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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 面子与社会互动
五、面子与社会互动
了解现代华人社会中脸面的特性之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讨论面子与社会互动之间的关联。前文说过，在社会互动的情境里，个人之所以会努力想要在他者心目中塑造出对自我有利的公共形象，主要是因为他想要在这个场域里争取某种资源，获得某个目标，以满足个人的需要。在华人社会中还有一类面子语言，可以说明华人社会交往的特色，必须放置在儒家关系主义的脉络中来加以理解。
在提出儒家关系主义的主张之前，我曾经先后建构出“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Hwang，1987），以及华人社会中的冲突化解模式（Hwang，1997…8）。在下一节中，我将以这两个理论模型作为基础，来检视华人社会中与社会互动有关的面子语言。
（一）“给面子／不给面子”
前文说过，在华人社会中，“道德脸面”和“社会脸面”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个人固有的，它由个人是否实践道德原则所决定，在社会互动的情境中，不能用来作为交易的筹码；“社会脸面”则不然，它不仅可增可减，而且可以转借，可以交换，可以成为社会交易的筹码。华人语言中，“给面子／不给面子”的用法，便充分反映出“社会脸面”的这种特殊性格。用“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来看（见图三），所谓给面子，是占有较高地位的资源支配者A，在其他人面前，将他所掌控的某种社会资源给予请托者P，以增加或维系P的声望。用Foa和Foa（1976）所提出的“社会交换资源论”（resourcetheoryofsocialexchange）来看，给面子的方法有许多种，包括在大众面前称赞P的才能或成就，借以提高其地位；对P表示关爱；接受P的建议，对P的意见表示尊重；接受P的请求，将某种具体的资源给予P等等。
相反的，如果A在大众面前拒绝P的请求，指出P所犯的道德错误，贬抑其地位，甚至加以斥责，都可以说是不给P面子，而可能让P觉得失面子或丢脸。
（二）“增面子／损面子”
与此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增面子／损面子”。“增面子”是指，A在其关系网络中的P有某种成就时，再公开地给予某种象征性的资源，以增加P的声誉。“损面子”和“不给面子”的意义有重叠之处，但其范围却较为狭窄，通常是指故意在众人面前暴露他人在道德或能力上的缺失，让他受到大众的耻笑。
（三）“借面子／看面子”
面子既然是可以“给／不给”之物，它当然也是可以“借”的。然而，面子的采借并不只是P与A互动双方之事，而是和“看面子”一样，往往涉及双方“心理社会图”中某位有地位的第三者O。所谓“借面子”，是请托者P在请求资源支配者A，将其所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自身的分配时，往往会提及他和社会上某位有声望者O之间的关系。如果P能够出示O支持他的证据（如推荐信、名片，或者说电话等等），A便可能看O的面子，而接受P的请托。
有时候，O也可能亲自介入双方的互动，帮助P向A进行游说。此时，他可能会向A说：“请看我的面子”，或者更直接地说：“请给我个面子”。如果O的请求为A所接受，他可能感到“有面子”，同时也欠了A的人情。
（四）“顾面子／不顾面子”
A在考虑要不要给P面子的时候，往往还必须考量彼此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谈的是纵向内团体之间的关系。
在讲究“尊尊法则”的儒家社会里，如果占有优势地位的A给或增添P的面子，P很可能会感受到“有面子”的正面情绪；如果他不给或减损P的面子，P虽然可能体会到“没面子”的负面情绪，但通常却只能采取忍耐，不敢将负面情绪表达出来。
有时，位于较劣势地位者可能掌握有某种特殊资源，并扮演资源支配者A的角色。如果占有优势地位的P要求他，将他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P的安排，通常A不敢不顾及P的面子，而很难拒绝P的要求。如果位于劣势地位的A胆敢损及优势地位者P的面子，则P的反应可能是“愤怒”的负面情绪，甚至是攻击行为。
在讲究人际和谐的华人社会里，有所谓“扬善于公堂，规过于暗室”的原则，不论是在上对下或下对上的关系里，一个善于“做人”的人，通常都是善于顾及他人面子的人，他会在公开场合给别人添加面子，如果他对别人有意见，他也会作私底下的沟通，尽量避免损及对方的面子。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不懂得“顾面子”的艺术，常常不给别人面子，甚至损人面子，他便很可能被看做一个不会“做人”的人。
（五）面子与回报
