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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互相望望，便都站起。
王松山说：“以后有什么需要面谈的，我就不带小齐来了。
我比不得你，我得天天上班。小齐自己来行不？”我说：“行，行。”
那位韩副院长说：“我们医院虽是区属医院，但医疗水平还是可以的。有好几位中医专家呢，治慢性病挺出名，比如肝炎、胃炎、支气管炎什么的。想看中医时，欢迎你去我们医院找我，一定让专家给你看。”
我说：“会去的会去的，一定会去的。”
小齐想对我说什么，却什么也没对我说。只对他的女儿说：“跟伯伯再
见。”
于是那女孩儿机械地重复：“伯伯再见。”眼神儿依然像来时那么忧郁，模样也是。儿童的忧郁的眼睛，最能将大人们常说的“忧郁”这个词儿放大了再显示给大人们看。我自己的眼睛不禁地望向别处。
“跟伯伯贴个脸儿。”
女孩儿从爸爸怀中将身探向我，我将自己的脸凑上去，和她的小脸儿贴了贴。
我觉得那小脸蛋儿挺烫。
“孩子在发烧吧？”
“嗯。”
“那你还带着孩子来！”
我不免责备当爸爸的。
“不带不行她要来啊！这孩子太懂事了，比我还上火着急。”
当爸爸的似有无穷苦衷。
将他们送走后，妻埋怨我：“叫你少管闲事儿，你偏不听。怎么样，这下又把自己卷进去了吧？处理不妥，你非落个双方面都记恨你的下场不可！”
我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双重间谍。我明白这样的角色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角色，但却有些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一情节或细节，使自己命中注定似的成了这么一个角色。我说：“你别烦我了好不好？”
第二天晚上我到冉家去。开门的是冉的母亲，面有愠色的老太太强作笑颜，没将我引进客厅，而引进了四间房中最里边的一间——冉的父亲的书房。经过客厅，我见鱼缸不在了，地上有没拖干的水迹。经过冉的卧室，我听到有人在里面抽泣。我想那一定不会是别人，一定是冉。我想那鱼缸一定是碎了。。
老太太分明也不想隐瞒我她们发生了争吵。我一落座她便说：“气死我了。”
我讪讪一笑，问怎么了？
老太太说冉反对她替冉的父亲准备进行到底的事。说冉认为，当女儿的起码也有一半的权力和资格，决定某件与死去的父亲有直接关系的事，以及决定怎样做才合乎父亲生前的一贯思想方法。
“你说她这不是家庭中的叛逆吗？她还认为她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你说，父亲死在别人手下，当女儿的，哪有站在什么客观立场的？如果老头子恶贯满盈，又当别论。可老头子一生善良得没比正直得没比呀！谁反对我，谁就是我的敌人！。。”
老太太说着说着，激动起来，恼怒起来，两只保养得很好的手，同时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并不时擂着自己的膝盖。她一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样子，甚至是一副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的样子。
那一时刻我被她那一种气概震慑住了，预先想好该怎么说的话，全忘了，感到很是尴尬。仿佛内心里的企图和目的，已然被老太太洞悉无遗看穿看透。我觉得即使要说的话又在头脑中重新排列组合好了，聪明点儿，识时务点儿，也还是不要说为妙，起码应该留待以后或许有了较适当的机会再说。老太太问我，是不是来告诉她进展情况的？
我说也是也不是。那件事么，进展是在进展之中的，但牵涉法律的事，非一朝一夕就能有结果，希望她耐心等待。说罢我起身告辞。
老太太翻出一条烟非要送给我。我推拒不过，只得笑纳了。我知道这将使我以后在她面前更加被动。但是她那么诚心诚意，使我唯恐却之不恭，没法不收。
复经过冉的卧室，老太太悄声对我说：“你劝劝冉吧，劝她别跟我争吵。这家，从此就剩我们母女俩了，不能争吵。一争吵，双方都伤心，都伤感情。。”
她笑了笑，笑得有那么几分凄凉。我犹豫一下，说：“好，我劝劝她。”于是我进去劝冉。无非将她母亲的话，对她重复了一遍。其实我进去
之前，她已经不再抽泣了。她先看我手中的烟，随后才抬头看我的脸。她那样子，似乎对我有些冷淡。她说：“对于我们家的事，你最好别过分热心，别太介入，行不行？”
我说：“行，行。”她说：“行就好。”我诺诺着退出。心里骂了自己一句：你他妈的！。。回到家不一会儿，
电话响了，是我那位当律师的北大荒知青战友打来的。我告诉他，我请求他进行的事，不要继续进行下去了。他说他还要继续进行下去。我冲着话筒嚷：“你这人怎么了？有病啊？告诉你不要继续进行下去，你却偏要继续进行下去！”他说，他得听命于他的职业良心，而不是听命于我。我说：“见你妈的鬼！”
