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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说，在环境的“极限”下，我们少做一分懦夫，我们就该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我们能高飞，我们希望飞得像只多谋的九头鸟；如果我们与覆巢同下，我们希望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我们在釜底，我们希望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
路是那么长，我们随时会倒下，死就死了，又何必“正首丘”呢？青山多得很，到处都可埋我们这副不算重的骨头，在重归尘土的刹那，愿我们都能刻上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①
他在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７日的日记中记下陈眉公《小窗幽记》卷十中几句话：“不能用世而故为玩世，只恐遇着真英雄；不能经世而故为欺世，只好对着假豪杰。”“交友须带三分侠气，作人要存一点素心。”在他眼中，素心，那是纯洁的心地、怀才不遇之心、任性侠气之念、返朴归真之望，这是他行为的张本。
由此可以看出，李敖后来的特立独行的独进之勇，早已蓄谋于军中。他说：“我的肉体，虽奔波于日晒雨淋凡夫俗子，但我的精神却独与天地往来，神驰他方，没有人知道我这样肉体与精神交错地生活着，可是我显然日复一日这样生活着。几乎所有的预备军官都在‘鬼混’、‘数馒头’、数退伍的日子，可是我却这样充实地利用肉体训练的机会加工给我精神训练，我真的自豪呢！”他崇尚的是海明威那种夺人的雄浑刚毅而强悍的气焰，要以自己埋头的努力、沉默的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一个千锤百炼的‘老顽固’。
李敖在讲话中放言无忌，所以在官方眼中，他是一个不令人放心的人物，并说他“犯马（马克思）、自（自由主义）、灰三大错”①。在步校期间，军方安排同是毕业于台大的孙玉华（国民党员）靠近李敖，负责暗中打李敖的小报告，李敖心知肚明。有一次写诗给孙玉华：“见了二娘呼婶婶，见了悟空喊大爷，退役以后饿不死，衡阳街口擦皮鞋。”以表达他对前途无所畏惧的心情。而忠厚老实的孙玉华也没有在小报告上写他的坏话。集训结束，下部队时，指导员把一牛皮纸袋交给带队同学，其中有对他们的思想考核材料，路上，他们“很技巧地”偷拆了这个口袋，李敖看到一向与自己嘻嘻哈哈的指导员在自己的资料卡片上赫然有十字评语：“思想游移，媚外思想甚重。”李敖说：“政战人员之可怕，由此可见！”当然也有其他领导的评语，诸如“学识渊博、守正不阿、能力高强、对政党不感兴趣”等等，则是其他领导的褒扬了。
古语云“蚌病成珠”，一只海蚌某部分有毛病才会产生一颗珍珠。有人说天才不是疯子就是他身体上某部分有毛病。也许李敖就属于这种情况。在他的身上，有太多太多的不自在，不适应，不合时宜，他想努力摆脱它，超越它，最终成就了他的一身奇才。
对于将来要走什么路的问题，他说自己是“ａ ｍ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按：一个奔波驰骋的好汉）。
在退伍前几个月，对将来干什么的问题他思考得最多。他在日记中写道：
归途内心感触很多。要之以“该做怎样的一个人”为念，我简直有点混乱，我不太知道我将来走哪一条路才好，人间的成败，腾达的种类，幸与不幸，目的与手段问题等等都干扰着我，我想我大概不可能甘心做胡适之一样的学者，更不可能做方东美一样的学者，我的本质上是一个ｍ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也许我会演电影，也许我会做一些惊天动地的狂飚
事业，也许我会组织一个裸体园，一个怕太太协会，谁知道我会做什么？我想我终必会是一个“捣乱鬼”，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异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一个“波澜人物”，一个“使旧社会头痛的家伙”，一个“专门会耍花枪的人”，一个“永远使人不停的惊异的人”。我还要好好再想想再摸索，再制造花样，再一变二变大变一阵。①
因此，他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的选择定下了四个标准：
一、“这个职业的本身一定是我感到兴趣的”；
二、要考虑到“个人的ａｂｉｌｉｔｙ（按：才能）的限度”；
三、“最好与个人的志愿相配合”；
四、要“能用世”，“对世道人心民生国计有直接或较直接的影响”。
他希望自己是“ａ ｍ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而不是“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在考据中度日的“白首太玄经”的老文人。他还说：“做一支蜡烛或一面反映烛光的镜子，是两条‘发扬光大’的途径。”而自己要做的当然是“蜡烛”而不是“镜子”。他所说的蜡烛是指要有自己的思想，要自己发光，自己就是一台工作母机，以无穷的精力和智慧，作出自己的判断，宣传自己的思想，来行动，来实践，来作出“有价值之‘谠论’”；而不能像“镜子”那样，做白首注经的考据工作。他说：“雕虫篆刻之事，我不为也。”
