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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将她视为狡猾的狐狸那一类女人。恰恰相反，我觉得她整个儿一个傻大姐！不可思议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傻大姐！骗她这样的女人，那冒名的作家梁晓声甚至在“战略战术”上未免太“正规化”了。也许玩儿闹着似的，就足以将她骗了。
“梁晓声还借了我六千元钱。。”我一听，心里可就幸灾乐祸。我半点儿也不同情她。半点儿也同情不
起来。正如没法儿不幸灾乐祸起来。分明的，她的损失不仅在金钱方面。“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攒的六千元钱。。”一个女人，如果能将自己“好不容易攒的六千元钱”，给予一个才认识
了没几天，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了解的男人，那么他进而把她弄到床上去，也就是既顺理成章又顺便儿的事了。
我心想──活该！你又不是不诣世事，天真无邪的少女，那么简单那么“程式化”的伎俩就把你从钱和性两方面都骗了，只能怪你自己。我心中还是半点儿也同情不起她来。只觉得她令我鄙视和厌恶。
我问：“那个梁晓声答应带你去日本吧？”她微微点了一下头。“还答应和你结婚？”她又微微点了一下头。我站起身，冷冷地说：“那么你就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呀！快满北京
寻找他去呀！正如你自己说的──好好儿的一件事儿。找不到他，不就是美梦一场了么？”我一边说一边走出家，站在家门外，一手拉住门不使门关上，一手做
向外恭请她的手势。。她当然明白了我是在向她下逐客令。她一边低了头往外走，一边嘟哝：“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好
好儿的一件事儿。。·我见她已泪眼汪汪。她走后，我静下心一想，我这作家梁晓声，明知另有“一位”很帅的，
善于奉迎女人心理的，是上将独生子的，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任正教授的，马上就有一张近百万美元的支票到手的“梁晓声”，兴许正在别的什么地方又以同样的伎俩对别的女人行骗，我这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似乎也太没起码的社会责任了。。
于是我简单地将这件事写成七八百字，郑重地征得文学部主任同意，
盖上了文学部的公章，寄往了《北京晚报》。这就是当年《北京晚报》上登的“梁晓声告诫‘警惕梁晓声’！”标题不是我拟的。是报社加的。当年一些文学界朋友还议论纷纷，以
为我不甘寂寞，哗众取宠，自己想出一个“点子”，意在替自己制造“社会新闻”，抬高知名度。。其实我当时哪儿有这么复杂的动机呢。而且这么一桩事儿，又算的什么“社会新闻”呢？我倒是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自己的名字和“花边文字”连在一起带来的心理滋扰。
但是我当年也并未责怪报社编辑何必加那么一个怪里怪气的标题。试想编辑也必是和我一样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啊！反正以后再没有被那另一位“梁晓声”骗了的女人来找过我，于是，于报社编辑，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梁晓声告诫‘警惕梁晓声’”这一“花边文字”，却使池田寿龟老先生非要“拜访”我不可了。他先打电话与我联系，说他接受了外文出版社交给他的任务，正在翻
译我的《从复旦到北影》和《京华见闻录》两篇自述体文章。本打算初步翻译完了再“拜访我”。见了晚报上那篇文章，禁不住希望立刻见到我了。。
几天后我在家里接待了他。很矮，肤色很黑，头发花白的一位日本老先生。脸上皱纹多而且深。看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记得他当时穿了一件旧风衣。一条很普通的线围脖差不多是胡乱地缠在脖子上。一副不修边幅甚至有几分邋遢的样子。那一天外边刮大风。他在北影门口就下了出租车。北影院内到处正在营建。他走走问问，走了十五六分钟才走到我住的十九号楼。待我见到他，他已浑身灰土。灰土藏进他脸上多而且探的皱纹里，看去蓬头垢面的。
他进了门不停地搓着双手说：“好冷，好冷，冷的‘斜乎’！。。”一口中国话说得挺流利。那一天的确很冷。他穿的也太单薄。我先请他站到走廊里，替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一通扫。扫尽他身上的
灰土，又兑了盆热水，带着毛巾香皂，请他到筒子楼的公共洗脸池那儿洗把热水脸。他脸上灰土太多。几把脸洗过，水已浑了。他的目光便望向我拎在手中的暖水瓶。心中有请求又不便开口。我看出了他的意思，又替他兑了一大盆热水。他这才得以将他的脸洗得干乾净净，一边从内衣兜里掏出柄小梳子梳他那被风刮得乱蓬蓬的花白的头发，一边环视着公共洗脸池四周。不消说，那是我们那幢筒子楼最有碍观瞻的地方。垃圾触目皆是。水池子里沉淀了一层油腻腻粘乎乎的污浊。
