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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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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效果以及化装等,也都渐具规模,各有专人管理。剧团每在校庆日,公开演出,一连两天,轰动一时。除校庆日之外,每周星期六或一般小的节日,也有演出。学生们花费一角钱,买上一张票附带一包糖果,又看、又吃、又玩,师生同乐。那时,万家宝正在中学部读书,他受到不少的影响,他创作的名剧《日出》、《雷雨》等,都曾在南开新剧团上演过。戏剧公演之同时,还不断穿插些相声、魔术等小节目。特别有一位同学姓杨(忘其名),他在读中学时,就常表演魔术(变戏法),后来,他升入大学攻化学,他利用物理、化学的实验,丰富了他的魔术内容,颇得观众的喝采。那时南开的新剧团,实已超过了一般剧团的技艺水平。 
  后来,南开又成立了京剧社,在学校的节日,也常常上演。每次演出时,先生总是坐在前排,聚精会神地观赏,直到剧终为止,不论台上演的好或不好,他都兴高彩烈地为演员们打气。他常说:“这是师生们在一起玩,不能要求太高嘛!”他平生的爱好,就是跟学生在一起玩。 
  南开的体育,也开展得最早。无论是田径,或是各种球类,包括篮球、足球、棒球、排球和网球等,以及武术会,都是很发达的。在历届华北或全国运动会上,南开是享有盛名的。那时,先生总是担任着总裁判。田径赛里出现过“大金刚”、“二金刚”;篮球队里出现过南开“五虎将”即李国琛、刘建常、王锡良、唐宝堃和魏蓬云等。他五人曾代表中国,出席过远东运动会。当先生看到这些神采奕奕、生气勃勃的年青一代各显身手时,从他微笑的面容里,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喜悦。后来,在重庆南渝中学时,先生不惜出大力,修建了一座运动场,叫学生们在里面跑跑跳跳。他常说:“这些孩子们像一群野马,哪能关在笼子里?”又说:“有了好身体,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担起建设国家的重任;身体若不好,就失掉做事的本钱,什么也谈不到了。”先生不仅重视男学生的体育,同时也重视女学生的体育。一切运动项目,也有女学生参加。要求男、女学生都是文武全材,这就是他的体育方针。 
  抗战期间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发动了事变,进占了沈阳,不久,日军又北上,攻陷了吉林,吞占了黑龙江。继而寇军占锦州,侵山海关,犯热河,于是我东北大好河山,全部沦为敌有。日寇掠夺东北得逞后,进而窥伺华北,经常在天津编组便衣队,用以滋事骚乱。那时,日本租界里的海光寺兵营,正处在南开大学部和中学部的中间,日本侵略者,常常以军事演习为名,越出租界,一直跑进南开学校来打靶,对准教室楼,架设机关枪,肆行寻衅,制造骚乱。南开师生,早已识破日寇的伎俩,置之不理,照常上课,日寇虽恨之入骨,也无可奈何?! 
  南开学校虽处在急风阵雨之中,但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发展着。是年,大学设工科和化学工程、电机工程两系。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术研究,又增设经济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冬天,先生到四川游历,见到蜀中真乃天府之国,人文荟萃,物产丰饶,于是先生有在川省建立南开分校之意。先生又看到当时的华北局势,日趋紧张,应早作准备,为未来后撤时留有回旋余地。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春,先生派中学部主任喻传鉴到四川,视察川省教育。四月间,在重庆沙坪坝购地八百亩,随即鸠工破土。八月间一部分校舍竣工,招录新生二百余人,九月间正式开学,定名为南渝中学。当时一般社会人士,莫不惊奇于建校之神速。到此时,南开学校由五名学生的严馆,经过四十年来的苦心经营,已发展到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学生三千多人。这一成绩,纯属时间的堆积而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者仍沿用其一贯的侵略伎俩,挑起了“芦沟桥事变”,七月二十八日,战祸延及天津。在前一天(即二十七日)下午,有日本军车一辆,满载日寇侵略军,自津南驶来,到八里台南大校门刹车,几个兽兵把校门外悬挂的抗日标语牌,用军刀砍下来拿走,临上车时又大声嗥叫,还有一个兽兵从车上扔到校内一枝枪,然后狂傲地乘车散去。当时先生在南京,校内各部负责人见日本侵略兵来意不善,情势危急,时值暑假期间,校内仅少数住校生,还有部分教职员及其家属。学校紧急通知,限他们要在当晚前离开学校,迁往安全住处。学校虽已早在迁移,这时尚有部分图书仪器未及迁出,乃紧急转移。当夜即二十八日凌晨,日寇果然在津发动了事变,由二十八日午夜到二十九日,日寇从海光寺兵营,用密集的炮火,轰击南开大学彻夜未停。第二天寇机又来投掷大批炸弹,之后,有军车开进学校,把未炸平的楼房,泼油纵火烧毁。中学部也遭到同样厄运。事后查明:大学部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授的宿舍楼和大部平房,均被夷为平地。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室楼,也化为一片废墟。大学校有大钟寺赠送的一口大钟,重一万八千斤,钟面镌有全部金刚经,是罕见的一件历史文物,也被日寇拉走,熔做枪炮子弹,用来屠杀中国人民。当日,日本特务率领几个朝鲜浪人,还到先生家捉人。且幸家人已事先逃离,特务们只把未搬走的衣物抢掠而去。是时,先生适在南京,惊闻南开四部校舍被毁,异常忿怒,念及四十年来惨淡经营,一草一木,莫非亲手建树,今朝日寇入侵,一旦化为灰烬,不禁悲从中来。当时他坚毅地说:“我深信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南开学校是为复兴祖国而产生,必须遭到日寇所嫉恨,其被炸、被烧,固意料中事耳,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南开也必存在!我们继续努力吧!”       