除此之外，涉及面子的社会互动也可能发生在平行的横向社会关系之中。不论是在纵向的上下关系或是横向的平行关系，由于“给面子／不给面子”蕴涵有社会交换的意义，它和儒家传统中的“报之规范”有十分紧密的关联。A给P面子，也可以说是A“做人情”给P，而且有恩于P。P欠了A的恩情，便要承担道德上的义务，将来要找机会回报。相反的，如果A不给P面子，或故意损P面子，P也可能找机会报仇。在《人情与面子》一文中，我说过：华人社会中讲究的“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主要适用于亲密社会或运作社会中的混合性关系范畴（文崇一，1995）。混合性的关系，既不像血缘关系那样不可分割，又不像工具性关系那样可以“合则来，不合则去”。假使个人不顾人情法则而开罪他人，则双方在心理上都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因此，在混合性的关系网内，交往双方平时必须互相“给面子”或照顾对方的面子，以维系彼此间的情感关系。其中一方一旦在生活上遭遇到重大困难，开口向拥有资源支配权的A请求帮忙，A往往会考虑对方可能作的各种回报，给予特别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受恩者便欠下A一份人情，必须在将来俟机回报。这时，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便发挥了工具性的作用。反过来说，如果A不给P面子，不愿意伸出援手，双方的关系便可能弄僵，甚至彼此“反目成仇”。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一元式的政治势力渗透并主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场域，一个人要想获得社会地位，必须向政治中枢靠拢，设法在政治系统中取得一定的位置。当时所谓的资源支配者A通常是掌握某种政治资源的人，而请托者P往往是资源极有限的升斗小民。他们在生活遇到困难时，通常只能以个人的身份向A求情，而极少有和A发生公开冲突的可能。传统社会中所谓“穷不与富斗，民不同官闹”，“饿死不上当，气死不告状”的说法，便是出自这样的社会背景。
现代社会则不然。在东亚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从其生活世界中分化出各种不同的社会系统，结合成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个人可能掌握的资源趋向多元化，他们可能代表自己所属的群体，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和代表其他群体的他者进行交换。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P如果要请求A帮忙，他可能展示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炫耀自己所掌控的社会资源，暗示自己将来可能给予的回报，以增加A接受请托的可能性。如果P想要获得某种资源，A又坚决不肯帮忙，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可能演变成为群体跟群体之间的对抗。
（六）“大家有面子／没面子”
华人发生冲突时，并没有“公平决斗”的观念，卷入冲突事件的双方很容易陷入情绪性的意气之争（BondandWang，1981）。这时，他们“心理社会图”中的第三者O便很可能挺身介入，充当其冲突事件的调解人（Cohen，1967；Ma，1992）。这位调解人通常是社会地位较高的长者，当双方争执不下时，他会要求他们“看我的面子”，停止争吵。如果他们接受了他的调解，而获得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他可能会说：“这样最好，大家都有面子。”
（七）“撕破脸／留面子”
“大家都有面子”的反面是“大家都没面子”。在前述O出面替P向A请托的场合，如果O跟P有相当亲密的情感性关系，一再请求A“看我的面子”，A最好是接受他的请托，替他“留面子”。如果A不为所动，不愿意接受他的请托，这时，O可能变成请托事件的当事人，认为A“太不给面子”。如果O因此而和A撕破脸，甚至因此而发生冲突，其最后结果很可能是“大家都没面子”。
（八）“留面子／敷衍面子”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不愉快的后果，A虽然不愿意全盘接受P或O的请托，却往往必须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给P或O留面子。有时，A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尊敬O，也不愿意对P或O做出实质上的让步，而只是表现出某种象征性的敬意，恰好不会使对方感到不快。这便是在“敷衍面子”，其目的在于息事宁人，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以维持当事者的心理社会均衡。
第27节 结论
六、结论
对于了解华人的社会行为而言，“面子”是个意义十分丰富的概念。它源自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又随着华人社会的现代化变迁，而不断展现出新的面貌。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发展本土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并且深信，华人社会中许多跟面子有关的概念，都应当放置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来加以理解。
最近，我连续针对华人的“面子”概念写了两篇论文，《儒家关系主义与华人的脸面观》（Hwang， 2002）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本文题为《华人社会中的面子与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