不会在你的名字之后再挂上我自己的名字。我这人从不沾别人的光。到时候你拿你的编剧费，我拿我的责编费。即使你写出的剧本可能得“奥斯卡”奖，我也不动心。这点职业道德还是有的，更何况你也不是个“善茬子”。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替电影编辑们辩白几句。因为我又想起了数年前你第一次与我见面时说过的话：“我知道，一无名人推荐，二无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在北影上一部影片是痴心妄想。。”
当时你我还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属“文学青年”一类。我“迂”得可怜，你“狂”得非凡。但我和你一样，都急切地要早日显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种压制。
其实呢，我作了几年电影编辑，倒认为靠名人推荐，或走个什么“后门”，达到在北影上一部影片的目的，并不那么容易。编辑之上有编辑组长，编辑组长之上有编辑部主任们。
主任们也说了不算，还得经过编辑部定稿小组讨论。讨论之后也还无效，得经党委通过，有时甚至还惊动电影局、文化部、中宣部。升到更高级的“阶段”，则非党中央的某某领导同志出面说一句话不可。
一部电影的拍摄，真是层层把关，难乎其难。如今“拍摄自主权”下放各厂，情况是略有好转，但那“犯错误”的可能也便同时下放到了各厂。把关者们还是比刊物的负责人们更其顾虑重重。一篇稿子发排了又抽下来，也不过就损失个几千元，至多上万元。而一部影片若投入拍摄又中途“下马”，那损失则可能是十几万，几十万。如今讲究“经济效益”，损失中包括了全厂职工的奖金，是“怨声载道”的。电影编辑们，除个别人热衷于假什么名人或首长之名，推平庸之作欲获责编费而外，多数还是有艺术良心的。
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点上就无懈可击。谦虚过分实乃虚伪。
在我们北影的《电影创作》即将复刊时，一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我一个剧本说：“别拖，早看完。看完写一份书面意见给我。”
我接过剧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便看。
内中用大头针别着几份“批示”。
第一页，是当时的一位领导同志写给自己秘书的，只称作者名字，可
见关系非同一般。大意是剧本看过了，很电影化，主题思想很有意义。人物形象突出，情节曲折生动云云。要秘书告作者，已代转电影局某负责同志。第二页，是这位电影局某负责同志的“意见”，当然是“完全同意”上述的“意见”。大概是为了表示虔诚和态度认真，还提了几条无伤大雅的“似可修改”
之处。一个“似”字，道出许多谨慎。第三页，是我们北影厂当时厂长的批条——立转编辑部主任一阅。主任积稿太多，很信任我，便由我“一阅”了。我看罢这些“官批”，
对同室的一位老编辑笑道：“这位作者，不是大干部的儿子，也一定是侄子
女婿之类。”老编辑揶揄道：“你的美差来了啊。”我答：“看看再说吧。”这个剧本是根据北影已故著名编剧海默同志的遗作《战马》改编的。看过后，竟没看出什么“匠心”之处。凝思良久，又去资料室翻出原
作细读。读罢，大不以为然了。海默同志的原作，写的是新疆剿匪时期，一名解放军排长的战马，在战斗中牺牲，战马是骑兵的“第二战友”，思念之情深切。后来在战斗中击毙一匪首，获得一匹与自己的“战友”一模一样的雪白马，遂结“生死之交”，屡立战功。小说原作，确不失为一篇较好的作品。
我一向以为，从小说到电影，所谓改编应是“再创作”，要重新体现改编者自己的艺术处理和艺术构思。“再创作”意味着艺术性的“再升华”，思想性的“再开掘”，情节细节方面的“再组合”。不见这些，那改编便是平庸的改编，当一名编剧也就太省事了。而且一篇短篇小说改编为电影，该补充多少改编者自己的生活和艺术方面的积累，是不言自明的。
基于这种艺术观点，我认为那剧本的改编是平庸的，这就与那些负责人的意见大相径庭了。我又了解到，海默同志生前曾亲自改编过自己这篇小说，北影还曾打印，“文革”中“一扫而光”了。我便感到左右为难起来，不知该怎样写“书面意见”，索性拿着它找主
任当面说。主任又问：“改编的如何？”我说：“将小说‘断行’，不等于就算改编。”主任明白了我的意思，沉
吟起来。
我又说：“题材也有些陈旧。刚刚粉碎‘四人帮’，人民希望看到正面或侧面反映‘十年动乱’的电影。再者，便拍，也应拍海默同志自己改编的剧本，亦算对我厂著名编剧的一种追忆和纪念。”
看得出，主任也颇感为难，默默吸了一会烟，终于说：“这样吧，再给副主任看看。刊物即将恢复，修改后发一下，也算了结了此事。”副主任，一位德高望重，很有艺术判断水平的老同志，看后对我说：“即
使发表，也需让作者再认真修改几遍。”我就打电话与作者联系，约他到厂里来听取我和副主任的意见。他嫌路远，希望到他家谈。我想到副主任家离他家较近，为了老头少走许多路，应诺了。那时我
们的副主任正在家中休病假。
从北影厂到火车站，路是够远的。倒了三次车到了火车站，还要倒一次车，下了车还要走十分钟。那一带我到北京后没去过，街道不熟，约定的时间又早——八点半。六点半便离厂，吃不上早饭，北京站附近买了一个面包，边走边吃。
到了作者家中，我理所当然要请副主任先谈意见。老头看得很认真，用铅笔在稿纸格边做了许多记号，写了不少句“评语”，一边翻阅，一边谈。老头谈一条，作者“解释”一条。或曰：“这里你没看明白。”或曰：“这里不能照你的建议改。”或曰：“我自己认为这里改的很好。”
我便有些看不下眼去，打断他说：“我们尊重改编者本人的艺术见地，我们的意见也仅供你参考，要求你修改一稿不算过分。你修改后再寄我们看吧！”说罢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