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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愁你我间的友谊不能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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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画虎
朱湘
“画虎不成反类狗，刻鹄不成终类鹜。”自从这两句话一说出口，中国人便一天没有出息似一天了。
谁想得到这两句话是南征交趾的马援说的。
听他说这话的侄儿，如若明白道理，一定会反问：
“伯伯，你老人家当初征交趾的时候，可曾这样想过：征交趾如若不成功，那就要送命，不如作一篇《南征赋》罢。因为《南征赋》作不成，终究留得有一条性命。”
这两句话为后人奉作至宝：单就文学方面来讲，一班胆小如鼠的老前辈便是这样警劝后生：学老杜罢，学老杜罢，千万不要学李太白，因为老杜学不成，你至少还有个架子；学不成李的时候，你简直一无所有了。这学的风气一盛，李杜便从此不再出现于中国诗坛之上了。所有的只是一些杜的架子，或一些李的架子。试问这些行尸走肉的架子，这些骷髅，它们有什么用？光天化日之下，与其让这些怪物来显形，倒不如一无所有反而好些。因为人真知道了无，才能创造有；拥着伪有的时候，决无创造真有之望。
狗，鹜。鹜真强似狗吗？试问它们两个当中，是谁怕谁？是狗怕鹜呢？还是鹜怕狗？是谁最聪明，能够永远警醒？无论小偷的脚步多么轻，它都能立刻扬起愤怒之呼声，将鄙贱惊退？
画不成的老虎真像狗，刻不成的鸿鹄真像鹜吗？
不然，不然。成功了便是虎同鹄，不成功时便都是怪物。
成功又分两种：一种是画匠的成功，一种是画家的成功。画匠只能模拟虎与鹄的形色，求到一个像罢了。画家他深探入创形的秘密，发现这形后面有一个什么神，发号施令，在陆地则赋形为劲悍的肢体、巨丽的皮革；在天空则赋形为剽疾的翮翼、润泽的羽毛，他然后以形与色为血肉毛骨，纳入那神，抟成他自己的虎、鹄。
拿物质文明来比方：研究人类科学的人如若只能亦步亦趋，最多也不过贩进一些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既不合时宜，又常多短缺。实用物质科学的人如若只知萧规曹随，最多也不过摹成一些欧式的工厂商店，重演出惨剧，肥寡不肥众。日本便是这样：它古代摹拟到一点中国的文化，有了它的文字、美术；近代摹拟到一点西方的文化，有了它的社会实业；它只是国家中的画匠。我们这有几千年特质文化的国家不该如此。我们应该贯进物质文化的内心，搜出各根柢原理，观察它们是怎样配合的，怎样变化的，再追求这些原理之中有哪些应当铲除，此外还有些什么原理应当加入，然后淘汰扩张，重新交配，重新演化，以造成东方的物质文化。
东方的画师呀！麒麟死了，狮子睡了，你还不应该拿起那枝当时伏羲画八卦的笔来，在朝阳的丹凤声中，点了睛，让困在壁间的龙腾越上苍天吗？
心香一瓣
画匠与画家、文字匠与作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只是一个纯粹的工匠，而后者则是一个灵魂工程师。简言之，能否创新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虽说创新离不开学习和借鉴，但创新不是“依葫芦画瓢”亦步亦趋地模仿，而是要学会借“蕴”。一个国家，只有大力进行自主创新，才能真正增强国际竞争力。
创新，不是闭门造车。唯有深入实践，才能开掘出创新的源头活水。要善于挖掘既有素材，深度开发已有资源，运用联想，发散思维，才能打通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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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节操
曹聚仁
中国历史上所谓士君子，以节操为重，取巧躲避，却并不是儒家之道。东汉末年，党锢祸起，张俭亡命困迫，无论投向什么人家，只要知道是张俭，明知要惹大祸，大家甘于破家相容。范滂初系黄门北寺狱，同囚的很多生病；滂自请先受榜掠，三木囊头暴于阶下。滂遇赦归乡，又以张俭案株连，朝廷大诛党人，诏下急捕范滂等。督邮吴导抱诏书闭户伏床而泣，范滂听到这消息，知道督邮为的是他自己，便到县自首。县令郭揖解印绶，愿与范滂同走，语滂曰：
“天下这么大，你怎么到这儿来？”范滂道：“我死了，大祸也就完了，怎么可以牵连到别人呢？”滂别母就狱。他的母亲安慰他道：“和李膺、杜密死在一起，岂不是很光荣的吗？”党案牵连到李膺，有人劝李膺出走。李膺道：“处事不怕难，有罪不逃刑，乃是臣下的本分。我今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往哪儿逃呢？”便就狱受毒刑而死。党案株连所及，各人的门生故吏及其父兄，都在禁锢之列。蜀郡景毅曾叫他的儿子从李膺为门徒；因为未有录牒，免于禁锢。景毅便自请免官，道：“因为敬仰李膺的为人，才着儿子去从他；难道漏列名籍，便自苟安了吗？”这种种地方，都可以想见当时士君子重节操、轻性命、不肯躲避取巧的情形。
