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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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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古史班上当有述及,君倘愿闻其详,可试来听之。彼乃哲学系四年级生,自是遂来余上古史班上旁听。越一年,来晤言,余听师上古史已一年,今信师言不疑。哲学系有毕业纪念刊,当整理一年笔记成篇刊入。不知师尚有所言未尽否。余答,有之。因请余再撰一文,亦同刊其班之毕业刊物中,并告余,亦当请适之师同为一文讨论其事。余允之。余因续撰一文,连同彼笔记同刊是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纪念刊中。而适之则竟未为文。后余自刊《庄老通辩》一书。已在余居香港时,距当年亦已三十年矣。此君笔记载当年北大哲学毕业刊者,余手边无之,容当觅得,再以补入。此君已忘其姓名,惟闻其留学德国,归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   
  余与适之讨论老子年代问题,绝不止三数次。余曾问适之,君之《先秦哲学史》,主张思想必有时代背景。中国古人所谓知人论世,即此义。惟既主老子早于孔子,则老子应在春秋时代,其言亦当根据当时之时代背景而发。君书何乃上推之《诗经》,即就《诗经》来论时代背景,亦不当泛泛分说乐天派悲观派等五种人生观,认为乃老子思想之起源。当知乐天悲观等分别,历代皆有,唐诗宋词中何尝无此等分别。即如最近世,亦复有此五等分别。何以老子思想独起于春秋时代,仍未有所说明。且如老子以下,孔子墨子各家思想,亦各有其时代背景。君书自老子以下,即以思想承思想,即不再提各家思想之时代背景,又何故。适之谓,君之《刘向歆父子年谱》未出,一时误于今文家言,遂不敢信用《左传》,此是当时之失。然对余之第二问题,则仍未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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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北京大学杂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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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适之见余,再不乐意讨论老子,而别撰《说儒新篇》。在彼撰稿时,屡为余道其作意。余随时告以己意。如是者数次。适之说儒终于成篇,文长五万字,仍守其初意不变。其说既与余上古史堂上所讲意义大相背驰,诸生举适之此文设问。余遂于堂上明白告诸生,余所持与适之说儒不同之所在。诸生或劝余为文驳论。余告诸生,学问贵自有所求,不应分心与他人争是非。若多在与他人争是非上分其精力,则妨碍了自己学问之进步。《孟子》一书,只在申孔,不在辟墨。遇两说异同,诸生贵自有折衷。并余已将今天堂上所讲,一一告之适之,不烦再为文辩论。遂拒不为。诸生乃浼余助教贺次君即就余讲堂所讲撰一文,刊之北大史系同学在天津《益世报》所主办之副刊上。适之见之,大不悦,但亦未撰文反驳。主编此副刊之同学乃欲次君别为一文自解说,次君拒之,谓所辩乃本钱师之说,不能出尔反尔。不得已,主编此副刊之同学乃自为一启事,解说此事。自后余来香港,某君在《港大学报》上刊一文,专为讨论适之说儒。余始别为一小篇,追忆前说,则已上距当时十年外矣。今余此文,已收入余之《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集。   
  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上述老子孔子两氏不过其主要之例而已。闻有北大同事之夫人们前来余课室旁听,亦去适之讲堂旁听,退后相传说以为谈资。惟一时所注意者,亦仅为一些具体材料问题解释之间,而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一大问题上,则似未竟体触及也。然孟子所谓余非好辩,亦不得已也。余深深了此意境。 
  又一日,适之告余,得商务来书,嘱编一中学国文教本。彼谓,君在中学任教国文课多年,对此富实际经验,盼我两人合作,共成此编。余告适之,对中国文学上之意见,余两人大相违异,倘各编一部中学国文教科书,使国人对比读之,庶可有益。倘欲两人合编,其事不易,并使他人亦无可窥其底里,遂拒不为。此事遂亦作罢。时适之在北大,已不授中国哲学史,而改授中国白话文学史。惟余与适之在文学方面甚少谈及,以双方各具主观,殊难相辩也。 
  三 
  时傅斯年孟真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亦自广州迁北平。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禹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而孟真所主,则似尚有迥异于此者。如其以历史语言二者兼举,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无此根据。即在西方,亦仅德国某一派之主张。大体言之,西方史学并不同持此观念。其在中国,尤属创新。故在其主持之史语所,其时尚仅有地下发掘与龟甲文研究两门,皆确然示人以新观念,新路向。然孟真心中之史学前途,则实不限于此两者。 
