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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牢狱生活，对思想者李敖来讲，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它促使李敖对台湾社会展开了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使李敖从此开启了研究政党、研究政治、研究现代历史的大门，成就了他的一系列政治与历史研究著作的问世。
匪谍？小偷？流氓
李敖在坐牢期间，饱经了黑狱中的身心折磨，也饱阅了狱中万千怪象，在那些形形色色的囚犯身上，他看到了国民党司法的黑暗，也看到了政治与人生的荒谬。
１９７２年７月，李敖被关入军法处第二房时，他遇到了国民党调查局第一处处长范子文。这个特务头子在内斗中被诬为共产党，成了李敖的难友。他整天气鼓鼓的，动不动就大发牢骚，有一天，他对李敖说：“以我几十年抓共产党的经验，是不是共产党，我一闻就知道！台湾国民党整天抓共产党，其实真的共产党，国民党根本抓不到，抓到的都是假的！”这样的话出自国民党特务头子之口，李敖更加感到了那个政党的可憎和可悲。他点点头，笑着说：“你讲的对极了！对极了！”他想起了黄中国。
黄中国是一个在牢中做外役的大胖子，山东莱阳人，五十多岁了，整天提着塑胶水桶，为每个牢房送饭送水。此人生得肥胖而肚大，皮肤粗糙，面目黧黑，老实憨厚，混熟了，李敖戏称他叫china 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
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他们的牢房白天不锁，可以在走廊或院里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班长不在时与别人偷着讲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单，黄中国自然也是如此。
这一年的７月１４日下午，李敖正在刚转入的１１房休息，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哭喊由远及近，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之声，接着１１房的铁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推了进来。李敖心中一怔：“黄中国！”黄中国一进房就大喊：“李先生啊！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那从山东男低音里发出的嘶喊与绝望，使李敖为之一震。
原来，抗战前夕，黄中国不愿当农民了，只身跑到青岛，去当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所以，抗战一结束，他就成了“汉奸”。１９４９年，他到台湾，在吴兴街开了一家小米店。后因跟一些同乡人发生口角，被诬告，说他干过共产党的指导员等等，就凭着这点单薄的人证和罪名，他被关入大牢，不料想，如今竟以“匪谍罪”被判处死刑，“被褫夺公权终身”。黄中国得知后，自然要大呼冤枉、大喊救命了。
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２日，李敖为黄中国写成一份长达六千余言的《军法声请复判理由书状》，共分１４点为其喊冤。但令李敖可叹可惜的是，“警备总部军法处”把这种人命关天的大案子，不传证人，就草草定案；而“国防部军法局”也同样草菅人命，依样画葫芦。在这种双杀之下，黄中国终于难逃一死了。
这一年１１月１日清晨５点钟，１１房的牢门突然间被打开，黄中国正睡在门边，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一声哀呼，坐起来，向牢房另一角冲过去。另一个囚犯胡炎汉吓得举臂大叫，缩成一团。这时，七八个狱警进来，直扑黄中国，反铐他的两手、抓住他的头发、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再用熟练的技巧，把他架出房门。黄的声音变成一种嘶裂之声，渐渐远去。李敖披着小棉袄坐在那里，目击着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
当天晚上，几个牢友坐在一起谈起清早的事，同房的李国龙问：“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
李敖说：“当然知道。只是他们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交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上面要‘缴匪谍’，谁管那么多！”
胡炎汉说：“在那样的情形下，你还冷静地做一个旁观者，你可真狠！”
