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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先生，事情是这样的。我已经和您说过，我是剑桥大学橄榄球队的领队，高夫利·斯道顿是最好的队员。明天我们和牛津大学比赛。昨天我们来到这里，住在班特莱旅馆。晚上十点钟，我去看了看，所有的队员全休息了，因为我相信严格的训练和充足的睡眠可以保持这个队的良好竞技状态。我看见斯道顿脸色发白，似乎心情很不安。我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没有什么，不过有点头疼。我向他道了晚安便走了。半小时后，旅馆服务员对我说有一个长着满脸胡须、衣着简陋的人拿着一封信要找高夫利。高夫利已经上床睡了，所以服务员把信送到他屋子里。谁知他读过信，一下子就瘫倒在椅子上，好象是被谁用斧子砍了似的。服务员很惊讶，要去找我，高夫利阻止了服务员，喝了一点水又振作起来。然后他走下楼，和在大门里等候的人说了几句话，两个人便一起走出去了。服务员看到的最后情景是他们二人在大街上朝着河滩跑去。今天早上高夫利的房间是空的，没有人睡过，他的东西一点未动，还是象我昨天晚上看到的那样。那个陌生人来找他，他立刻随那人走了，再也没有音信，我想他不会回来了。高夫利是个真正的运动员，他打心眼里喜欢运动，要不是受到什么沉重的打击，他决不会退出比赛，决不会骗其他的领队。我觉得他是永远回不来了，我们不会再见到他了。”
福尔摩斯很感兴趣地听着他叙述这件怪事。
他问：“你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我打电报给剑桥，问他们是否知道他的消息。回答是没有人看见过他。”
“他能回到剑桥去吗？”
“是的，有一趟晚车——十一点一刻开。”
“可是，按照你的判断，他没有乘这趟火车？”
“是的，没有人看见过他。”
“后来呢？”
“我又打电报给蒙特·詹姆士爵士。”
“为什么给他打呢？”
“高夫利是个孤儿，蒙特·詹姆士是他最近的亲属——大概是他的叔父。”
“这对于解决问题或许会有帮助。蒙特·詹姆士爵士是英国最富有的。”
“我听高夫利这样说过。”
“高夫利是他的近亲？”
“是的，高夫利是继承人，老爵士已经快八十岁了，而且风湿病很重，人们说他可能快要死了。他从来不给高夫利一个先令，他是个地道的守财奴，可是财产早晚都要归高夫利。”
“蒙特·詹姆士爵士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
“如果高夫利去蒙特·詹姆士爵士那儿，他又是为了什么呢？”
“头一天晚上有件事使高夫利心情不安，如果和钱有关，那可能是爵士要把遗产给他。爵士的钱很多，当然就我所知，高夫利得到这笔钱的可能性很小。高夫利不喜欢这个老人。要是他能不去他那儿，他不会去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假设吗？如果你的朋友高夫利是到他的亲属蒙特·詹姆士爵士那儿去，你就可以解释那个衣着简陋的人为什么那么晚来，为什么他的来临使得高夫利焦虑不安。”
西锐利·欧沃顿困惑地说：“我解释不了。”
福尔摩斯说：“好吧！今天天气很好，这件事我愿意去侦查一下。我主张不管这个青年情况怎样，你还是要准备参加比赛，正象你所说的，他这样突然离开，一定是有极要紧的事，而且也正是这件要紧的事使他至今不能回来。我们一起步行去旅馆，看看服务员是否能够提供新的情况。”
歇洛克·福尔摩斯是那样循循善诱，使得当事人心情很快就平静了下来。过不多久，我们来到了旅馆，走进斯道顿住过的单人房间。在这里福尔摩斯打听到了服务员所知道的一切。头一天晚上来的客人既不是一位绅士，也不是一个仆人，而是一个象服务员所说的〃穿着不怎么样的家伙〃，年纪大约五十岁左右，胡子稀疏，脸色苍白，穿着很朴素。他似乎很激动，拿着信的手在不停地抖动。服务员看到高夫利·斯道顿把那封信塞到口袋里。斯道顿在大厅里没有和这个人握手。他们交谈了几句，服务员只听到〃时间〃两个字。然后他们便急匆匆地走出去了。那时大厅的挂钟正好十点半。
福尔摩斯坐在斯道顿的床上，说：“我想你值白班，对吗？”
“是的，先生，我十一点下班。”
“值夜班的服务员没有看见什么吗？”
“没有，先生。只有看戏的人回来晚些。再没有别人了。”
“你昨天一整天都在值班吗？”
“是的，先生。”
“有没有邮件一类的东西交给斯道顿先生呢？”
“有的，先生，有一封电报。”
“啊！那很重要。在什么时候？”
“大约六点钟。”
“斯道顿在哪儿收到的电报？”
“就在这间房子里。”
“他拆电报的时候，你在吗？”
“是的，我在这里。我等着看他是不是要回电。”
“那么，他要回电吗？”
