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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妹”大概的就属于幸运者一类。比“表弟”低一届，整天仍在“浪漫主义”的红烟紫气的环绕之中炮制着体验着她的种种小感觉。她的父亲是某沿海城市的前市长。那座城市有一处新开辟的避暑胜地。任职期间亲自接待过的北京官员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相当不少。
在北京，她有资格称呼为“伯父”、“伯母”、“叔叔”和“阿姨”的人如数家珍。其实她有时候陪“表弟”到我家来，于她自己而言实在是时间方面的牺牲。于“表弟”而言实在是一种奉献。于我而言，是一面镜子。因我一直对“表弟”所知甚少。他似乎也不希望我对他了解太详。有几次我试图和他聊他自己，他言语含糊地回答我。从此我不再深问。当一个从前不相干的人，事实上已经闯入你的生活里，你不总是想对他了解得更多更全面些么？这与信赖不信赖无关。当然也不是好奇心。而仅仅是某种习惯性的心理倾向。
“表弟”我家来了几次之后，已经不仅仅是我的“表弟”，而且是母亲的“干儿子”了。
母亲不乏“干儿子”和“干女儿”。有我的中小学同学，知青战友。也有弟弟妹妹们的中小学同学、知青战友和同事。他们或她们极乐于确定这种传统的民间关系。母亲也乐于。到目前为止，这种关系大抵都在良好地继续着。我现在仍不太清楚“表弟”是怎么成了母亲的“干儿子”的。我想母亲一向是很自尊的，不至于“毛遂自荐”。而“表弟”又是个内向的矜持有余的青年，尽管他每来一次，对母亲的亲近就增加十分，但却也使我难以想象他主动说：“大娘，以后我当你是干妈吧”这种话。。
我只有从“表妹”这面镜子中，偶尔窥见“表弟”出于其间的某种模模糊糊的背景——一个很穷的地方，一个很穷的村子，在很深远的大山里。他是近百年来全村唯一产生的一个大学生。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全村唯一能有幸出现在北京的人。“表妹”这么告诉我的。
有一次母亲问起了他家乡的情况。母亲乐于向别人谈自己的家乡。一谈就没完没了。其实她不过是在缅怀自己的童年往事。因为她自从当了母亲之后就没回过家乡。家乡也没有任何亲戚了。毫无疑问的，我认为母亲她已是一个彻底被家乡遗忘的女人了。
是母亲却似乎相信，肯定的，在家乡始终流传着关于她的种种琐碎的然而却是永恒的故事。
她的想象中，关于自己，在家乡已经具有传说的色彩了。家乡的人们怎么会忘掉当年那个敢于像男孩子一样爬到高高的树上去掏鸟蛋的小姑娘呢？她死也不信。“你不知道。你不懂。
生在一个村子里的人，和生在一座城市里的人，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村子，那是最能记住人的地方。你活着的时候是哪一个村子的人，你死后仍是哪一个村子的鬼。你自己不愿回去，阎王爷也要把你打发回去。你几十年不回去，村里人几十年间念叨你。你一辈子没回去，村里人几辈子念叨着你！”母亲经常对我这么说。母亲也乐于听别人谈别人的家乡。听的时候，极其专注。极其虔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母亲像某些爱听别人讲关于鬼神的故事的孩子。
“冰啊，你上大学三年来，一次也没探过家？”母亲是这么开始问“表
弟”的。他说没有。“第一次离开家乡这么长时间，就不想？”他说有时候也想，更多的时候不想。“你们那村子有多少户人家啊？”“十四户。”“那是个小村子呀！村子越小，越让人装在心里，是不？”他说是的。“若生在一座大城市，几百万一千来万人，都当它是家乡，也就不值得
你独自很想着它了，是不？”他说是的。“咱娘俩，越聊，越能聊到一块去！”“妈，你聊点儿别的吧！”我试图把话岔开。“你一边去！”母亲生我的气了，“你不过只写了几篇小说，还没当什么
大官呢，就不爱听人聊家常嗑儿了？不比活人，咱们比死人，曹操你比得过么？连戏里的曹操，还说过‘孤死归首丘，故乡岂敢忘’的话呢！”我当然也是家乡观念极强的人。但我不愿母亲和“表弟”聊他不愿与他聊的话题。有一次我顺便问他，他却反问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从此我知道
了关于家乡是他忌讳的话题。不料那一天他却说：“我和大娘聊什么，都挺投机的。”尽管他已经是被母亲承认的“干儿子”，但仍称呼母亲“大娘”。倒是
索瑶，立竿见影地废止了“大娘”的称呼，而一口一声地叫母亲“干妈”了。“大娘，你说人心里，是能长久地装住大事呢？还是能长久地装住小事呢？”
他低声问母亲。他和母亲说话时，似乎只有母亲一个人存在。即或我和索瑶一旁相陪，他也并不关照到我们的。母亲想了想，说：“当然是小事！人心从来，只能长久装住小事。
