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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刚刚抵达巴黎的蓝缨被她的中介公司安插到了一阃18世纪的老旧的石头房子里面。阴冷,潮湿,壁炉里面还总是传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老鼠的可疑声响。偏偏同屋是几个同样不怎么通法语的孟加拉还是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也不知道最初是因为什么,总之后来他们几个联合起来,不准蓝缨用公共厨房里的微波炉,不准蓝缨把自己的名字贴在楼下的信箱上,等等等等。然后蓝缨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收拾好了她的两个大箱子,倒了好几趟地铁,在深夜的时候来投奔她的表姐。当时我们三个人合租一套公寓,我,蓝缨的表姐,还有表姐的男朋友,外号叫重金属。我和蓝缨就是在这样一个狼狈不堪的夜晚认识的。
有一天,表姐和重金属彻夜未归。那一天,蓝缨睡在了我的房间里。午夜,我们脸红心跳地经历了彼此的初夜,凌晨两点的时候,已经像是生活了很久的夫妻一样讨论着如果从表姐这里搬出去的话,我们俩应该找一间什么价位什么地段的房子。我觉得我们变成了古时候的人,先经历了洞房花烛夜,然后再慢慢地开始相敬如宾。次日清晨,我们俩走到了塞纳河边上。这个城市一切如常,没有人对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或者在他们眼中,一对黄皮肤黑眼睛的东方人,一对都是花样年华的东方人,手牵着手出现在这个城市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我清晰地感觉到,我十九岁的身体里有种什么东西,已经熄灭了。于是,我就顺利地、无声无息地开始变老。
七年下来,我和蓝缨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分开。我们经历过了世间的饮食男女经历过的所有考验。比方说天长日久之后的厌倦,比方说因为柴米油盐而拌嘴乃至纷争,比方说短暂的见异思迁之后再于某个凌晨抱头痛哭,总之,什么都经历过了,除了热烈似火凛冽如冰的,疼痛的眷恋。现在的蓝缨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可怜兮兮的被孟加拉人欺负的小女孩,她烫着很妖娆的卷发,涂兰蔻唇膏,一举一动都透出一种走过江湖的女人才有的干练。在她打工的那家温州人开的化妆品免税店里,那些初来乍到的小女孩都叫她“蓝缨姐”。她以一种温暖、热情、非常有分寸的口吻接她们的电话,解答她们的所有问题,比方说移民局办居留的手续,比方说哪一家银行的手续费比较低,比方说怎么找医生打胎。或者在某些人的眼中,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巴黎人。
只不过,她现在已经不会再用那种温暖的语气跟我讲话。我心里清楚得很,她已经逐渐地,逐渐地瞧不起我。我来巴黎七年,先后换过很多所学校,都没能读下来。我本来也就不是什么会念书的人。最终,我好不容易拿到一所私立学校的学士文凭。学校的名字我就不想再提了,说出来会让人笑话。我的老爸在国内是经营旅行社的。所以,毕业以后我的工作就变成了替他的旅行社接待来欧洲,尤其是来法国旅游的团。这两年因为这个关系,我也算是跑过了欧洲大大小小的二十多个国家。可能在未来的数年内,还将这样毫无指望地在景点与景点之间穿梭下去。一句话,终其一生,我恐怕都会是个仰仗老爸吃饭的人。蓝缨和我不一样,她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取悦所有的人。几乎每一个初次见面的法国人都会夸奖她的一口法语。她马上就要在一所名校拿到她的硕士学位了。她的洋人导师要她毕业后暂时留在实验室里帮上半年的忙,并且慷慨地告诉她找工作的时候一定会帮她写措辞美好的推荐信。就连她只是打工赚零花钱的化妆品店的老板娘都喜欢她,总是指着她告诉那些难缠的顾客说:“她是我们店的经理,有事情跟她说是一样的。”
所以说,就连我自己都觉得,蓝缨有的是理由离开我。我知道,她之所以还没有开口说分手是因为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舍。或许她不知道,我对她,其实也只是剩下了那么一点点的不舍而已。我总是会想起,那年她才十八岁。她裹着被子坐在昏暗的斗室里跟我一点点地算房租还有电费。她在十八岁的时候经历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十九岁的时候懂得了什么叫做相濡以沫,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任何梦想。现在她二十五岁了,世故,坚强,性感,无论是经济还是精神都很独立,对这个世界已然胸有成竹。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她从来没有享受过青春。这就是我心里总是怜惜她的原因。
我坐在地铁上慢慢地回想。有好几次,我都想把手机拿出来给蓝缨打个电话,可是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坐在二号线往北走的方向上。既然如此,我只好选择在十八区下车,然后在那里找个酒吧了。姑且就去蒙玛特附近的那间爱尔兰人的酒吧好了,那是刚刚离开这个世界不久的苏美扬曾经工作的地方。
