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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我们这些中学生帮助灭虫。办法又简单又野蛮——戴上手套，用手指捏死。
一片地中，何止千万青色肉虫！幸亏中国人多。支农又是学生的义务。
同学们最初都不敢接近患地。女同学尤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个个双手戴手套，站在地边，如同站在悬崖边，畏缩不前。老师督促，万般无奈，提心吊胆踏入地中，怀着恐惧蹲下身去，颤颤抖抖的手翻过一片叶子，那青色肉虫蓦然入眼，多到触目惊心，一个个立刻失声尖叫，仓惶跃起，奔逃开去。有的浑身瑟瑟发抖。有的脸上吓得变了颜色，冷汗淋漓。
几个平时常以勇敢者自居的男同学都不愿显示他们的勇敢了。
老师也是怕的。老师怕也只好装出不怕的样子给同学们做“示范”。“示范”无效。老师就在地头组织我们坐下来学英雄人物，学革命先烈。
老师说：“大家想一想，如果麦贤得和我们在一起，会象我们这种样子吗？”
同学们都羞惭地垂下了头。
老师又说：“大家想一想，革命先烈面对反动派的屠刀，连死都不怕，我们今天却怕危害农作物的肉虫，可耻不可耻？”
大家的头垂得更低了，但仍没有一个人表示愿作榜样。
老师最后干脆说：“反正这个生产队的虫害包给我们班了，早灭一天虫，早一天回学校上课。咱们学校的课程进度已比其它中学落后了好几节，你们升不上高中可别怪老师！”
大家纷纷抬起了头。升不上高中，对我们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们心里比老师更清楚。于是我们默默走向那片可怕的土地。那是人和千万条青色肉虫的“战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知除了
中国，还有哪个国家以同样的方法灭虫？也不知道我们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多少农村穷到了买不起几袋农药和喷雾器的地步？更不知我们一代人升学的权利早已被决定取消了！
许多同学吃饭的时候呕吐不止。有一个胆子最小的女同学，因为裤筒
里爬进了几条虫子，没个掩身之地可以脱下裤子抖抖，吓得抽疯昏厥了。然而为了早日返校上课，每一个同学都以最大的勇气克服胆怯。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步步逼近着我们。我们命中注定将受它
愚弄。正如收破烂的卢叔所说的那句宿命观点——劫数难逃。我们在江北农村度过了“五一”。支农劳动结束后放了三天假。我们重新开始坐在教室的那一天，上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过了很久，不
见一位老师的影子。老师们被校领导召集在一起，开什么“紧急会议”。
忽然安装在教室门右上方的喇叭箱里传出了校长的声音：“全校同学们，经校领导和全体老师一起讨论决定，今日不上课了，收听重要广播。收听后，召开全校大会！”
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军舰又侵犯了我们共和国神圣的领海领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又取得了巨大胜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又掀起了反华叫嚣了？蒋介石又向大陆派谴特务组织了？我国外交人员又发表了什么庄严声明或强烈抗议了？。。
全班同学交头接耳，猜测判断。
喇叭箱嗡嗡响了一阵，一个男性严峻的声音开始冲击我们的耳膜：“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开火——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我顿时想起了收破烂的卢叔的预言——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运动了！在经历了灭虫劳动后，我变得很神经质，夜里常常做恶梦，梦见自己浑身爬满了青色肉虫，它们啮咬着我。
早已将卢叔那天晚上的预言忘得一干二净了！果然如一个收破烂的卢叔所料！那个男性的严峻的声音继续着，字字铿锵，句句有力，充满浩然正气，
充满压倒一切的战斗性。它使我的心怦怦跳，它使我遍体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几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在我内心里煽起难以平静的情绪。“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拼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邓拓一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及待‘破门而入’的。。“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狂妄地叫嚷
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
“不！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站的很稳，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罢了。