谁都记不住他每次洗脸用多少水，但谁都忘不了他最渴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吮过的几口水，你说呢？”“我说也是。我们村里人少，关系处的都挺好。可使我做梦都梦见过的，是一只老母羊。。”
母亲一愣。我也一愣。不满地瞪了母亲一眼。他却娓娓地讲起来。他说在他之前有人离开过他那个村子。不过是新
中国以前的事。但却没有一个离开的人重新回到那个地方那个村子。他们有的为革命而死了。有的继续革命不止。村里的人习惯了被离开他们的人所遗忘。正如他们习惯于遗忘了那些人一样。他们都说，穷山僻壤的，忘了也就忘了吧。该忘。不忘，咱们也感觉不到的。莫如被忘了。也省得咱们记着了。他说，他爷爷那一辈人活着的时候，还常常谈起那些当年离开的人。谈到全村人为谁谁凑路上吃的糠饼子。谈到将谁谁一直护送到大山以外，怕在山里独自走，被谋财害命。为了一身补丁少的衣服，当年山里杀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你路过一个村子，可能被诚心诚意留住一宿，而第二天又在半路截住你，把你给杀了。为了太需要你那身补丁少的衣服。留你住一宿是诚心诚意
的。为了你那身补丁少的衣服而半路再截住你把你杀了，也是诚心诚意的。诚心诚意的冷酷无情地只为你那身补丁少些的衣服。他说他爷爷临死的时候，还叮嘱他父亲牢记谁谁的小名叫什么。若有朝一日竟回村里来看，就说他爷爷咽气儿前还念叨过那个人。他说，现在他爷爷那一辈的老人们，全都死掉了。而他父亲那一辈的人，更不互相并不谈论当年离开的那些人。讲给他们听，要求他们也铭记不忘。父辈人认为，当年的些个事不过是历史。当年离开村子那些人，也不过是历史。没死也是历史。而且不过是村子的历史。是仅仅与上辈子人有点儿记忆关系的历史。倘非说与他们，以及与他们的子孙有种什么关系，也不过就是种牵强附会的并没什么意义的关系。
他说时表情淡淡的。语气也淡淡的。低着头。仿佛是和母亲同样年纪的老人，讲述某件旧家具的来历似的。而别人要将它卖了或拆了或继续摆在哪儿，却是任随别人的便的。我想起母亲对我教诲过的，一个村子是最能记住人的话，觉得如果也对“表弟”说，不知他会作何表示？他沉默片刻，话题一转，接着说：“但是有一只羊，有一只老母山羊，我却经常缅怀着。当年我六七岁的时候，和村里的几个孩子都得上了一种怪病。不吃。不喝。发高烧。
从早到晚昏睡不醒。村里穷得连一头驴，一辆破大车都没有。赶到公社卫生站去搬大夫的人回来说，好几个村都流行这种儿童病，顾不上我们村，要来也得四五天之后。当娘的都急得哭了。那只羊却救了我们几条小命。羊是老村长家养的。已经老得跑不动了。但是每天还能挤出些奶。老村长就每天挤了，灌在瓶子里，一天两遍，挨家挨户给我们几个病了的孩子送奶。瓶子上用线绳扎了几道儿，谁家的孩子也不偏向，喝到线就不给喝了。一个孩子一次也就只能喝几口吧。一天两遍，一遍几口羊奶，竟维持着我们的小命儿活了下去。后来几天，那羊的奶头儿，都被老村长撸肿了。再后来，一滴奶也挤不出了。老村长就下狠心，把羊杀了。熬了羊肉汤，同样灌在瓶子里供给我们喝。奇迹似的，我们几个孩子的病，没用公社的大夫来治，一天天好转了。那是全村唯一的一只羊。也是全村唯一能算得上财富的一只羊。
老村长的女儿，因为每天吃糖咽菜，没奶水。他的外孙女，刚一岁多，也是靠了那只羊的奶养活的。羊杀了，那小女孩儿整天饿得哇哇哭。等到我们几个孩子能离开家了，我们就相约，到埋羊骨头的地方，一溜儿跪在地上，全给羊磕头。全哭。好像一奶同胞的几个小兄弟姐妹，哭我们死去的妈。可怜那只老母羊，奶为我们被挤光了，肉熬成汤被我们喝光了。连骨头，都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熬得再也不见一个油星儿，熬白了熬酥了，才舍得埋掉。没人教我们去给那只羊磕头，去哭它。完全是我们几个孩子心里一致的想法。我们还在埋羊骨头的地方，用山石为那只羊垒了个坟包儿，周围栽上了几棵小树。到北京后，我最见不得的情形，就是人们围着卖羊肉串儿的，吃羊肉串儿。见到一次这样的情形，夜里就做一次梦。梦见当年救了我们命的那只老母山羊，咩咩地朝我叫。。”
某类事情，或者某类人生经历，听老人们的回忆是一种接受，而听一个青年娓娓道来地诉说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接受，因为它使你感觉某种现实虽与你并不相干，但它的确矗立在某一个地方，仿佛也在向你诉说着什么。使你简直就没法儿无动于衷。
我震惊于一颗敏感的青年的心灵，需要怎样的一种保持平衡的能力和技巧，才会将这样的童年往事完整地包容住，并且磨合成一种绵长的情愫呢？
我尤其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