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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士中间，有些历史上的民族宿怨看来已经克服，或者说正在逐步蜕化为阶级仇恨。例如，我问到一些回民战士，他们是否认为回汉两族人民能够在苏维埃政体下合作，其中一个回答说：
“汉人和回民是兄弟；我们回民中间也有汉人的血统；我们都属于大中国，因此我们为什么要打来打去？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地主、资本家、放高利贷的、压迫我们的统治者、日本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革命。”
“但是如果革命干涉你们的宗教呢？”
“没有干涉。红军不干涉伊斯兰教礼拜。”
“我是说这样的情况。有些阿訇是有钱的地主和放高利贷的，是不是？要是他们反对红军，那怎么样？你怎样对待他们？”
“我们要说服他们参加革命。但大多数阿訇不是有钱人。他们同情我们。我们的一个连长原来是阿訇。”
“但是，如果有些阿訇说服不过来，而参加了国民党来反对你们，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惩罚他们。他们是坏阿訇，人民会要求惩罚他们。”
同时，在整个一军团和十五军团都在进行紧张的训练，教育战士了解共产党对回民的政策和建立“回汉统一战线”的努力。我参加了几次政治讨论会，战士们在会上讨论“回民革命”，这些讨论会很有意思。有一次会上，发生了长时间的辩论，特别是关于土地问题。有的认为，红军应该没收回民大地主的土地；有的反对。接着政委把党的立场作了简洁的介绍，说明为什么应该由回民自己来进行土地革命，由他们自己的、在回民群众中有基础的坚强革命组织来领导。
另外一个连讨论了回汉两族人民交往的简史，另外一个连讨论了发给驻在回民地区全体战士行为守则必需严格遵守的理由。这个守则规定红军战士不许：未经房主同意进入回民家中；以任何方式侵犯清真寺或教职人员；在回民前面骂“猪”或“狗”；问他们为什么不吃猪肉；叫回民是“小教”，叫汉人是“大教”。
这都是争取把全军有意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回民政策周围，除了这些努力以外，在农民中间也在不断地进行工作。这方面的宣传由那两个回民教导团来带头进行，但是红军各连也派宣传队去挨家挨户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鼓励农民组织起来；部队的剧团到各村子里去巡回演出，表演回民戏，那是以当地情况和历史事件为根据的，目的是要“鼓动”人民；分发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写的传单、报纸、招贴；常常举行群众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村苏维埃。农民们不论汉回，要避免一定程度的这种灌输，是很困难的。到七月间，宁夏好几十个农村成立了村苏维埃，派代表到预旺堡来与那里的回民共产党开会。
四个月后，四方面军就要渡过黄河，再向西推进二百英里，到达肃州，那是马步芳的辖地，正好在通新疆的大路上。他们有此迅速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在同回民建立了良好关系。我 在宁夏的时候就碰到了建立这种关系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早在九月间，宁夏已有足够的进展，可以召开一个大会，有三百名回民代表从红军当时占领下的各村苏维埃选出，还有一些阿訇、教师、商人、两三个地主参加，但大多数是贫农，因为有钱一些的阶级早已在“汉匪”到达时逃出了。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要同红军合作，接受它的帮助建立回民抗日军队的建议，并且立即开始组织汉回团结同盟，贫民会，以及群众性的抗日团体。
这个历史性的小小代表会议所处理的最后一项议程——但我认为对那里的农民来说是最重要的议程——是处理一个国民党税吏。此人显然在红军到达以前已民怨沸腾，红军到达后他逃到附近山间农村中一个叫张家寨的地方，在那里继续收税。据说他还增加税率一倍，宣布这是他自称代表共产党政府的新规定！但回民农民了解到共产党并没有派收税的，于是他们出动了六、七个人把这个坏蛋捉了起来送到预旺堡公审。我个人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胆略，敢冒充这样的角色，这种人才不可多得，应该保护下来。但是回民们却不那么想。全休代表一致通过把他枪决。
就我所知，他是我在预旺堡两个星期中被枪决的唯一平民。
第十篇战争与和平
一
再谈马
八月二十九日我骑马到红城子去，那是在韦州县的一个风景幽美的小镇，以盛产梨、苹果、葡萄的美丽果园著称，这些果园都是用灌溉渠里的晶莹泉水灌溉的。七十三师一部分驻扎在这里。不远有一个碉堡扼守的山隘和一条临时的战线，没有战壕，却有一系列小地洞似的机枪阵地和圆圆的山顶碉堡——泥土堆成的矮矮的防御工事——红军就在这里同敌人对垒，后者一般都已后撤到五英里到十英里以外的城里去了。这条战线好几个星期没有发生战事了，红军趁此机会进行了休整，和“巩固”新区。
