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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整治”，也就随她笑得不善，又问：“我的汇款单替我取出来了么？”回答：“Ｅ老师替你取。”Ｅ老师是我们专业上一届的留校生，我们的“教导员老师”。负责抓政
治思想工作的。因此而怪，不免再问：“怎么Ｅ老师替我去取？”Ｃ又那么令人莫测高深地一笑，其意味更加不善，慢悠悠地答：“我没
工夫。”一双眼中，放射出两股冷气，逼得我从脸到心一阵发寒。复躺下后，总觉Ｃ那笑，那话，那目光，包含着什么幸灾乐祸，不再能看下书去，苦思苦索，终不悟其所以然。辗转反侧，难以安睡。翌日，满腹狐疑回到学校，Ｅ老师和工宣队庄师傅在工宣队办公室联袂“召见”了我。Ｅ老师随口问了几句在杂技学馆深入生活的情况后，话锋突然一转：“你最近丢什么东西了么？”我回答：“前几天将书包在四十八路公共汽车上丢了。”又问：“除了书包，还丢什么了？”我一贯地丢三忘四，想不明白为什么问我这个，还以为他们要发慈悲，补助我点钱呢！
便答道：“除了书包再没丢什么。书包里有十几元钱，不过我弟弟又给我汇钱来了。”“就是这张汇款单*# 俊保爬鲜。。。。3 樘耄。。。。钦呕憧畹ト〕觯。。。。雷由弦欢！ *
我说：“是啊，您没替我取出来啊？”Ｅ老师脸色顿变，厉色道：“你好好看看。”我拿起那张汇款单“好好”看，写得一清二楚，是弟弟汇给我的没错，
问：“怎么啦？”“你看看邮戳！”我就翻过来看邮戳，一时不免大为尴尬，呐呐地说：“这是我半年前丢
的那张汇款单呀，从哪儿出来的呢？”“这正是我们要向你提出的问题！”一
直正襟危坐的庄师傅，朝我瞪起了眼睛。我说：“这得去问Ｖ呀，是他打电话叫我回来取的，那么他一定知道这张汇单是谁从什么地方找到的。”
“Ｖ在宿舍，”Ｅ老师站起来说，“我这就去问。”Ｅ老师走出去后，那位工宣队领导者一边吸烟，一边目不转睛地瞧着我。许多人在讯问别人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装出捷尔任斯基的样子。这位工宣队领导者也不例外。他大概自以为他那双肉眼泡投射出来的目光，也必定称得上“鹰一样的目光”。
一会儿Ｅ老师回来了，身后跟着Ｖ。不待Ｅ老师开口，Ｖ便冲我大声质问：“我没有给你打过电话！你怎么
无中生有呢？”“你。。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可我明明听出来是你的声音啊！”“你胡说！岂有此理！”他仿佛被牵扯进了什么极不光彩的事件之中，作
了“严正声明”后，愤愤离去。见他那种仿佛受了奇耻大辱的样子，我真怀疑自己从电话里听错了声音，低声说：“让我再想想，也可能是别人给我打的电话。。”Ｅ老师说，“你不必想了。我问过咱们专业所有的同学，谁都没有给你打过电话。”我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了——我企图用一张作废的汇单，再从邮局骗取
二十元钱，且让别人代取，嫁祸于人之心，昭然若揭也。庄师傅说：“坦白交待吧，这张汇单你为什么保留至今？”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是说——你半年前伪装丢失了汇单，从学校开出
证明取了款，而将汇单保留至今——是有“蓄谋”的。“我？！。。我将汇单保留至今？！”我拍案而起。“你坐下！难道是别人替你保留至今的吗？！”工宣队领导者也拍案而起。
Ｅ老师说：“这件事明摆着，性质是严重的，证明你的品质。手段也是恶劣的。你要抵赖是不行的。只有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否则，你是不能带着这样一个没有交待清楚的问题毕业的！”
我说：“你们想一想，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办这种蠢事吗？二十元啊！不是二百、二千，值得我从半年前就处心积虑，制造假象吗？难道我不知有人正希望我毕不了业吗？”Ｅ老师说：“你不要将问题扯到别人身上去，这对你自己没什么好处！”
那位系工宣队副队长说：“你的态度很坏，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吧！你回去想想，还是诚实点，别拖到毕业分配时处理！那样对你更不利！”我简直发懵了。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希望“莫须有”的事成为事实。更
不明白他何以会因此而内心里产生了某种快感似的。我说：“我什么也不会交待的，随你们的便吧！”说罢，起身便走。回到宿舍里，小莫见我脸色不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将事情前后
对小莫述说了一遍。小莫追问：“到底是不是Ｖ给你打的电话？”我说：“是。可他否认。”沃克连声说：“这太无耻了！这太无耻了！。。”小莫沉思了一会儿，
说：“我问你一句朋友之间的话，你可别多心。”我说：“问吧。”小莫说：“你真希望分配到北京去吗？”