“是的，先生，他写了回电。”
“是你去拍的回电吗？”
“他自己去的。”
“但是，他是当你面写的回电吗？”
“是的，先生。我站在门边，他转过身去，在桌子上写的。
他写完后对我说：'好了，服务员。我自己去拍。'”
“他用什么笔写的？”
“铅笔，先生。”
“是不是用了这张桌子上的电报纸？”
“是的，就是原来最上面的那一张。”
福尔摩斯站了起来。他拿起现在在上面的那张电报纸走到窗户旁，仔细地检查上面的痕迹。
他说：“很遗憾，他没有用铅笔写。〃然后丢下这张电报纸，失望地耸了一下肩，接着说：“华生，你一定也会想到，字迹会透到第二张纸上的——曾经有人利用这种痕迹破坏了多少美满的婚姻。可是在这张纸上我看不到什么。呵，有了！我看出他是用粗尖的鹅毛笔写的，这样我们准会在吸墨纸上找到一些痕迹。哈，你们瞧，一点儿不错！”
他撕下一条吸墨纸，并把上面的字迹给我们看。字迹如下：
西锐利很激动地喊：“用放大镜看！”
福尔摩斯说：“不必，纸很薄，从反面可以看出写的是什么。〃他把吸墨纸翻过来，我们读到：
（译为：看在上帝的面上支持我们！）
“这就是高夫利·斯道顿在失踪前几小时所拍的电报的最后一句。电报上至少有六个字我们找不到了，可是剩下的这些证明这个青年看到严重的危险将要降临到他身上，并且说明有另外一个人能够保护他。请注意'我们'！有第三者参与了。除去那个面色苍白、自己也显得十分紧张的大胡子以外，还能是谁呢？那么，高夫利和这个大胡子又是什么关系呢？为了躲避起在眉睫的危险，他们二人去寻求援助的第三者又是谁呢？我们的调查应当围绕在这些问题上。”
我建议说：“我们只要弄清电报是给谁拍的就好办了。”
“亲爱的华生，是要这样办。你的办法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也这样想过，可是你要知道，如果去邮局要求看别人的电报底稿，邮局的工作人员可能不会满足你。办这种事需要很多手续，但是，我深信通过一些巧妙的手段可以办到。欧沃顿先生，趁着你在现场，我要看看留在桌子上的那些文件。”
桌子上有一些信件、账单和笔记本等，福尔摩斯迅速而又认真地翻阅着。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些东西没有问题。顺便说一下，你的朋友斯道顿身体健康头脑清醒，他什么东西也不会弄乱。”
“他身体十分健壮。”
“他生过病吗？”
“一天也没有病过。不过他因为胫骨被踢伤躺倒过，还有因为滑倒，膝盖受过伤，可这都不能算是病。”
“也许他不象你想得那样健壮。我想他可能有难以对别人说起的疾病。要是你同意的话，我就拿走这桌子上的一两份材料，以备将来调查时用。”
忽然我们听到有人焦急地喊：“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抬起头来，看见一个古怪的小老头，颤颤巍巍地站在门口。他穿着已经发白的黑色衣服，戴着宽边礼帽，系着白色宽领带——看上去很土气，就象是殡仪馆的工人。尽管他衣衫褴褛，样子滑稽，但他说话的声音却很清脆，看样子他象是有急事。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他问：“先生，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力动这些文件呢？”
“我是个私人侦探，我正努力弄清他为什么会失踪。”
“你是侦探？谁请你来的？”
“这位先生，斯道顿的朋友。他是苏格兰场介绍给我的。”
“先生，你是谁呢？”
“我是西锐利·欧沃顿。”
“那么，是你给我拍了一封电报吗？我是蒙特·詹姆士爵士，是乘倍斯瓦特公共汽车急忙赶来的。你已经把事情委托给一位侦探来办了吗？”
“是的，先生。”
“你准备付钱了吗？”
“要是我们能够找到我的朋友高夫利，他无疑是会付钱的。”
“可是如果找不到他呢？你回答这个问题！”
“要是这样，他家准会……”
这个小个子老头儿尖声喊道：“先生，不会有这样的事。不要向我要一个便士——就是一个便士也不给。侦探先生，你明白了吗？这个年轻人只有我这一个亲人。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负任何责任。就因为我从来不浪费钱，他才有可能得到我的财产，可我还不想让他现在就继承。你随便动了这些文件，我可以告诉你，里面要是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可要负全部责任。”
歇洛克·福尔摩斯说：“先生，就这样吧！同时我要问你，对于这个青年的失踪，你有责任没有？”
“没有，先生。他已经长大了，年纪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