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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他对自己时间的浪费感到痛惜，一再表示，他一生的计划是想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做出结论。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种类太多了、太复杂了，他想一个个归纳出细目，然后把一个个细目理清、研究、解释、结论，找出来龙去脉。这不像是一个人做得了做得好的大工作，可是他却想一个人完成它。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留给人类留给中国人的最大礼物，因为自有人类有中国人以来，还没有过一个人，能够穷一生之力，专心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的每一问题。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经过这样的一番大清算，会变得清楚、清醒，对前途有大帮助。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他作出了此决定。“我坚信只有这样‘不近人情’，我才能好好把握住余生，做对自己最能尽其才，做对世人最有益的事。”
他要过的是一种“第一流人的生活”：
第一流的人举世无双，可惜的是，他的生命同凡夫俗子一样，也并不比他们长。他没有时间可以像凡夫俗子一样的浪费，他要以并不长的生命，完成许许多多第一流的事。
所以，他不能过凡夫俗子的生活，不能在人生的许多事情上，做凡夫俗子的反应。为了完成第一流的事，他必须放弃或减少凡夫俗子的快乐、交游、娱乐、爱恨、争执、答辩与澄清。
林肯说他没工夫答辩，生命用来扯这些，他将无暇做重要的事。
第一流人会妨辱、会含冤、会受谤、会遭非常之变，不动于色，会“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因为他志越高迈，“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第一流的人认定Ｌｉｆｅ ｉｓ ｔｏｏ ｓｈｏｒｔ ｔｏ ｂｅ ｏｅｔｔｌｅ（人生短得不够扯鸡毛蒜皮），他必须忍住不为小事所缠。他有很快分辨出什么是“无关的事项（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ｙ）”的能力，然后立刻砍掉它。
第一流人过的生活，一定不是常人的生活，一定是非常人所能堪的生活，一定是常人不肯过、也不能过的生活。①
他为写出“世界性、永恒性”著作的理想而兴奋，而激动，他本来就有的“工作狂”习惯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他以惊人的意志力勤奋地工作，简直成了一台写作机器。
这种生活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一个人在家里，每天不抽烟、不饮酒、不看电视、不养猫、不见客、不午睡，精力过人，有全套“翻江倒海的作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敖的家是一个小型的私人图书馆。在他的家中，书是成排的墙，墙就是书。书架中有龛，大小不同的龛，龛中就配上大小不同的绘画、拓片与旧照片。除了书以外，便是一面又一面的大书桌，有复印机、各种文具、多样的设备、音乐、拖鞋。有时要同时进行几个专题的写作，使一个桌一个专题，使用不同的书桌来同时写作，只换桌子不换人。他诙谐地说，这有点像舞女的“转台子”，与这个跳过再与那个跳。
李敖又把他的小天地称作是“豪华监狱”。“在‘自由中国’中，似乎没有人在一天２４小时内，比我更能独处。没有人像我这样每天看到人或动物的时间只不过四五个小时，其他时间完全‘顾影自雄’或‘自己跟自己说话’。我常常说我是一个‘眼看黑暗到来，又目送黑暗归去’的人，这意思就是说，我常常一个人，从黑夜直到天明。有时候我开玩笑——‘没有李敖这种忍耐寂寞本领的人，休想批评李敖！”
李敖虽然隐居在家，但是依然遥控着《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的出版。国民党当局对李敖的书依然查禁很严，但李敖已练就一套功夫对付警总的抢书大队。他说：
在作业方面，我分了很多股，有明股、有暗股。换句话说，有的是跟国民党捉迷藏的，有的是明着让他们知道，因为我必须让他们知道一些明的——当一群狼在追你时，你必须丢半条死猪给他们去抢，或者让他们回去交差，否则他们骚扰得更厉害……我们组织了一个地下发行网，对抗国民党特警的查禁。你现在看到的《千秋》、《万岁》，由排字、完稿、晒片、印刷、装订到发行，每个阶段都会被国民党突击，强行抢去，因此１０本书出来，便有５本“阵亡”。①