  余至北平,即与孟真相识。孟真屡邀余至其史语所。有外国学者来,如法国伯希和之类,史语所宴客,余必预,并常坐贵客之旁座。孟真必介绍余乃《刘向歆父子年谱》之作者。孟真意,乃以此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乃及史学界之疑古派。继此以往,则余与孟真意见亦多不合。 
  孟真在中国史学上,实似抱有一种新意向。惟兹事体大,而孟真又事忙未能尽其力,以求自副其所想望,而遂有未尽其所能言者。彼似主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彼著述亦仅限先秦以上,即平日谈论,亦甚少越出此范围。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渊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两代有所窥涉,则须私下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满。 
  适之于史学,则似徘徊颉刚孟真两人之间。先为《中国大史学家崔东壁》一文,仅成半篇。然于颉刚《古史辨》则备致称许。此下则转近孟真一边。故北大历史系所定课程似先注意于断代史。在余初到之年,北大历史系第一次开会,适之为文学院长,曾言办文学院其实则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又文学系仍多治旧文学者掌教,一时未能排除。而历史系上古史一门除余专任其必修课外,又开选修课,凡八门,颉刚孟真各任一门。此见当时学术界凡主张开新风气者,于文学则偏重元明以下,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文史两途已相悬绝。其在文学上,对白话文新文学以外,可以扫荡不理。而对史学,则先秦以下,不能存而不论,但亦急切难有新成就。于是适之对北大历史系之兴趣,亦遂逐渐减轻。 
  四 
  余在北大,任教“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年。翌年,改开中国政治制度史。系主任陈受颐弗允。受颐人素谦和,主讲西洋史。闻其于西洋中古史颇有深入,实际并不任系务,乃由孟真幕后主持。大意谓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余谓,言实际政治以前制度可不再问。今治历史,以前究属如何专制,亦当略知,乌可尽置不问。屡争,终不允。余言,余来任课,上古史秦汉史由学校规定,余一课任余自由开讲,不论选课人多少,余意欲开此课,学校似不宜坚拒。遂终允之。北大选课,学生可先自由听讲,一月后始定选。到时乃无人选余此课。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霖告其同事,学生来校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国政治,今文学院开此课,当令学生前往听讲。遂有政治系全班学生来选听此课。稍后,人益多,乃历史系学生前来旁听。因北大校规松,选定之课可任意缺席,未选之课可随时旁听。故学校自开学后,讲堂必随时改换。旁听多,换大课堂;缺席多,换小课堂。某教师或自小课堂屡换大课堂,某教师或自大课堂屡换小课堂。学生以此为教师作评价,教师亦无如之何。清华燕大殊无此现象。惟余第三年仍开近三百年学术史,俾完成余之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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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北京大学杂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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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每次上堂必写此一堂之讲授大纲及参考材料。惜余此课所讲迄今未编撰成书,惟散见其要旨于余此后之《国史大纲》中。即余初来台北,有《历代政治得失》一讲演,已付印出版,亦可谓余在北大讲授此课一简编。则已距当年开讲近二十年之久矣。 
  时颉刚在燕大办一《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一《食货》,两杂志皆风行一时。诸生来余舍,请余办一《通典》,谓当与《禹贡》《食货》鼎足而三。余拒之。诸生曰,师仅挂一名,其他一切尽由吾侪负责,请勿忧。余曰,今年开此政治制度一课,乃为诸生于此方面常识特缺,非为余于此特所重视。余爱通典制度,亦爱食货经济,又爱禹贡地理沿革。诸生当扩开兴趣,博学多通,乃能于史识渐有进。待他年学问基础既立,庶可择性近专精一门。此乃成学后事,非初学时事。倘诸生今即专骛一途,适以自限,非以自广。恐于诸生学业前途,有损无益。余为诸生着想,非自为计也。诸生唯唯而退。 
  时国民政府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虽亦尊令办理,但谓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故北大中国通史一课,乃分聘当时北平史学界,不专限北大一校,治史有专精者,分门别类,于各时代中各别讲授。历史系主任及助教两人,则随班听讲,学期学年考试出题阅卷,由彼两人任之。余亦分占讲席,在讲堂上明告诸生,我们的通史一课实大不通。我今天在此讲,不知前一堂何人在此讲些什么,又不知下一堂又来何人在此讲些什么。不论所讲谁是谁非,但彼此实无一条线通贯而下。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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