祸患到来的时候，亲戚故旧远嫌避祸的，本来也很多。但就儒家的节气来说，远嫌避祸，也是不应该的。孔融性刚直，时常和曹操相冲突。友人脂习每劝融明哲保身。后来孔融被曹操所杀，陈尸许下，没人敢去收尸。脂习即往抚尸痛哭，被曹操所拘囚而不顾。又如张俭因党案逃至鲁国，欲投依孔褒，恰巧孔褒不在家，孔融年仅十六，擅自收容下来。后来事泄，褒、融二人均被收送狱。孔融挺身道：“我做主收容张俭的，请长官办我的罪！”孔褒道：“张俭是来找我的。和舍弟没有关系的，请办我的罪。”吏不能决，只好探问他们母亲的意见。孔母道：“我是家长，我负责任，请办我的罪！”一门争死，连郡县都不能决。我们看了这种舍身赴死的精神，千百年后还振发起来，无怪当时震荡一般人的心灵，大家都要砥砺节操了！
“哀莫大于心死”，假使人人偷巧躲避为得计，那末，中国读书人，都要个个都变成“汉奸”了！“礼义廉耻”之说方兴，我愿国人注重“耻”字，就该把“节操”比一切都看重些。
心香一瓣
“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坚忍不拔，是青松的节操；“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凌寒独傲雪，是寒梅的节操。
高尚的节操，是检验一个人灵魂的试金石。我们的民族，正是得益于一批批具备崇高节操的仁人志士，才有了“中国人的气节”。
节操，还是尊严的体现。保持高尚的节操，就是爱惜自己的尊严。而有了尊严，一个人才值得他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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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脸与法治
林语堂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在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之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莫为己甚。这虽然有几分知道天道还好，带点聪明的用意，到底是一种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脸太不平等，或有或无，有脸者固然快乐荣耀，可以超脱法律，特蒙优待。而无脸者则未免要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信与法律之尊严。所以据我们观察，中国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丢脸。脸一丢，法治自会实现，中国自会富强。譬如坐汽车，按照市章，常人只许开到三十五哩速度，部长贵人便须开到五十六十哩，才算有脸。万一轧死人，巡警走上来，贵人腰包掏出一张名片，优游而去，这时的脸便更涨大。倘若巡警不识好歹，硬不放走，贵人开口一骂，“不识你的老子”，喝叫车夫开行，于是脸更涨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动手把车夫扣留，贵人愤愤回去，电话一打给警察局长，半小时内车夫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职，局长亲来诣府道歉，这时贵人的脸，真大得不可形容了。
不过我有时觉得与有脸的人同车同舟同飞艇，颇有危险，不如与无脸的人同车同舟方便。比如前年就有丘八的脸太大，不听船中买办吩咐，一定要享在满载硫磺之厢房抽烟之荣耀。买办怕丘八问他识得不识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将脸赏给丘八。后来结果，这只长江轮船便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其脸面，却不能保全其焦烂之尸身。又如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也是脸面太大，硬要载运磅量过重之行李。机师“碍”于市长之“脸面”也赏给他。由是飞机开行，不大肯平稳而上。市长又要给送行的人看看他的大脸，叫飞机在空中旋转几周，再行进京。不幸飞机一歪一斜，一颠一颠，碰着船桅而跌下。听说市长结果保全一副脸，却失了一条腿。我想凡我国以为脸面足为乘飞机行李过重的抵保的同胞，都应该断腿失足而认为上天特别赏脸的侥幸。
其实与有脸的贵人同国，也一样如与他们同车同舟的危险，时觉有倾覆或沉没之虞。我国人得脸的方法很多。在不许吐痰之车上吐痰，在“勿走草地”之草地走走，用海军军舰运鸦片，被禁烟局长请大烟，都有相当的荣耀。但是这种到底不是有益社会的东西，简直可以不要。我国平民本来就没有什么脸可讲，还是请贵人自动丢丢罢，以促法治之实现，而跻国家于太平。
心香一瓣
“脸”与“法治”，这两个词之间会有什么交集呢？读完，恍然大悟，原来脸大的可以求特权，求钱财；可以一呼百应，可以大事化小。此时此刻，法治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玻璃门”而已。
直到今天，这种“法外开恩”的现象依然存在。总有人触了法仍可以逍遥法外，法律法规在脸大的人面前仍旧可以开绿灯……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伦理本位、关系本位等思想长期根植于中国人的人际交往观念中。“人情”，显然已成为我国进行民主法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