你们并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你们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不过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罢了。。
“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广播结束，教室内仿佛弥漫着炮火硝烟。静极了。同学们都一动不动地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脸上失去了往常的自然神情，呈现着僵刻呆板过分的严肃，宛如一尊尊雕塑。
那个历史的日子是五月十一日。
那篇彻底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战斗檄文”发表在《解放军报》上。
班主任老师走入教室，她手拿一张报纸。她还没结婚，只比我们大七八岁。我从小学考入这所中学的那一年，也正是她从哈尔滨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这所中学的那一年。她出身于纯正的工人家庭，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同学们，”她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发抖：“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在这场清除资产阶级黑线的严峻斗争中，我们落后了！我们要奋勇冲上去！冲到第一线去！下面我再给大家读《解放军报》四月十八日社论—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篇社论强调——“搞掉这条黑线，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话，是毛主席的话。
“同学们，”班主任读完社论又说：“过一会儿全校师生要在操场上召开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宣誓大会。。”她的目光向全班同学扫视了一遍，最后落在我身上，说：“梁晓声，你写一篇决心书，一会儿代表我们班发言。”说着她看了一眼手表，提醒我：“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不要写多长，要快！能表达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决心就行！今天的发言不排顺序，我们班是四好班，一定要争取第一个发言！。。”
我的思想生了双翅，驾着这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荡宇长风翱翔，翱翔，“扶摇直上九万里”，根本无法降落在稿纸上。
我唯恐自己在十五分钟内写不完一篇象样的决心书，使我们这个“四好”班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丧失了第一个登台表决心的机会，正要举手推却，见语文老师走了进来。
“姚老师，”她对班主任说：“能不能让我占用几分钟时间？我有极其重要的话对同学们说！”
班主任皱起了眉头：“你想说些什么呀？”
“我。。我要再次向同学们检讨自己。。在课堂上读过《燕山夜话》和
《三家村札记》的严重错误，不，不是错误，是罪行！我。。”说话一向从容不迫的语文老师，因急切而结巴。“这。。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短了！”班主任不愿意。
“姚老师，我。。我垦求你！。。”语文老师的语调几乎带出了哭声。
“等开完全校大会你再对同学们说吧！”班主任的态度十分坚决，不容商量。
“可我一定要在开全校大会之前说的呀！姚老师，给我一个机会吧！。。”语文老师真哭了起来。
班主任不忍心又不情愿地走到窗前，算是默许。
“同学们，”语文老师一边用手绢擦眼泪一边说：“同学们，我上次对你们的检讨很不深刻！上次的检讨中，我还认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不过是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去认识。。他们是一伙黑帮，他们反动透顶，我也是‘三家村’中的一个，不，我不是，我虽然不是，但我是。。但我是。。”她越急于想说清楚她自己是什么，一时越说不清楚。她语无伦次起来。
我坐在第一排，离她最近。我看得很清楚，她眼中是真有眼泪不断涌出的。她手中那条小手绢已湿成了一团。我鼻子有点酸。我心里暗暗怜悯她。我知道，她绝不是存心要在课堂上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文章。她不过就是想给同学们读几篇范文而已。如果我当时知道她因被划过右派，丈夫跟她离了婚，并带走了她唯一的一个女儿永远不许她相见，随后她在某农场被改造了四年，两年前才摘掉右派帽子，在不少人的联名担保下方得以回归教育队伍，我想我不仅会怜悯她，也许还会对她产生同情。
为了提高我们全班的作文水平，她曾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这是全班同学都不能否认的。
“梁晓声！”班主任猝然叫我。
我一惊，不由得站起。
“你还不快写！”班主任有几分生气了。
我又立刻坐下，从书包里翻出纸笔，一个字也写不出，头脑中混乱一片。
“庞老师，你不能再侵占我们班的时间了！”班主任的语调，与其说是不满，毋宁说是抗议了。
“我。。我。。”语文老师再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情不自禁地又抬起头，想再看她一眼，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