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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一壶酒-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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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毒一家(2)   
  (三)洋金花。学名Datura stramonium,也叫曼陀罗花(译自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或押不芦(译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也是欧洲、印度和阿拉伯国家认为的“万能神药”,除作外科手术的麻醉剂和止痛剂,还作春药和治癫痫、蛇伤、狂犬病的药。古罗马人常以此物作阴谋手段,如弗龙蒂乌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的兵书《谋略》(Strategematicon),就有以曼陀罗酒麻翻敌人巧妙胜之的战例。印度也有强盗、妓女用它于黑道。中国的外科手术源远流长,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俞跗术,《鶡冠子·世贤》的扁鹊术,还有华佗的麻沸散,在医学史上都很有名。中国早期的外科手术用什么作麻醉药?麻沸散是不是像宋周密《癸辛杂识》推测就是这种药?还值得研究。“麻沸”,见《汉书·王莽传》,据注是“如乱麻而沸涌”之义,后世“麻醉”之“麻”与之有关。但这种药,据《岭外代答》、《本草纲目》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书,是宋代从阿拉伯传入,没有问题。它不仅是小说《水浒传》中所谓“蒙汗药”的主药,文革期间,我国为备战需要而开发“中麻”(“中药麻醉”的简称),“中麻”的主药也是洋金花。 
  不过,中国的毒药和毒品,最有特色,恐怕还得属乌喙和丹药、五石。 
  我们先说乌喙。乌喙有附子、乌头、天雄等异名,本以生长年头而定,现在多统称为乌头,学名叫Aconitum carmichaeli。这本来是一种箭毒类药物,小说《三国演义》讲“关云长刮骨疗毒”,关羽所中毒箭就是使用“乌头之药”(当然,《三国志》可没这么说)。乌喙含乌头碱,有剧毒,但在早期医方中使用很广,号称“百药之长”(《太平御览》卷九九○引《神农本草经》佚文)。据马王堆帛书和阜阳汉简,古人不仅用乌喙治各种疾病,还拿它当兴奋剂和春药,也是一种“万能神药”。不但人吃,马也可以吃,据说吃了以后,可以“疾行善走”,作用类似现在体育丑闻揭露的那种药。张仲景的《寒食散方》,其中第二方叫《紫石寒食散方》,其中就配有附子。关于乌喙,我在《中国方术考》中有讨论,可参看。 
  丹药、五石和乌喙不同。乌喙是“草木之药”,同上面讲的世界性毒品相似,主要是利用植物中的生物碱。而丹药、五石则属“金石之药”,即矿物或用矿物炼成的化学制剂。它们是我国更有特色的东西。 
  中国的丹药是以朱砂(主要成分是硫化汞)炼制的汞制剂,当然是有毒之物;而炼丹的石材,最重要的是五石,也是有毒之物。两者同属炼丹术的大范畴,和中国的冶金史和化学史有密切关系。中国早期的人为什么对这些毒药感兴趣,乍看好像至愚极昧,迷信得很,但在当时条件下,这些都是“高科技”,不但得有专门人材,如李少君一类方士,还得有科研经费、科研设备,如丹房鼎炉、本金本银和各种石药,非大富大贵之人不能置办,也非大富大贵之人“不配吃”。治天文学史的伊世同先生说,“迷信是古人对真理的狂热追求”,古人不仅迷信天文,也迷信药,那劲头就和五四以来我们崇拜“赛先生”一样。比如葛洪,读书最多,在当时那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就崇拜“金丹大药”。 
  关于中国炼丹术的起源,我在《中国方术考》中也有所讨论,指出它是一种“人体冶金术”。中国的“金石之药”,原来多是冶金的原料,古人把它们从工厂搬到实验室,再搬到人体,有它自己的一套逻辑。第一,这些东西结实耐用,什么长寿的家伙都比不过;第二,它们都是治外伤的药,小时候我们涂的红汞也是这类药,活着可以“防腐”,死了也可以“防腐”。所以朱砂、水银一直是我们的防腐剂。古人服丹求寿,就是来自这种观念。另外,古代的“神药”多与服毒之后飘飘然的感觉有关,古人叫“通于神明”,致幻作用,它也少不了。中国的炼丹术,秦汉魏晋时期,那是大红大紫,只是到唐代,吃死一大批皇帝,然后才有所收敛(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要讲毒品,这是头号毒品。 
  和炼丹有关,我们还应讲一下“五石”和与“五石”有关的“五石散”。炼丹用的“五石”,古书有不同说法,恐怕应以葛洪所述最可靠。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葛洪所说“五石”是丹砂、雄黄、白礜、曾青、慈石(《抱朴子·金丹》),对照《周礼·天官·疡医》可知,实与治外伤的“五毒”大同小异,不同之处,只是把曾青换成了石胆(二者都是绿色铜矿)。这五种矿石,朱砂是赤色,雄黄是黄色,白礜是白色,曾青(或石胆)是青色,慈石是黑色,应当就是古书提到的“五色石”。如《淮南子·览冥》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之说,并且古代还常常用这类矿石作颜料。“五石”除慈石,皆有大毒。 