李敖冷静地说：“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从黄中国身上，李敖透视出国民党法律的荒谬。
一次放风之际，李敖碰到一个小“叛乱犯”，他还是一名高中学生，因想组党，被抓入笼。高中生大惑不解地对李敖说：“李先生，公民书中告诉我们，宪法第十四条‘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我以为那是真的，就想组党，结果就给抓进来了。”李敖听了哈哈大笑。联想到黄中国，他愈发感到那个不可与言的政党的滑稽与可恶。
在军法处关押期间，李敖曾与一个小偷住在一起，小偷才１９岁，浙江奉化人，因长得奇黑，李敖用台湾话给他起外号叫“欧卡曾”（白话是“黑屁股”）。
小偷刚进来时，十分好奇，对李敖老是问东问西。李敖整天忙于读书，便禁止他同自己说话，他只好坐在一边贼眼溜溜地看，每当李敖休息一下或小便一下时，他赶忙说上几句。
冬天的牢房阴凉潮湿，李敖将父亲当年在东北穿过的一件皮袍子也带了进来，聊以御寒。皮袍是猞猁皮做的，是皮货中的上品。不料，有一天，它竟被贼眼溜溜的“欧卡曾”看中了，他用手摸着上面的毛，又要问李敖问题，李敖用食指挡住嘴，暗示他不准说话，他无奈，就一边摸着一边喃喃自语：“毛真好！毛真好！毛真好！”
结果第二天，他就被叫出去了。监狱官调查他的政治问题。他大喊冤枉。监狱官说：“若没政治问题，怎么会说‘毛真好’呢？毛泽东还在大陆那边，你说‘毛真好’是什么意思？”“欧卡曾”这才想起昨天的事。原来每间牢房的天花板上都安有一个扩音机，既可发号令、放音乐，又可窃听牢内犯人的言语。因为这个“大耳朵”只能听不能看、只能录音不能录影，所以窃听时就难免断章取义，于是“毛真好”的误会就发生了。
“欧卡曾”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来解释，才算过了关。他庆幸自己的运气好，没有变成政治犯。
后来，小偷因为偷运香烟，被戴上脚镣，移到别的牢房去了。临走前，他感到李敖待他很好，便说：“我出狱后，一定找个脱衣舞女，用摩托车载来，在你窗下大跳一次，在警卫赶到前，再用不息火的摩托车载运逃走。”
李敖笑着说：“那好啊，你看我这么忙，哪有那样的时间啊！”
小偷说：“龙头啊！不要太用功了！那时候该休息一下，看看脱衣舞，看看死脱瑞普，看看也好！”一边说，他一边扭动，学脱衣舞的模样，丑态可掬，李敖笑得腰都弯了。坐牢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这样开怀大笑过。
李敖在坐牢期间，曾经有三年多时间是独居一室，过着面壁四面的生活。每天的吃喝拉撒睡，全在这里。小房虽有门，但极难一开，一切与外联系的事情，如送饭、递物等等，都通过墙根那个小洞，李敖戏称这是名符其实的“洞房”。
有一天，有一个外役蹲下来把脸贴在洞口同李敖说话，李敖只能看到那张几近变形的脸，年轻、饱满、聪明、白净，配上一对精明的眼睛、一张有毅力的嘴，给人极深刻的印象，他压低声音说：“李先生，我是你的读者，我佩服你，有什么事，凡是我能做的，就叫我做。我叫俞中兴，是杀人犯……班长来了，再见！”
有了这位崇拜者的帮助，李敖在牢中得到不少的照顾，比如打菜时，他会自动多打一点；装水时，他会自动把五公升水桶装足；偶尔捡到一块报纸，他会自动高速丢进，使他能多知道一点“中华民国”的消息。终于有一天，他与俞中兴有了一次长谈的机会。
那天，军监要粉饰走廊，俞中兴做油漆匠，当他刷到李敖的房外时，站在梯子上，与李敖对话。班长正好不在，两人便聊起来。于是，李敖知道了这个外役的一些情况。
俞中兴长得人高马大，念过大学，后来讨厌读书，不念了，混入桃园黑社会，在流氓集团中以足智多谋好勇斗狠出名。有一次，他与另一流氓团伙古永城派发生冲突，他和同伙李盛渊（外号“阉鸡”）等，表演了轰动一时的“飞车杀人案”，杀掉了古永城的大将，古永城死里逃生，俞中兴因此被捕。谈到抓他的警察，俞中兴依然怒气未消。
“他妈的警察真不够朋友。”
李敖说：“美国黑社会有一句谚语说：‘千万别同警察交朋友，因为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公事公办。’这就是说，警察随时翻脸无情的。”
俞中兴应声答道：“是啊！他妈的我们干掉了古永城手下的流氓，等于帮了警察的忙啊！他们怎么可以反倒抓我们！他们整天靠我们养，真他妈的太不够朋友了！我们杀古永城他们，是‘为民除害’啊！”
李敖笑了：“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一害啊！”
俞中兴理直气壮：“我是一害啊！可是我们杀了一个，总少了一害啊！他妈的警察怎么可以抓替他们办事的人！这样乱来，以后谁还敢‘替天行道’啊！”
李敖被他的话震惊了。他觉得俞中兴说得真是有趣之至，说得真是含意深长。他想到了晋朝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俞中兴有除害之心，不管该不该他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