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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还有她的孩子们，都在等我，”瑞典太太说着，掉下了眼泪。
“我连个信都没给他们。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一定以为我出什么事了。”
“我们得在这儿耽多久呀？”玛丽·德贝汉问道，“没有人知道？”
这声音听起来很急切，但是波洛发现，她并没有在陶鲁斯快车突然停车时的那种几乎是焦急万分的迹象。
哈伯德太太又说开了。
“在这列火车上，连个有经验一点的人都没有。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做点什么。
只有这么一帮毫无用处的外国人。嘿，要是在家乡，无论如何都会有人出来干点什么的。”
阿巴思诺特上校转身朝向波洛，用一种谨慎小心的英国法语说道：“先生，我想你是这条线路的董事吧。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波洛微笑着纠正他。
“不，不，”他用英语说，“不是我。你把我的和我的朋友弄错了。”
“啊！对不起。”
“没关系，这很自然。我现在住在他以前住过的包房里。”
鲍克先生没有到餐车里来，波洛朝四周打量一下，看看还有谁不在。
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没有看到，还有那对匈牙利人。雷切特，他的佣人，以及那个德国女佣人都不在。
瑞典太太擦干了眼泪。
“我这个人很笑，”她说，“象个孩子似的哭了，不管发生什么事，结果总是会好的。”
然而，这种基督徒的精神是不能分享的。
“那倒不错，”麦克昆不耐烦地说。“我们可以在这儿待上几天。”
“不管怎样，这是在什么国家呀？”哈伯德太太眼泪汪汪地问道。
当别人告诉她这是南斯拉夫后，她马上说：“哦，一个巴尔干国家，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你是唯一的能忍耐的一个，小姐。”波洛对德贝汉小姐说。
她稍微耸了耸自己的肩膀。
“一个人又能做点什么呢？”
“你是一个镇静自若的圣人，小姐。”
“那是指一种超然的态度吧。我觉得我的态度是比较自私的。我已经学会自我节制无益的感情冲动。”
她甚至看也没朝他看。她的目光越过他，凝视着窗外那一个个的大雪堆。
“你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小姐，”波洛有礼貌地说。“我认为，你是我们当中性格最坚强的人了。”
“哦，不，不，真的。我知道有一个人远比我坚强。”
“这人是──？”
她好象突然醒悟过来，刚意识到她正在和一个陌生人，一个外国人谈话，而这人，直到今天早上为止，她只和他交谈过几句。
她有礼貌地，但是疏远地笑了起来。
“哦──例如，有那么一位老太太。你大概已经注意到了她。一位十分难看的老太太，可是颇为令人迷惑。她只需举起个小小的指头，用一种文雅的声音要点什么──全车的人都得奔忙。”
“全车的人也得听从我的朋友鲍克先生，”波洛说，“可那是因为他是这条线路的一名董事，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性格。”
玛丽·德贝汉笑了。
早晨渐过去了。有几个人，其中包括波洛，还留在餐车里。在这种时刻，聚在一起使人感到时间好过一些。他听了许多有关哈伯德太太的女儿的事，也听了已经去世的哈伯德先生终生的习惯，从他早晨起床，开始吃当早餐的谷类食物，直到晚上最后穿上哈伯德太太亲自为他织的睡袜睡觉的习惯。
正当波洛听那位瑞典太太为达到传教目的而胡扯的时候，有个列车员走进餐车，在他身旁站住了。
“对不起，先生。”
“什么事？”
“鲍克先生向您问候，他说，要是您能赏光上他那儿去一会的话，他会感到很高兴。”
波洛站起身来向瑞典太太表示了歉意，就跟着那人走出餐车。
这不是他自已车厢的列车员，而是个金发白脸的大个子。
波洛跟在自己的向导后面，经过自己车厢的过道，又沿隔壁一节的过道走着。
那人在一扇门上敲了敲。然后站在一边，让波洛进去。
这个包房不是鲍克先生自己的。这是一个二等包房──它被选中可能是因为它的面积稍微大了一点。可它仍然给人那种拥挤的感觉。
鲍克先生本人坐在对面角落的那张小椅子上。坐在他对面、靠窗口那个角落里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男人，他正朝外面看着积雪。站在那儿，多少有点妨碍他再向前走的，是一个穿蓝制服的高大男人（列车长）和波洛车厢的列车员。
“啊，我的好朋友，”鲍克先生叫了起来，“请进来吧。我们正需要你哩。”
坐在窗口的小个子男人沿坐椅挪动了一下位置，波洛挤过那个另外两个人在他朋友的对面坐了下来。
鲍克先生脸上的表情，正如他要表现出来的那样，使他有了强烈的想法。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不平常的事了。
