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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长处，我们有我们的长处，长处和短处要具体分析，不要动不动，就说我们什么都不行。像80年代启蒙史学下的小儿科，急了就会怨天尤人骂祖宗，说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一开始就不行，人家吃肉，我们吃粮食（其实要说吃肉，也轮不上欧洲，真正成天吃肉，还是人家爱斯基摩人和蒙古人）。这种自卑，有时真是自卑到根子上去了。国，我还是出过一点的。我知道的外国，和好多人印象中的外国就不一样。十几年前我在美国，留学生闹绿卡那阵儿，有人说，中国的精英都在美国，留在国内的都是人渣。我就想回来当“人渣”。我就不明白，大家干吗那么喜欢糟蹋自己，人不贱之而自贱。特别是有些留学生（当然不是所有，但也不是一个两个），他见人家骂中国还回嘴骂之，只要一有中国人开口，他就又来骂中国人，还一口一个你们中国人全是民族主义作祟。最近，有位香港教授说，什么时候中国大陆的教授让外国评，就出息了，可以进一流了。其实，我就参加过不少这类评审，包括评教授和评著作。这本来是平常之事。其他中国教授，我知道，有不少人也都参加过这类工作。评审应该是相互的，用不着这么神秘兮兮。我的态度很简单，其实还是孙中山先生强调的那种精神，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要随便说我们行人家不行，也不要随便说人家行我们不行。此丈夫兮彼丈夫，总都是人吧。现在，中国的学问，不是只有中国人做，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同行的研究，近百年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第三只眼”，而且对中国之褊狭固陋，还是最好的解毒剂，但我一直认为，而且是顽固地认为，他们的研究（其实人少得可怜），我们的研究（学者良莠不齐，但兵多将广，虽百里挑一，也相当可观），其实并不是同一门学问。研究中国，即使今天，要谈国际学术，那也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即他们的学问，我们的学问，还有某些往来于彼此，具有双重身份的学者，他们的绍介沟通（可惜，现在的很多“二师傅”已经不如他们的前辈，不像冯承钧他们那样，还能起这样的作用），三者加起来，才有这个国际学术。这是说我们这行的学问。其他学问，当然不一样。有些学问，原来是人家的学问，穷追猛赶，差距还是相当大，自卑感不免油然而生，这我可以理解。但重要的是，你别自卑完了又自大，非要国外末流当国内一流，叫别的学科都摧眉折腰，低声下气，承认你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非得按你的模式来改造整个学校，改造全国教育。这就过了。当年，中国的大学，前清举子、外国留学生，各种来源的人都有，所以蔡元培才要讲兼容并包。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很多也是不中不西，亦新亦旧。这才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当然，改革是大家的事。我说过，现在的事情，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像文革完了，什么事都往四人帮头上一推，“大家都是好东西”。问题是社会问题，当然不必指责个人，但也不能什么事都把自己摘出去。就算无能为力，知耻近乎勇，总可以做到吧。
这是我的态度。
2003年7月1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8月6日改定。
【附记】
此文原来的题目是《前提最需要讨论》，太严肃也太模糊，现在用文章结尾的话换了一下，叫《知耻近乎勇》。
马年说伯乐（1）
今年是马年，大家都想从马讨个吉利，我也凑几句热闹话，全是古人说的话，给大家添个乐子。
去年春天，我在巴黎凭吊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墓，他的墓和萨特、波伏瓦的墓在同一个墓地。当时我想，汉学家起汉名，很多不怎么样，但马伯乐的名字起得好，音好，意思也好。因为你想，伯乐善于相马，马要碰上伯乐，那该多有福气。当年，李白给韩朝宗写信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与韩荆州书》），就是这种心情。我们当人的都这么想，更何况是畜生呢。所以古往今来，几乎每个读书人，特别是有才气而还未出头的读书人，即便够不上“千里马”，也个个企足引领盼伯乐至，惟恐碰不上伯乐，埋没在太多的“凡马”之中。
