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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迫害他们的人想到了为信仰而战的自己，想到了蒋氏集团，由蒋氏集团想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西太后集团，想到他们是多么的相似，于是萌发了写小说的念头。在黑牢中，他对近代史上思想巨人们的心灵历程展开了思考，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小说《北京法源寺》的整体框架。尤其是谭嗣同在狱中对影与形的哲学思辨，正是李敖此时真切而独特的内心体验的真实写照。
在苦难的逆境中，李敖以非凡的勇气和意志顽强生活下去，他甚至不以坐牢为苦，在苦难中自得其乐，情怀依然是幽默、豁达而自持。
他真正做到了以达观的态度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去对待面前的逆境。在一个中秋节来临之际，他在笔记中写道：
又是一年的中秋了，对受难的人来说，不是“一年容易又中秋”，而是“一年不易又中秋”，虽然不易，但是还是活过来了。可见，受难的人有受难的人的活法，这种活法，非身历其境的，不能体会它的艰苦；但这种艰苦，对伟大的人说来，也不过是“苦其心志”的一种磨炼与过渡，一念之转，一切艰苦，也就统统可以心平气和，可以若无其事，可以不以为意，可以视为当然，也就不足道了——因为他有更高远的目标在使他贯注、全神的贯注，这种贯注，使人生中的艰苦，变得渺小而算不了什么。所以，伟大的人对黑狱、对陋巷、对人际的不幸，内心被干扰的，远比一般人少，甚至可用达者的心情，去苦中作乐，用勇者的心事，去观察、去记录、去“不虚此行”……所以，人生的艰苦对他说来，绝对得可偿失，绝对值回票价。①
他想起胡适青年时代写下的《沁园春》中的句子：“春去秋来，干卿何事，何必与之为笑啼？吾狂甚，耻与天和地，作个奴厮。”胡适的这种不滥用情、超然高迈的境界，成为他战胜孤寂和痛苦的精神力量。
在狱中的冬季，严寒来临，为了御寒，李敖就在阴暗的灯光里，咿呀的地板上，不断来回走着，边走边背书，经常连续两三个小时。结果是因走动而血脉通畅，抵御了寒冷，同时又锻炼了记忆和思维。李敖后来说：“我之能背书，能走路，都拜坐牢之赐，坐牢对强者说来，真不是坏事。”
在八号房漫长而平静的孤独中，李敖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忧患。他细致地思考上下古今的每一个主题，甚至每一条谚语都要花时间去重新审视，有时甚至是长考，以求得他自己的一个结论。
日后李敖写文章文思泉涌、妙语如珠，正是因为他早就有了思考的结论，胸有成竹，方有万卷雄文。他在后来谈起这段难忘的牢狱生活时不无感慨地说：“训练一个男子汉有两个最好的地方，一个是在军队（战场上），另一个就是监狱。如果在这两个地方你能够应付得好的话，你会更坚强，更壮大，应付得不好的话，就会受尽折磨，痛苦万分。”
李敖正是抱着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面对监狱生活的挑战的。他在文章中写道：
监狱可以说是人间最苦的地方，在这种“苦其心志”的状态下，会使你觉得人生需要面临很多的独立作战。在孤独无助的状况下，大多数的人都会产生自怜的情结，但是我就没有产生这种情结。
……我能放开心境，非常干脆的和外界隔绝，不必靠外力的支援，避免自己成为外界的函数。
我在牢房里始终维持着规律而平静的生活；而坐牢更坚定了我对一些事物原先的见解。
志士仁人不以坐牢为苦，只把坐牢看成一点不方便而已。对监狱恐惧的人，显然对人生的荣枯浮沉与遭际，不敢实验与面对，这样的人生，是错误的、逃避的、缺少磨炼的。有实验与面对精神的人，他不以小的不方便为苦，他有内发的至大至刚的充沛力量，去生活、去歌唱。小鸟在林间，它歌唱；在笼中，它也歌唱。快乐的小鸟在哪里都是快乐的小鸟。①
李敖正是以这样一种智者的超迈豪情面对眼前的苦难，以救世者的心情面对国民党特务们的凌辱刑求，以进实验室的心理走进黑暗的囚室，以达者的超然去面对好朋友的陷害出卖、情人的黯然离去，以坚定的意志和理想主义者的信念度过了那常人难熬的牢狱岁月。也正因为他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救世思想，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去观照愚妄的众生，所以，在五年八个月不见阳光的囚犯生涯中，他对世界有了全新的思考，并写下了《论“快乐律”》、《论传奇人物》、《对自然要自然》、《与阳光有约》、《用冰冷表现洁白》、《朋友的没落》等十多篇杂文。这些作品篇幅短小，感受细腻，意境悠远，是他对人生、对命运、对历史长期思考的结晶，显现出强烈的思辩色彩，是他宇宙观念的浓缩，亦是他精湛的艺术功力的展现。
复出文坛