他问：“你们全楼的人每天都在这儿洗脸？”我说：“只是住二层的人在这儿洗脸。也不只在这儿洗脸啊！刷牙漱口，
洗衣服洗菜淘米。总之一切用水的方面，都得在这儿进行。。”他说：“那。。”沉吟之际，将“那”字拖得老长。我看出他想说的是一一“那为什么不将这儿搞得干净点儿，卫生点
儿？”但他在拖得老长的“那”字之后，说出的却是“这儿挺冷的，到你家去吧！”那儿的确并不比外边暖和。外面的大风扬着灰土，正从没了玻璃的窗口一阵阵扑入。。我赶紧挽着他回家。他一手拿盆，我一手拎暖水瓶。不挽着他，怕他
磕了绊了摔一跤。我家也不比外边暖和多少。我住阴面儿。还没来暖气，窗户也透风。我见他仍紧缩着身子，知道他还是觉得冷，便打开衣橱，取出我的呢
大衣请他披在身上。接着为他沏上杯热茶。并插上电取暖气摆在他近前。。于是我们的交谈渐渐开始。池田老先生就我原著中的一些字、词、句和时代背景提了一些翻译方
面的技术性问题，我也一一作了回答之后，他合上他的记录本儿，满意地笑
了笑，试探地问：“我能不能再就晚报上那篇文章提几个问题？”我愣了愣，一时不明白他何以对那一篇“花边文字”感兴趣。我也笑了笑。。不待我开口，他又补充说：“我是不是有点儿太冒昧了？用你们中国人
的话来讲，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若不愿回答，可以不回答的。已经超
出了咱们谈话的正题嘛！我不会因为你不愿回答就不高兴的。”
我说：“请问吧池田先生。您提出的什么问题我都乐于回答。”
我觉得他是一位既和善可亲又平易近人的日本老人。就像一位我早已熟悉的，既和善可亲又平易近人的中国老人。我内心里已经开始喜欢他了。
“那我就问了，好么？”
“好的，您请问吧。”。
“你认为，对那个受骗的女人而言，上将的独生子，中国作家的身份，和可以到日本去定居生活，嫁给一位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哪一方面的诱惑力更大些？”
他问得我不禁一怔。但那仅是片刻之间的事儿。我随即回答：“也许后一方面的诱惑力更大些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位上将的独生子，身份又是作家，仅仅这两点，在中国已经不太能使那些爱虚荣的女人们上当受骗了么？我曾听一些中国人说，前几年，只要一个骗子自称是高干子弟，而且骗术高明，那么几乎就可以骗遍大半个中国的啊！”
他问得很恳切，我看出他的困惑是真的困惑。
我不加思索地说：“对于某些中国的骗子，前几年行骗的‘大好形势’，已经过去了。
如果一个男子，仅仅是什么上将的独生子，对某些虚荣的女子并不够。关键还在于他的父亲是否仍活着，是否仍掌握实权。如果已经死了，或者已经无实权在握，上将的儿子就远不如能将一个女子带出国的男子了。比如您吧池田先生，在某些中国女子眼里，就远比一个并不能将她们带出国的上将的独生子更有魅力。你可以将某些中国女子带出国是不是？”
池田老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是的是的。但是我没那种念头儿，我十分警惕中国的爱虚荣的女子。你告诫她们不要上当受骗，同时也告诫了我不要上她们的当受她们的骗。用你们毛主席的话说──我要谨防‘糖衣炮弹’呢！”
我也笑了。
我说：“对。您是得谨防着她们点儿。那个骗子行骗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可却是‘全方位’的。上将的独生子这是一种高贵的出身。作家是一种在中国仍较受尊敬的职业。
近百万美元是一种优越物质生活的保障。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是许多中国男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出国定居是一种时髦。是摇身一变仿佛成为高等华人的途径。这几方面综合起来，对某些虚荣的女子，男子行骗的实力就相当强大了。不是什么‘糖衣炮弹’，简直是‘糖衣原子弹’了！而某些中国女子是很爱吃甜食的。”
池田老先生又笑了。他微饮一口茶后，再问：“但是你能否向我解释清楚，究竟为什么，那个骗子非要说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美国人要来买他家的房产和字画，而不反过来，说他是美国某名牌大学的正教授，日本人要来买他家的房产和字画？这两种说法，对于一个爱虚荣的中国女子，有什么不同的意义么？”
我凝视看他的脸，咀嚼着他的话，忽然明白了──明白这日本老人，何以冒着大风来见我，何以对一篇比豆腐块儿大不了多少的“花边文章”感兴趣。。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和日本，究竟那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更举足轻重？美国人和日本人，究竟哪一国人对中国人更具有心理亲和性？
他要由我获得到的，是最后这个“题中之题”的答案吧？而我没思考过他的疑问。我只好说：“也许由于美元一向比日元更坚挺啊！”。。后来池田老先生又到我家来过一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