“出了什么事了？”他问道。
“这一下你问得好。首先，这雪──这停车。而现在──”
他停下了──从那列车员身上发出一种压制住的喘息。
“现在怎么啦？”
“而现在又有一个旅客死在卧铺上──被刺。”
鲍克先生带着一种镇静的绝望说。
“一个旅客？哪个旅客？”
“一个美国人。一个叫做──叫做──”他查阅了一下面前和笔记本。“雷切特──不错──是雷切特吧？”
“是的，先生。”列车员哽塞着说。
波洛朝他一看。他的脸色白得象白垩土。
“你最好还是让他坐下来吧，”他说，“要不，他也许要晕倒了。”
列车长稍微挪了挪，列车员一屁股坐在角落里，把自己的脸埋在双手之中。
“啊！”波洛说“事情很严重！”
“这当然严重。首先，谋杀──它本身是一桩重大的不幸事件。可是不仅如此。
情况不同寻常。我们是待在这儿，处于停车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在这儿呆上几小时──也可能不是几小时──而是几天！另一个情况，我们经过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该国的警察在车上。可是在南斯拉夫──没有。你理解了吧？”
“这是一种十分困难的境况。”
“还有更糟糕的要说。康斯坦丁大夫──我忘了，我还没有给你介绍──康斯坦丁大夫，波洛先生。”
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男人点了点头，波洛也点头回礼。
“康斯坦丁大夫认为是在上午一点钟左右死的。”
“在这个问题上，难以说得很确切，”大夫说道。“可是我认为，我可以明确地说，死亡发生在半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之间。”
“最后看到这位雷切特先生还活着，是在什么时候？”波洛问道。
“据说在一点差二十分左右，他还活着，当时他和列车员说过话。”鲍克先生说。
“这很正确，”波洛说，“经过情况我亲自听到。是知道的最后一个情况吗？”
“是的。”
波洛转身朝向大夫，大夫继续说：“雷切特先生包房的窗户发现开得很大，使人引起猜想，凶手是从那条路逃走的。但是，我认为，打开窗户是种假象。任何一个从那条路离开的人，都会在雪地里留下明显的足迹。可是没有。”
“发案──是什么时候？”波洛问道。
“米歇尔！”
列车员站了起来。他的脸看上去仍旧苍白、惊恐。
“把发生的事情如实告诉这位先生。”鲍克先生命令道。
他有点结结巴巴地说道：“雷切特先生的佣人，今天早上去敲了几次门。都没有答应。后来，也就是半小时以前，餐车侍者来了。他想要知道先生要不要午餐。
这时候是十一点钟。”
“我用我的钥匙为他开门。可是里面的链条搭上了，而且还上了锁。没有人答应，里面很静，很冷──可是很冷。窗开着，飘进了雪花。我想，也许先生晕过去了。我去叫来了列车长。我们敲开链条进去一看。他已经──啊！真可怕！”
他又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门是锁着的，里面还用链条搭住，”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那么会不会是自杀──呃？”
希腊大夫一声冷笑。
“有朝自己身上捅十刀──十二刀──十五刀自杀的人吗？”他问道。
波洛的眼睛睁大了。
“这知说来，凶手很残忍。”他说。
“是个女人，”列车长说，他第一次开口。“根据这一点，这是个女人。只有女人才会那样戳。”
康斯坦丁大夫沉思地扭歪了脸。
“她必须是一个身体十分强壮的女人，”他说，“我不愿从技术上来说──那只会把事情搞乱──可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其中有一、两刀是戳得很有力的，戳穿了骨头和肌肉上坚硬的韧带。”
“显然，这不是一种科学的作案。”波洛说。
“还有更不科学的哩，”康斯坦丁大夫说，“这么许多刀好象都是胡乱地任意戳的。有几刀只是一擦而过，几乎没什么损伤。象是有人闭上眼睛，然后有狂乱中盲目地戳了又戳似的。”
“这是个女人，”列车长又说，“女人才象是这样。在她发怒时，力气是很大的。”他的头点的如此一本正经，使得每个人都感到他是有自己切身体会的。
“我也许有一点情况，可以提出来供你们参考。”波洛说，“雷切特先生昨天曾和我谈过话。他告诉我，就我所能理解他的话来说，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谋杀’──这就是那个美国人所表明的。是不是？”鲍克先生说，“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女人了。而是一个‘强盗’，或者是一个‘带枪歹徒’了。”
列车长很难过，眼见他的理论化成了泡影。
“要是这样，”波洛说，“那似乎干得太不熟练了。”
他以行家的口气表示了不同意。
“车上有一个身体魁梧的美国人，”鲍克先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