然而，古人若庄子者流却说，不对。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埋头吃草，能跑能跳，“此马之真性也”。你纵有高楼大厦，对它来说，也无所用之，它凭什么要喜欢伯乐呢？马自从碰上伯乐，可算倒了霉。他说，我会养马，有好草好料；我会驯马，有“千里马”的高帽。可马不这么想。伯乐养马，那是瞎忙，又是剃发刷毛，又是钉掌烙印，上使笼头下使绊，把它们一排排关在马厩里，十匹马就得死上两三匹。然后呢，还得让它饿着渴着，奔着跑着，前有嚼子勒，后有鞭子抽。等你把它收拾得服服帖帖、规规矩矩，一半的马都死掉了。马是什么？它就懂吃草饮水，高兴了，脖子蹭脖子，表示亲热；生气了，把头一扭，跟你尥蹶子。如果你非给它驾上车辕，戴上马冠，马想的可就是，无论如何，我也得逃跑。它会踢毁车子，咬断缰绳，专门跟你捣蛋。所以说，马懂得和人作对，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害群之马”，那是“伯乐之罪也”（《庄子·马蹄》）。这是给伯乐泼凉水，现在的伯乐，当然不爱听。我猜，他们会说，这人真能瞎掰乎，马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它既然是畜生，就得服人管。我把它从吃了上顿没下顿，缺医少药，到处流浪的地方救出来，收留它，喂养它，爱护它，教育它，它千恩万谢还来不及，谁要你来发慈悲。况且，就算是反抗，它也成不了气候，我还就不怕它尥蹶子。
好，那我还有另一段话，这可是夸伯乐的。它见于辨伪学家不太敢用，但同样是道家著作的《列子》一书。《列子》夸伯乐，夸得有趣。它说伯乐这个人，他不但本人会相马，而且还会发现比自己更会相马的人，也可以说是一种“伯乐的伯乐”吧。故事是这样：
从前，在现在的陕西省，凤翔塬下的宝鸡县，有个古老的国家，叫秦国。秦人以养马著称，他们的祖先，造父为周穆王驾车，非子为周孝王养马，当然出相马专家。据说，伯乐就是秦穆公的相马专家。有一天，他对伯乐说，您老年纪太大，是不是从您的孩子中给我推荐一位代替您？伯乐说，您要找一般的好马，我可以凭它的外表和骨相，但“天下之马”（天下第一的马）却很难找，也很难认。要能找到这样的马，它可是超逸绝尘，不同凡响。我的孩子都不成器，我只能告诉他们什么是一般的好马，不能告诉他们什么是“天下之马”。不过，我有个打柴的穷哥们儿，他叫九方皋，相马的本事绝不在我之下，我想您该见见他。后来，穆公见了九方皋，派他去找“天下之马”。过了三个月，他回来报告说，我找到了，马在沙丘。穆公问，马是什么样？他说是母马，颜色是黄的。穆公派人取马，却发现，马是公马，颜色是黑的。穆公不悦，把伯乐叫来，跟他说，瞧您推荐的是什么人，事全办砸了。我派他找马，他连毛色和公母都分不清，还懂什么叫好马，什么叫坏马。伯乐长叹一声说，他真的像您所说，竟笨到这种地步了吗？其实这正是他比我强千万倍的地方。您要知道，九方皋看见的东西，那是“天机”，他是得其精而忘其粗，入其内而忘其外。他看见的都是他想看见的东西，没看见都是他不想看见的东西；他注意观察的都是他想观察的地方，忽略的都是他不想观察的地方。他追求的东西已经超出了马本身。周围人把马牵出来一看，果然是一匹“天下之马”（《列子·说符》）。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趣。因为现在的校园是“四海无闲田，农夫都忙死”。我们这些教书匠，老得参加学生答辩，又没功夫看论文。流行做法是故作细致入微鸡蛋里面挑什么状，专爱拿错别字、标点符号说事。我们的关注点，多半正在“牝牡骊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我跟学生常说，你们年轻无名，出版社也好，编辑部也好，都是以貌取人，就像大饭店写的“衣冠不整，不得入内”，即使是小疵微瑕，也不能掉以轻心，但我们教给学生的难道仅仅就是这些吗？有一次答辩，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说，有两类论文，大家没争议。一类是有创意，无硬伤，大家肯定说，这是好论文，没问题。一类是无创意，有硬伤，大家肯定说，这是坏论文，也没问题。但如果一篇论文，它有创意，也有硬伤，问题就大了。我们的很多教授，他们的想法是，我宁要无创意也无硬伤的论文，也不要有创意也有硬伤的论文。因为他们的想法和秦穆公相似：你连公的母的、黄的黑的都分不清，还谈什么马？这不明摆着全是“硬伤”吗？可是，如果我们用伯乐的逻辑反问一句，“千里马”之为“千里马”，这跟“牝牡骊黄”有什么关系？我们能说母千里马是千里马，公千里马就不是千里马；黄千里马是千里马，黑千里马就不是千里马吗？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启发，但现在的伯乐也不爱听。他们会说，“硬伤”怎么可以同“牝牡骊黄”相比，这是偷换概念。好，那我就再讲一段他们爱听的话。
马年说伯乐（2）
我想，韩非子的话最合适。他说，伯乐相马，是让他最讨厌的学生去相千里马，而让他最喜欢的学生去相拉车的马。道理是什么呢？因为千里马是千载难逢，指望它是耽误事。而拉车的马，每天都在卖，大家更需要（《韩非子·说林下》）。这话和当代精神很合拍（当代思想在骨子里是法家思想）。因为你想，如果花天价，买天马，那笔钱是足够买一大批拉车的马，买驴更多。
如今校园里流行一句话，叫“千里马的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