在台湾，国民党官方为了钳制言论自由，非法抢书的行为，最初从李敖开始，在李敖身上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李敖不仅没有因此而收敛锋芒，反而愈挫愈勇，更加激进，咄咄逼人。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４日，《千秋评论丛书》第２２期在装订厂被抢。当他的同仁叶圣康等神情沮丧地向他报告详情时，他则谈笑自若，讲吴汉差强人意的故事给他们听，鼓励他们振作精神，不要怕任何困难。该期杂志被抢，他又日夜加班，赶出第２３期来垫档，一周后，《千秋评论丛书》第２３期又到了读者手中。他相信，在人民争自由求民主的历史上，每一位有良知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忘记这最悲壮的一页。
李敖对当局的批评文字成为台湾思想文化界的一大奇观。一天，李敖逛旧书店，书店的老板娘认出了他，对他说：“唉！李先生，你真想不开，你什么都要批评，你看你多累！”说着，她送给李敖几张“济公活佛圣训”，说：“这些都是我恭录印赠的，你最好多看看。”李敖一看，乐了，那“圣训”上写道：
一生都是命安排，求什么。
他家富贵前生定，妒什么。
今日不知明日事，愁什么。
前世不修今受苦，怨什么。
……
一旦无常万事休，忙什么。
荣华富贵眼前花，做什么。
看着这位极富态的老板娘，李敖仿佛看到了成千上万张脸在嘲笑着他，他们人人都有随遇而安的本领，人人都能委屈求全，这种“平均人生观”，使他更加感受到“唤起民众”的艰难。但尽管如此，他与党外同仁为理想而战的行动一刻也没有停止。１９８３年，留澳学者邱垂亮在海外发表《一九八三年台湾党外的路线斗争》一文，描述了活跃在台湾民运中的四个派系：一是以康宁祥“立法院”的党外“同志”、包括老委员林希平为骨干的温和自由民主派，他们有“台独”倾向，但也不反对统一。二是继承《美丽岛》政治运动的“台独”派，以许荣淑、林世煜的《生根》为主，周清玉的《关怀》和尤清的《博观丛书》为副。他们支持台湾乡土文艺和台湾“民族意识”的兴建，反对大统一的“泛中华主义”。三是以李敖的绝对反国民党、绝对反抗、绝对不妥协的绝对主义者和林正杰的“改革体制”主义为主的党外势力。《前进》周刊是其主要阵地，邓维桢的《政治家》是跟进者，李敖是该系的导师。他们倾向于统一。四是陈映真、苏庆黎等人以《夏潮》为阵地的“社会主义统一派”，他们属于文化思想层次的党外。①从这一划分当中可以看出，李敖在当时台湾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斗牛士的性格使他并没有因著书而忘天下，因隐居而放弃战斗。他的心与台湾的成长进步同在。
１９８５年４月９日，李敖在差１６天满５０岁生日时，再次写下了他的战斗宣言《五十而不知天命》，表示他不会认命，他要向命运进行挑战。对于天命，非不知也，是不服也。
正是李敖的这种骁勇和悍气，李敖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无役不投。在他二次坐牢出狱后不久，他便已完成了《李敖全集》八册，由四季出版公司老板叶圣康出版。到１９８５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又隆重推出了达２４册（另有附册两本）之巨的《李敖全集》。
李敖“战斗性隐居”开花结果。
在８０年代的头四五年中，李敖出版的各种集子就已超过了过去２０年的总和。而这２４册的《李敖全集》，也不过是收集了作者８０年代以前的文集，书信、日记尚不在其内。
早在８０年代初（１９８２年），美国、香港等地的刊物曾经流传过一篇金延湘写的《我爱李敖》，该文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李敖在台湾存在的意义：
李敖的“天下”是什么？从社会学的眼光看，李敖的“社会角色”，就是琼瑶式“少女眼泪梦”以外的这个世界的“意见领袖”。在美国，没有第二个拳手能像阿里那样，把大众传播媒介逗得团团转。在台湾，没有第二个文人像李敖那么深深摸透大众社会心理。李敖是台湾文化界的一颗“星”、一个“现象”、一个“奇观”。很难想象，这２０年的台湾文化圈，如果没有李敖，是个何等单调、寂寞的场面。当然，作为一个文人，造成这种“李敖现象”的，不是他的学问造诣、不是他的大胆见解，更不是他的人格风范，而毋宁是他的特立独行、奇峰突起的表演。正人君子们或以为这种表演术有失斯文，但是，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台湾，一个政治观大体由党团包办，价值观大体受商业摆布的急速全盘西化的社会，以“社会批评”作为专业的所谓“文人”，除了他的观察力、透视力，如何在这样一个冷漠的文化环境中尽量提高自己的功能？这是李敖出道以来首先得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说李敖的路是惟一的路，但也不能否认，李敖的确走出了他自己的路。试问：李敖当年提出来的让保守派人士视若蛇蝎的那些观点，有哪一点不是在２０年的社会变迁中一一兑现的？
李敖就是李敖，你不能把他划为哪一类，不能把他归为哪一格，你如果贸然下个断语，不久你就发现自己的荒谬，因为，李敖是个不能用正规方法或传统观念加以定性分析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