１９７９年５月，在李敖隐居专心写作期间，出版人沈登恩把目光瞄向了他。
沈登恩是台湾远景出版社的负责人，一位年轻有为的出版家。他在当时台湾出版业译著风行的大潮中，大胆地出版了一批中国作家的作品，像黄春明、鹿桥、陈映真、王祯和、陈若曦等作家的作品，它们的预约数都创下了台湾出版界的最新纪录，可以说出版一本畅销一本。远景版的中国作家作品成了最受欢迎的文学书籍，沈登恩也被称为是出版界的“小巨人”。在台湾出版界，是他第一个把呆板的单色调封面改成了彩色艺术封面，从此彩色封面成了台湾图书出版的主流。也是他第一个想到把当时只是停留在报纸上的金庸作品用书的形式出版，《金庸作品集》成为远景出版社的一个大手笔。之后，他凭着一位出版人的智慧，看到了李敖的价值。
沈登恩三顾李宅，与李磋商，希望重版李敖被查禁的旧作《胡适研究》与《胡适评传》，终于得到李敖的首肯。李敖说：“李敖十四年被封锁，如今重返江湖，只出版两本出过的书，未免太寒酸了，总该出一本台湾没发表过的。我在受难期间，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借古不讽今》，如加以增补，改名《独白下的传统》出版也不错。”沈登恩满口答应。立即秘密筹划出版工作，并请专人给李敖拍照、设计封面，请李敖在扉页题辞，于是，李敖挥笔疾书，写下了一段让千万读者瞠目结舌的文字：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
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
是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
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沈登恩又请李敖为该书写简介：
《纽约时报》说李敖——“受人欢迎的青年作家”，“以写讽世文章出名”，“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圣路易邮讯报》说李敖——“中国传统的著名批评家”；伦敦《中国季刊》说李敖——“一个得人心的英雄”；香港《星岛日报》说李敖——“有才气有勇气，还有挟才勇俱来的流气”，“４１岁了，盼他重新执起笔来。”
李敖自写《传统下的独白》闯祸起，被追诉多年，一直翻不了身，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书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这本重新执笔的新书，聊可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
沈登恩不愧是一流的出版家和推销家，他不仅请李敖为三本书写了浓缩而奔放的简介，并在出书前夜，找到《中国时报》副刊版的主编高信疆，说动了报纸老板余信忠，在出书之日，也就是上报之时，《中国时报》不但在副刊上大幅刊出李敖的长文《快看〈独白下的传统〉》，并且派出两位记者采访李敖，在１９７９年６月６日社会版刊出《李敖变了吗？看他怎么说！》，这是台湾报纸第一次图文并茂地大胆写出李敖。从此文坛奔走相告：李敖复出了！
李敖两年零七个月的隐居，自此告一段落。
《独白下的传统》出版后，各界震惊，“佳评如潮”。５０００本书在一日之内销罄，台湾出版界再起波澜。扉页的题辞在饱受牢狱之苦的李敖眼中，可能只是一种玩笑、一种调侃、一种玩世不恭之语，但在那些写惯了、看惯了雅驯之文的作者、读者眼中，自然有一种目瞪口呆的效果。读着那跃跃欲试、充满信心、笔法鲜活的文句，人们似乎又重新感受到了李敖的文风。黑牢的苦难并没有磨去他斗士的锋芒，他的思想更成熟，也更加激进了。面对国民党的斧钺交加，李敖没有退缩，他继续积蓄力量，向国民党腐败的政治发起更为强大的攻势。在该书自序中，读者感到李敖仍是十多年前的李敖——洋洋洒洒，旁征博引，收放自如，少了卖弄学问的痕迹，多了行云流水的笔致，“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焰习气”。用浅一点的话讲，他仍然“敢骂人”，尤其爱骂读书人。
这里值得插入一笔的是，远景出版社的另一位出版人王荣文，可能是出版理念的原因，在此时离开了远景，自己成立了远流出版社。他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是一个极富创意的青年。他总结自己在远景学到的编辑和出版经验，决定投入巨资出版一套只有总定价的大套书——《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共计九百多万字。要让这套大书引起读者的注意，必须请一位在历史文化方面的权威人士来帮助，他也把目光瞄准了李敖。他请李敖做全书的校订，并写总序。全书分精装与平装版发行，精装版定价九千元。这是一个十分冒险的大胆计划。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