我和蓝缨是在来巴黎的第三年认识苏美扬的。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变化。两个人都在念书的同时找到不错的地方打工,因此有足够的钱供我们周末的时候跟朋友们吃喝玩乐。巴黎这座城市是非常适合醉生梦死的。我记得当时,蓝缨的表姐嫁了洋人,落单的重金属找到了新欢,就是苏美扬。当时我们四个人连同其他一些狐朋狗党,常常在巴黎狂欢到凌晨。如果理智尚存的话,就一大群人在午夜的街道上狂奔着去赶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如果理智已经没有了,就玩通宵。看着曙光一点点地染白天空,惊讶地发现巴黎的黎明跟家乡那座城市的黎明一样,萧条,寂寥,找不到一点点繁华的痕迹。
就是在那段时间,那段常常度过一个又一个狂欢的通宵达旦的时间,我才觉得岁月其实是悠长的,哪怕是巴黎的岁月。
那间爱尔兰人的酒吧在一道狭长的巷子里面。十八区的某些地方还保留着非常古老的巴黎的面貌。雨果小说里面记载过的,1848年革命的巷战怕是发生在这样狭小的街道里面。有些地方的甬道用非常细小的石头一个一个圆圆地铺成。这样的道路对于穿高跟鞋的女人来说是非常大的刑罚。可是印象中,美扬从来都穿着七厘米的高跟鞋在这种路面上健步如飞。功夫的确了得。那些年,我们几个人总是走在后面,看着她一个人非常轻盈地把我们甩得很远。她纤丽的背影跟这条古旧的街道浑然一体。然后她就会转过脸,对我们清脆地微笑着:“你们快一点啊,我上班要迟到了。”
美扬算不上是漂亮女人。跟蓝缨比,没有蓝缨漂亮。可是在她的脸上,自有一种能够让人过目不忘的东西。曾经,在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里,我无数次地想要研究出来美扬身上到底有什么能够让人如此印象深刻。终究没有得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结论,只好沮丧地归结为“气质”。如今我旧地重游,来到了我们曾经用来挥霍时间的酒吧,可是,美扬已经不见了。我甚至要从一些陌生人的嘴里得知她的死讯。我不知道在她轻盈地把自己交给塞纳河的时候,她有没有想起我们,有没有想过要给我们拨个电话,虽然这两年我们已经没有见面,可以说已经形同陌路,但是看在曾经亲密无间地一起狂奔着追赶最后一班地铁的份儿上,总该告个别吧。
不过我确定,美扬不是个薄情的人。更进一步说,我一直都觉得,美扬是我们曾经的那个圈子里面,最情深义重的一个。可是现在,美扬死了。不肯给我们这群人留下只言片语。
晚上十点,是任何一间酒吧刚刚开始嘈杂的时刻。烟雾缭绕,一股沉堕的气息。不过这种沉堕令人感觉很舒服,因为不伴随着发霉的味道。我挤到吧台前边去,跟酒保要了一杯小小的苏格兰威士忌,有些犹豫到底是该一饮而尽来表示对美扬的祭奠,还是应该一点一点慢慢喝完以示怀念。我知道这很虚伪,可是我实在没有别的方式来表达如下的想法:美扬,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死了。我会想念你。不敢保证常常想念,但是偶尔的想念是一定会做到的。当初那个圈子里的其他人怎么样我不管,我一直都觉得,你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人,虽然你已经没有了向世人证明这一点的机会。
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四个人在某个星期天的早上到了一座监狱去。严格地说,是由曾经的监狱改造成的博物馆。我们四个:美扬,重金属,蓝缨,还有我,我们糊里糊涂地就闯了进去。进去之后才知道,那座监狱可以说大名鼎鼎,关押过玛丽王后,也关押过罗伯斯庇尔或者是丹东——我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这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中的一个。我们兴致勃勃,走马观花地看完了牢房的遗址还有陈列在牢房里面的蜡像。不失时机地对任何一样可以开玩笑的东西开些不那么高级的玩笑。重金属一本正经地说:玛丽王后的胸真有这个蜡像这么大吗?然后,不知不觉间,我们就来到了后院。是一个类似天井的小小的院落,地板上全部都是青苔。角落里有一个石雕的水池,一个长满铜锈的水龙头不怒而威地滴着水珠。一个跟我们一样的游客漫不经心地走上去,拧开这个水龙头,灌满他自己的矿泉水瓶子。我们四个人不知为什么,看到这个人如此随便地拧开这个水龙头灌水的情景,不约而同地沉寂了几秒钟。然后蓝缨迟疑地把手伸出去接这个龙头滴出来的水珠,像是被烫到了似的惊呼着:“好凉啊。简直要冻着骨头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说不定玛丽王后在临上刑场前,也如这个游人一般,喝过这个水龙头里的水。几个小时以后,她走上了断头台,这个傲慢、挥霍无度的女人在断头台上不小心踩了一下刽子手的脚,然后她依然风度翩翩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才发现,美扬不见了。几个人沿着来时的路返回去寻她。再一次看到玛丽王后的蜡像时,我简直都想用我中国口音十足的法语问她一句:请问陛下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