电话那一端沉默了片刻，以坚定不移的口吻又说：“这件事值得当律师的人为之一辩，律师也需要出名的机会。不过我将不是站在你的委托人的立场，而是站在替被告辩护的法律立场。”
“什。。么？。。”我不禁吼起来：“你他妈的存心耍弄我是不是？。。”这时妻闻声走到跟前，一把夺过听筒，说：“这很好，你是对的，你就这么继续进行下去吧。他刚才没听懂你的话，其实他也是这个意思。。”
我又从妻手中一把夺过听筒，可对方已将电话挂了。我放下听筒，瞪着妻，咄咄逼人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妻说：“我也不太明白你。你昨天不是信誓旦旦地答应了小姚的丈夫，要帮助人家的吗？现在有一位律师愿意为小姚进行辩护，你还跟人家吼，你又究竟是干什么呢？”我气急败坏地说：“可他是我为冉的母亲请的律师，我已经将他的名字告诉了那老太太。现在他反戈一击，老太太对我会作何想法？我吸这烟，就是那老太太今天强送给我的。对她，我可是成了个什么样的人啦？”
妻愣了。她没想这么多，更没想到我非但没拔脱出自身，反而越陷越
深，反而收受了人家的人情。她怔呆半天，恨恨地说：“活该！人家送给你，你就接？缺你烟过么？”第二天上午，我正欲出门去找我那位当律师的北大荒知青战友，他却
来找我了。他说：“你先告诉我，那位老先生，是江苏人不是？”我说：“好像是。你问这干嘛？”他说：“是江苏人就对了。两人争吵起来，是因为他先开口骂了人家，
用江苏话骂人家‘癞皮脸’。这在长江以南，尤其江苏一带，对妇女是侮辱性很重的一句骂人话。对方也是江苏人，从小在江苏长大，对用家乡话骂她格外敏感，就也用家乡话回骂了一句，骂的是‘老疯癫’之类。而那位老先生，就扇了对方一记耳光。。”
我说：“这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冉老那样的老先生，怎么可能先开口骂一位妇女，还动手打人家？你对你的话，是要负责任的！”
他笑笑，说：“我当然对我的话负责任。我调查了解过，还取了证。现在证言都在我手里。有看自行车的老头儿的证言，有对面卖烤羊肉串的小伙子的证言，有旁边修理自行车的师傅的证言，还有一位摆服装摊的姑娘的证言。你别急，你也别不信，你耐心听我告诉你，是怎么一个经过。那姓姚的女同志，也就是被告，取自行车的时候，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也在取车。他碰倒了一辆自行车，结果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辆压一辆，倒了一大片，包括被告的车也倒了。那男人却视而不见，推了自己的自行车便走。看自行车的老头儿从小木房里冲出来嚷嚷，想喝住他，让他把车都扶起来。不料那男人凶，骂了老头儿一句。老头儿瞅那男人凶，没敢惹。老头儿那一天连看自行车，同时照看着孙子。他那孙子在小木房里哭了，老头儿顾不上先扶车，赶快进了小木房哄孙子。被告呢，虽然自己的车也被压倒了，但和老头儿一样，不敢惹那个男人。她扶起自己的自行车，推着走了两步，回头看看倒下的一排车，又不走了，支住车，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车。如果她走了，不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车，那一天也就不会发生那么一件事。咱俩今天也就不会谈这件事。细想想，还真有些符合摩非定律——任何事情，只要能往坏的方向发展，就一定往那个方向发展。生活中有些带规律性的现象，是他妈很邪门儿的。她一辆辆扶起了十几辆车，还倒着十几辆没扶起来的时候，那位姓乔的老先生来取车了。倒着的车中，包括他的车。被告，也就是那姓姚的女同志，就不再扶了，向自己的车走去。也许她心里想：这点儿公共义务人人都应尽，您老把那些车扶起来吧。而看自行车的老头儿呢，进到他的小木房去之前，见有人替他扶起倒了的一排车，也就发懒，索性不出来了。那位乔老先生呢，误会了，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以为那些倒着的车，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我们现在当然已经无法知道他怎么会产生误会了。大概按照他的主观主义的想法，认为既然对方在扶车，毫无疑问地那一排车是对方弄倒的。既然是你弄倒了别人的车，你就应该全扶起来。于是他叫住姓姚的女同志，质问她为什么不把车全扶起来，并且批评对方缺乏起码的公德。她呢，当然说不是自己弄倒的啦。老先生拖住她的自行车后座，不许她走。说我明明看见你在扶，见我来了，就不扶了，就想走。说没有第三者，不是你弄倒的，难道是我弄倒的不成？说你们如今的年轻人，怎么竟这样！说你不把我的自行车扶起来，不把所有你弄倒这些自行车扶起来，你休想走！我非治治你这号人不可！对方说，是我刚才在扶不假，但那也不能证明是我弄倒的呀！你这位老同志怎么如此冤枉好人啊？这时又来了几个取自行车的人，见他们的车倒了，都以为是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