我说：“见他妈的鬼吧！我只希望能让我平平静静地度过这最后一个多学期！我家有老母病兄，我想回哈尔滨。回不了哈尔滨，能让我回兵团也罢！”小莫说：“那就好办了。我代你找Ｖ去谈判！告诉他，他可以想方设法进北京，但不要和你竞争，更不要陷害你达到目的！”
似乎也只有这条路可走。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沃克却说：“这太软弱了，这太软弱了！我看让我找几个留学生狠狠揍他一顿才对！既然你们中国学生可以在工宣队的唆使下蛮不讲理地揍我，我也可以串联几个留学生揍Ｖ一顿！”
我说：“沃克，你要敢这样，你就不是我的朋友！”。。小莫的“谈判”以失败告终。Ｖ将此事亦向工宣队汇报了。于是我“莫须有”的“错误”更加“属实”，情节更为“恶劣”。小莫懊悔不已。我婉言相劝。我忽又想起，那一天除了Ｖ给我打电话，还有一个人也在电话中对我
嘻嘻哈哈了一阵。这个人是谁呢？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更不敢贸然问谁。沃克仍想串联几个留学生揍Ｖ。我和小莫极为严厉地向他提出警告，
他才彻底打消了念头。
好事无人知，丑事有人传，此话真不假。中文系许多学生，都渐知创作专业的梁晓声“出事”了。于是有人因此而莫明其妙地觉着高兴。虽然我与他们并无利害冲突，亦无什么不快的瓜葛。自己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的某些人，见别人“出事”了，可不是会觉着也够高兴的么！实乃中国人的心理遗传。
我走在校园里，出现在图书馆或食堂里，便不免招至某些人看一个“出事”了的人的特殊目光。沃克和小莫怕我觉着不自在，常有意一左一右陪着我。我也确实觉着大不自在。Ｃ和Ｖ们，当然挺高兴的。因为这正是他们预期的“舆论效果”。
在给工宣队打的“证言”中，Ｃ写道：“某月某日，事发前，我与梁同返杂技学馆。途中我寄信，梁站在邮局内的‘汇款领款常识’前，看了许久——可见其犯错误前是有缜密准备的。”
确有其事。我承认了。她寄信，我没事，就看那东西。“梁在将汇单交
付我时，犹豫了一阵——这是其犯错误前矛盾心理的反应。”我也承认了。确实犹豫一阵——因我本不愿劳她代办任何一件小事。“当我对梁说：‘Ｅ老师替你取’时，梁的脸色顿时苍白，呆呆地半天说
不出话来——这是他预感到事情将要败露时的紧张心理的反应。。”这就有点不实事求是了。但她觉着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我也无法。Ｖ的“证言”简单些，只有两条，但有分量：一、我根本没给梁打过
电话，叫他回学校取汇单。二、莫替梁与我“谈判”，企图说服我承认给梁
打过电话。作废了的汇单压在工宣队那儿。人证物证俱全，只待我低头认罪了。我离开学校，“逃亡”杂技学馆。
大学里有工宣队。杂技学馆也有工宣队，是上海某纺纱厂的几位女工。学员们尽是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整日被关在曾是汪精卫的一个小老婆的独院别墅里练功，其实谈不上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但几位纱厂女工却不这么认为。她们也时常地制造出什么“新动向”、“新情况”，折磨孩子们，折磨杂技老师们，也折磨她们自己。仿佛不唯此不足以显示出她们存在的价值。孩子们在她们的授意下，也常常写几张“大人腔”的思考“路线斗争”或“思想斗争”的大字报。贴在练功房里。
我是北方人，爱吃辣酱。学馆的赵老师就经常从家中带点辣酱来送给我。赵老师是学馆负责人。但受工宣队领导。被女工宣队员领导更是不幸。故而学馆内的“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便集中体现在她和几位女工宣队员之间。她年近五十，身材高大，像马玉涛。她也是北方人。我们便认了“老乡”。她为人坦诚，性格耿直，我觉得她比几位严肃的女工宣队员可亲，愿意接近她。她是中国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员，而且是苏联舞蹈家西诺夫培训过的。
工宣队认为她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我则觉得她不唯可亲，亦复可敬。我亲她近她。女工宣队员们大不高兴。她们认为：一名“工农兵学员”，理应对工宣队员们亲而敬之，才对头。否则，就不对头。她们经常对Ｃ叨叨咕咕，说我“屁股坐歪”了。Ｃ是我在学馆体验生活时期的直接领导，非常乐于将学馆工宣队们对我的这类意见反映给学校工宣队。其实我的屁股是常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她们还是不高兴，认为我“屁股虽然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可“思想是与赵老师合拍”的——也即“与旧文艺思想合拍”。我无法讨她们欢心，只好随她们不高兴去。她们不免常以冷脸对我。
有一次我问赵老师：“她们怎么这样呐？”
赵老师说：“你别在意，只当她们是在更年期。”
我那时特傻，不知“更年期”为何意，因问“更年期是怎么回事啊？”
赵老师想了想，回答：“女人到了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