他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了信心，为自己思想与人格的更加成熟而自豪，对自己要走的路更加坚定，这种坚毅与执着，在他的日记中有最深刻的表白：
在众人午睡时躺在床上想：我还这么年轻，我有过许多经验，又具有着俗人所不及的许多本钱，军中的磨炼——更使我在刻苦与意志上面有了极大的进步，我现在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我明显地感到我从来没有如此成熟有力，他们都是昏睡的人群，他们是真正的弱者，他们只有些原始的力量、专科知识的力量，而我呢，既非粗犷的男人，亦非坐井的学人，我是真正的一个万千人中的有大办法大抱负的人，以我的年龄才具与性格，我决心放弃了在我里面那些无为的、缩头的、重视爱情的“陈彦增的毒素”，我决心只给我自己一条路走，就是要好好把我锻炼成新时代的英雄人物，锤成一条“坚强得可怕”的铁汉。
沉沉一片力，
亦侠亦温文。
霸气与野心是我指给自己的一条新道路，——一条唯一的新道路，这是我在军中的一个大转变，——放弃了“陈彦增式的老路”，在外表上也做了一个汲汲求名勃勃好功的人物了（暴雨中写竞）。①
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０日，他因工作问题乘车北上。在台北，他看望了时刻关心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姚先生对他期望甚殷，听说他手头拮据，便拿钱给他，他拒绝了。又劝他明年考研究所，并说三月至七月之间他每月资助李敖５００元，以助他考试，他十分感动，但对老师的慷慨解囊还是再一次谢绝。望着姚先生那充满期待的笑容，他的心情十分复杂，感激、内疚、惭愧、奋发，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了。
一月之后，他又收到了同学萧启庆的来信，萧告诉他，胡大博士有意“栽培”他，但希望他读完台大历史研究所。姚从吾为李敖解甲后的职业问题也在想办法，想聘李敖为“国家长期发展科学研究讲座助教”（每月１０００元）。这无疑又是一个好消息。
在这一年的１２月２日，李敖就工作问题又回台中。这一次，他感觉到问题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好办了，即使代课的职业也不可能谋到。他妈妈说他臭名满古城，也袖手不管，并说：“退伍后十天半月，勉强可住，久则恐难相处。”这无疑是在堵他还家的退路。走投无路之中，他只有寄希望于“姚老头”了，但他又不知姚从吾能帮他到什么程度。他想到了父亲的老同学王墨林。于是，１２月２３日，他给王墨林写信，就求职之事请求帮助，他说写稿子、帮教授打杂都不是稳定可靠的办法，由于自己“修名之不立”，简直找不到能帮助自己的人，年轻的朋友们力不从心；长一辈的不骂他，就算是他的造化了，谁还肯对这个大逆不道立异标新的人拉一把呢？他希望王墨林能帮他找一个“轻松的、自由的、在台北的五百元的”差使就行了，这样他可以专心于个人的研究工作，只要自己时间多些，生活艰苦也没什么。李敖把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７日，李敖看到《联合报》１月１２日登载的消息《发展科学委会教授助理聘定》，在“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５０年度研究讲座教授助理研究人员已正式聘定４２人”中，“专任助理”１１人，在专任条下，李敖排名第九。显然，这是他的导师姚从吾先生一番苦心的收获。看到这则报道，李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心想至少一月可以有１０００元的薪水了，有了这笔钱，他就可以从容地放眼未来了。第二天，他在床上神作计划，又有了考出国留学、以渡海西去的打算。他想起５０天前在行军途中于旗山慈云寺玩抽签游戏时的一条偈语：
只恐前途命有变
劝君作急可宜先
且守长江无大事
命逢太白守身边
如今，姚从吾真成了偈诗中的那个“太白”金星了。
十、《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就文学角度而言，李敖称得上一位持之以恒的日记作家。在部队服役期间，他除了写作一些诗歌、小说、散文、论文和书信外，最大的成绩便是他的《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的日记往往是一种秘而不宣的私生活记录，如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等生前的日记就是如此。鲁迅曾说自己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华盖集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