回到预旺县以后，我发现部队在吃西瓜庆祝甘肃南部传来的无线电消息，马鸿逵将军的国军有一整师向朱德的四方面军投诚。国民党的该师师长李宗义原来奉令去截堵朱德北上。但是他部下的年轻军官——其中有秘密共产党员——举行起义，带了三千名左右官兵，包括一个骑兵营，在陇西附近参加了红军。这对蒋介石总司令在南线的防御是个很大打击，加速了南方两支大军的北上。
两天以后，徐海东十五军团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准备转移，一支南下，为朱德开道，一支向西到黄河流域。大清早三点钟军号就吹响了，到六点钟部队已经出发。我本人于那天早上同两个红军军官回预旺堡，他们是去向彭德怀汇报的，我与徐海东及其参谋部人员从南门离城，跟在那大队人马的末尾，这队人马象一条灰色的长龙，蜿蜒经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看过去没有一个尽头。
大军离城秩序井然，除了不停的军号，悄然无声，给人一个指挥若定的印象。他们告诉我，进军计划好几天以前就准备好了，路上一切情况都已经过研究，红军自己绘制的地图上仔细地标出了敌军集中的地方，警卫人员拦住了越过战线的一切过往旅客（为了鼓励贸易，红军平时是允许越境的，但在战时或行军时除外），现在他们在国民党军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前挺进，后来奇袭敌军岗哨，证明此点不假。
我在这支军队中没有看到随营的人，除了三十几头甘肃猎狗，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在平原上前窜后跳，追逐偶然在远处出现的羚羊或野猪。它们高兴地狂吠着，东嗅西闻，蹦蹦跳跳，显然很乐意到战场上去。许多战士带着他们喂养的动物一起走。有的绳子上拴着小猴子，有一个战士肩上停着一只蓝灰色的鸽子；有的带着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带着兔子。这是一支军队吗？从战士的年轻和长长的队伍中传来的歌声来看，这倒更象是中学生的假期远足。
出城没有几里路，突然下达了一个防空演习的命令。一班班的战士离开了大路，躲到了高高的野草丛中去，戴上了他们用草做的伪装帽，草披肩。在大路边上多草的小土墩上支起了机枪（他们没有高射炮），准备瞄准低飞的目标。几分钟之内，整条长龙就在草原上消声匿迹了，你分不清究竟是人还是无数的草丛。路上只有骡子、骆驼、马匹仍看得见，飞行员很可能把它们当作是普通的商队的牲口。不过骑兵（当时在打先锋，我看不到）得首当其冲，因为他们唯一的预防措施是就地寻找掩护，找不到就只好尽可能分散开来，但是不能下马。空袭中无人驾驭，这些蒙古马就无法控制，全团人马就会陷入一片混乱。在听到飞机嗡嗡声时给骑兵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上马！”
演习令人满意，我们继续前进。
李长林说的不错。红军的好马都在前线。他们的骑兵师是全军的骄傲，人人都希望提拔到骑兵师去。他们骑在三千匹左右的漂亮宁夏马上，从体格上来说是全军最优秀的。这些快骑比华北的蒙古马高大强壮，毛滑膘肥。大多数是从马鸿逵和马鸿宾那里俘获来的，但是有三足营的马是将近一年前与国民党骑兵第一军司令何柱国将军作战时夺取过来的，其中一营的马全白，一营全黑。这是红军第一骑兵师的核心。
红区外面的人在红军进入甘肃和宁夏的时候曾经预言，回民骑兵会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结果却不然。一九三五年在陕西办了一所骑兵学校，由德国顾问李德训练红军骑兵的核心，李德是个驰骋能手，曾在俄国红军骑兵中服过役。不象不会骑马的多数南方人，陕西和甘肃本地人有许多都是生来就学会骑马的，因此从这些本地人才中很快就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骑兵。他们在一九三六年上战场，西北就出现了新式的骑兵战。
回民是驰骋能手，但不善在马上开枪或挥刀，汉民骑兵也是如此。他们的战术是与步兵配合，疾驰前进，两翼包抄，如果这样还不能击溃敌军，就下鞍蹲地射击，这样就失去了机动性。李德训练红军骑兵使用马刀，这是红军兵工厂土制的，质地粗劣，不过足以应付需要。红军骑兵挥刀冲锋，很快就声誉卓著。在短短的一年内，打了几场胜仗，俘获了不少新军马。
我在甘肃随红军骑兵骑了几天马，或者精确地说，随红军骑兵走了几天路。他们借给我一匹好马，配有俘获的西式鞍子，但是每天行军结束时，我觉得不是马在侍候我，而是我侍候马。这是因为我们的营长不想让他四条腿的宝贝过累了，要我们两条腿的每骑一里路就要下马牵着走三、四里路。他对待马好象对待狄翁尼家的四胞胎①一样，我的结论是，任何人要当这个人的骑兵得首先是个护士，而不是马夫，甚至最好是个步行的，不是骑马的。我对他爱护牲口表示应有的敬意——这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