  “五石散”也叫“寒石散”,从魏晋到隋唐,服者相寻,杀人如麻,也是著名毒药。前人,如清郝懿行《晋宋书故》、俞正燮《癸巳存稿》,近人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余嘉锡《寒食散考》等均有考证,而以余文为最详。俞正燮曾以此药比鸦片,而余嘉锡“以为其杀人之烈,较鸦片尤为过之”,历考史传服散故事,自魏正始至唐天宝,推测这五百年间,死者达“数十百万”(以下两段的引文均见余文)。   
  药毒一家(3)   
  古人服散,据说是由正始名士何晏带的头。晏“好色,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因为耽情声色、身体虚劳而服散,结果“魂不守宅,血不色华,精爽烟浮,容若枯槁”,活像大烟鬼。但何晏以后,却有很多人起而仿效,成为时髦。不但士大夫阶层热衷于此,写诗要谈,写信要谈(如“二王”书帖,就有不少是讨论服散),就连没钱买药的穷措大,也有卧于市门,宛转称热,引人围观,“诈作富贵体”者。 
  前人考“五石散”,皆以为出自张仲景《侯氏黑散方》(亦称“草方”)和《紫石寒食散方》(亦称“石方”),并未考虑它同“五石”有什么关系。但后方所录石药只有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四种,孙思邈的《五石更生散方》才加入石硫黄,是个疑点。考何晏服散,自称“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所谓“治病”,在于借药力之热,去寒补虚。“神明开朗”,则是精神效果。有人形容这种效果,说是“晓然若秋月而入碧潭,豁然若春韶而泮冰积”,当然是美化之辞。实际情况是,很多人服药之后大热,不但满世界乱转,称为“行散”,而且可以闹到隆冬裸袒食冰,必须大泼凉水的地步。比如裴秀,就是这样叫凉水给泼死的。孙思邈说“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劝人见了这个方子就把它烧掉,但为什么还要在书中留下类似的药方呢?王奎克先生疑之,认为孙氏“五石”无毒,不可能有这种奇效,考其毒性在于《侯氏黑散方》中的“凳笔恰暗N石”之误。二者形近易混,古书多混用之例;礜石含砷,所谓服散乃慢性砷中毒;何晏之方是合仲景二方成五石,孙氏痛其杀人,把礜石换成石硫黄,始以无毒之方传世(《“五石散”新考》,收入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可见何晏“五石”和炼丹家的“五石”确有交叉。 
  不仅如此,我还想指出,古代本草,下药多毒,其一大特点是“除寒热邪气”(见《神农本草经》)。古人以“五石”治伤寒虚劳之症,《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就已提到。其说不仅可以上溯到西汉文帝时,而且从引文看,还是本之扁鹊的医经,并不始于张仲景。《汉书·艺文志》有《扁鹊内经》和《扁鹊外经》。《扁鹊仓公列传》有一条引文,“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估计就是出自扁鹊的医经。又传文说齐王侍医名遂,自以为病寒,而“炼五石服之”,淳于意访之,诊为内热外寒,以为不可服此“悍药”、“刚药”,否则发痈而死。遂既服五石,果发痈而死,情况正与魏晋隋唐服散每每“痈疽陷背”、“脊肉烂溃”者同。扁鹊“五石”今无考,但我们怀疑,古之“五石”不唯五色分,且以阴阳辨,与当时的阴阳五行说有关,往往是据虚实寒热、表里之症,酌情加减其味。其方各异,往往取一“毒”与他石配,并不是“五毒俱全”。后世“五石”用礜石者,大概只是“五石”方的一种,略分紫白赤黄,仍有仿效之意。 
  古代的砷制剂,除礜石之外,还有雄黄。礜石是古代的“耗子药”和“杀虫剂”,雄黄也有类似作用。古人认为,雄黄可以治蛇伤,杀百毒,厌鬼魅。我国旧有于端午饮雄黄酒的习俗,《白蛇传》中,法海叫许仙喝雄黄酒,使白娘显形,即与此有关。雄黄、礜石都是“五毒”中物。 
  中国的丹药、五石与国际上的“三大毒品”不同,还不仅是金石与草木的不同。余嘉锡已经指出,寒食散“服者多不过数剂,至一月或二十日而后解,未尝每日必服,是无所谓瘾也”。同样,丹药也没有“成瘾性”和“依赖性”。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嗜之者众,使用广而延续长,其实是根据我们对毒药的另一种追求。后世本草书,一般以草木之药为主,无毒之药为上,但原来不一定是这样,或至少在炼丹术中不一定是这样。中国的炼丹术是来源于中国的冶金术,中国的冶金术是以它在石器时代的经验作背景。它以“五毒”为材,铅、汞、砷为核心,是想模仿冶金,“炼人身体”。上述毒品,丹药为汞制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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