… 
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4) 
…     
  先生的精诚感动了当时的社会人士,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为重庆南渝中学捐款,在很短的时期内,添建了南渝校舍,学生名额迅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为了保存南开的传统精神,并符合各方人士和南开校友的心愿,把重庆南渝中学,改名重庆南开中学。这个南开中学,成了战争时期中国学校的典范,它是战后中国复兴的象征。那时,所有到重庆来的国外人士,都争先参观重庆南开,会会张伯苓校长这个人物。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南京国民党政府迁移汉口后,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公推先生为副议长。先生力举国难当头,同舟同济,消弥内争,团结抗战。 
  同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令,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迁长沙,合并为临时大学。继又迁往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系先生的老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南开中学第一班毕业生。先生与蒋、梅二氏,共任西南联大常委,先生力举合作到底,直到抗战胜利,三校复校时,三常委始终是和衷共济的。 
  抗战期间,先生在重庆专心致力于南开中学的建设。几年的工夫,他把沙坪坝八百亩荒地建成为一座大花园。他修建的计有:教室楼二,图书馆一,男生宿舍三,女生宿舍一,其余如医院、饭厅、浴室,以及教职员工住宅,等等,样样齐备。另外,依山地起伏,开辟了一座雄伟宽阔的运动场,两旁砌有石看台,坡下凿有养鱼池,环绕池边,遍植腊梅和栀子花,阵阵清香,薰人欲醉。图书馆前,一片青翠的柏树。外来参观的客人,无不惊奇道:“沙坪坝变了,南开学校焕然新貌,张校长是一个魔术师啊!”先生听了微笑着说:“不是魔术师,我是一个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了,我随手又起来了,而且,今天我在建设一个雄伟壮丽的教育基地,准备建设新中国。”但是,日本侵略者对于这个民族教育基地,更加嫉恨,愈呈凶残,于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八月间,又以几十架寇机,围绕着这个毫无军事设施的教育基地,投下了大批巨型炸弹。日机撤离后,南开学校的损失虽很严重,但先生毫不在意,立刻派工整修,迅即复原,学校课业依然照常进行。当时,有人忧心如焚地说:“日机若再来轰炸,怎么办!”先生坚毅地说:“再炸再修!”先生的确是个不倒翁。 
  抗战时期,先生的家就住在津南村三号,那是一所四开间的小平房,设备简单而朴素,经常有南开校友、老朋友和慕名人士来看望和访问他,先生总是盛情接待。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邓颖超二同志,就是先生家的座上客,周恩来同志与先生有师生谊;邓颖超同志五四时期,在北洋女子师范读书,当时先生兼任该校校长,故与先生也是师生关系,彼此间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深厚的情谊。后来毛主席到重庆时,周恩来同志陪同毛主席曾来拜望先生,会面后,相谈甚欢。次日,先生还带我们进城,到上清寺张治中宅回拜毛主席,适值主席外出,不遇而返。 
  南开校训 
  在南开学校建立初期,先生为矫“五病”,树新风,制定了五项教育方针。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已由蒸汽机时代,进入原子能时代了。时代在向前进展,先生的教育思想,也是随时代之进展而进展的,他的五项教育方针,现已进入“公能教育”时期了。他在重庆南开中学运动场坡地上,用绿色的冬青草植成两行标语,即“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就是南开校训。 
  允公与自私是对立的,先生常着重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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