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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想，他们的资历是否适合教中国未来的主人翁挺值得怀疑，不少人的英语还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好在我的意志比较坚定，在英语发音上没有受到不良影响。
这让我想起我爸给我讲的一件事情——也许其中有演义成分。
六十年代，中国派出专家、技术工人远赴非洲，帮助坦桑尼亚修铁路。因为朝夕相处，当地的非洲工人学了不少中国话。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中文有着浓郁的山东口音。原来，中国派出的专家大多来自胶东半岛。据说，直到今天，在遥远的东非还有一群操流利山东话的非洲兄弟。
我高二那年，班里来了个外教，是个又高又胖的美国小伙子，看样子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叫John Smith。当年没觉得什么，多年后去了美国，才听朋友们开玩笑说，美国男人带女孩去酒店开房间又不想被人知道，多半会留John Smith这个名字。这就像中国人叫李华、刘明什么的，因为太常见，所以怎么听都像是化名。
John冬天总穿一件中国的军大衣，不管多冷，永远敞着怀。我们猜他是太胖了系不上扣，所以成天感冒，上课的时候常常旁若无人地大声擤鼻涕，惊天动地的架势弄得我们十分尴尬，想笑又不敢笑。
John的课讲得怎么样我早已忘记。但是，他却让我知道了外国人在生活中是如何讲英语的。
James是我大学时的外教。美国人，20多岁，退伍军人。据我们猜测，他参军并非出于爱国，而是因为退役后可以免费上大学。尽管当兵历史不长，而且生长在和平时期，或许根本没上过前线，恐怕连枪都没摸过，可当兵生活却是他跟我们吹牛时最好的谈资。平常也老爱穿美式军靴和迷彩服，酷暑天都捂得严严实实。
James其实是个文学青年。他面色苍白，身材瘦小，眼神忧郁，外形条件绝对够格当个伤感诗人。他也一心想当作家，上课之余，就窝在广院的外教宿舍里写小说。可能是投稿屡试不中，他苦于没有读者，于是利用给我们上写作课的机会大念他的作品。
一开始我们还能听得下去，虽然根本听不懂，可大家并不说什么。他却沉迷其中，念一段便要求我们谈感想。我们就故做沉思状，静默一会后，大家抬起目光迷离的双眼，纷纷表示：“太感人了、太震撼了、太诗意了！”这时候，James苍白的脸上会泛起红晕。
James以为在中国找到了知音，这让他快乐无比。我们不忍打击他，于是分头去背赞美别人的英文形容词。时间一长，意尽词穷，可James还在天天念他的作品。
我们全班愁得不行，既不想伤害James，更不愿浪费时间。没办法，最后只能找班主任去诉苦。
这一招果然有效。James不再开作品朗诵会，但是他的热情受到了伤害，他和我们疏远了。
有一天，我们听说James和一个中国女孩谈起了恋爱，这使我们全班大为兴奋。
James变得开朗了。爱情也使他变得宽容，他不再记恨我们。
我们正为James高兴着，却传来了他失恋的消息。
James请了一天的病假，第二天来上课时，他满脸浓密的络腮胡须吓了我们一跳。
这以后，James的胡子成了他恋爱生活的晴雨表：
刮了胡子意味着两情相悦，留着胡子则表示两人刚刚分了第101次手。
James的爱情分分合合，他的胡子也就去去留留。我还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胡子生长的速度飞快，一夜之间，就能从刘备变成张飞。
公平客观地说，James在广院两年的时间，并不是只谈恋爱、写小说，从他身上，我们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
一次，James留的作业是写一篇“有喜剧效果的文章”。我们全班都采用了编译的方式，把相声、笑话翻成英文。第二天的讲评课上，全班笑声不断。
班长代卫星写的是马三立的相声，说的是有小贩卖祖传秘方专治蚊虫叮咬，有人买了秘方，打开一层又一层包装，发现药方上写着两个字，“挠挠”。代卫星的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The man unfolded the piece of paper and saw only one word：‘SCRATCH’！”（那个人打开纸条，见纸条上只写着两个字——“挠挠”。）
我们全班20个人笑得东倒西歪，可James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他狠狠地盯着我们，一字一句大声地问：“Have you e across any problems？”（谁能告诉我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
我们面面相觑，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发火。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呢？语言流畅，文笔生动，绝对是篇范文。
James看我们都不说话，突然转过身，在黑板上用力写了几个大大的字母：PLAGIARISM。
plagiarism是剽窃的意思，这下我们更糊涂了。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plagiarism and stealing things。”（剽窃和偷东西没区别。）James面色铁青，气得直发抖，“这些文章不是你们创作的，是你们抄袭别人的作品，这就是剽窃。”
我觉得很委屈，忍不住要替大家也替自己辩护：“Wewere drawing on stories that are mon knowledge in China。Thelanguage is our own 。 We wrote every word ourselves。（我们根本就没剽窃，我们只是用了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可文字是我们自己创作的，这些文章都是我们自己写的。”）
James看都不看我，他扯着嗓子咆哮道：“你们现在上的是写作课，不是翻译课！什么叫写作？从思想到文字都必须是自己原创的！而且，你们引用了别人的作品，却没有注明出处，这是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这一次作业，你们全都给我重写！”
从此以后，我牢牢记住了知识产权几个字。
我在私底下是个散散漫漫、不拘小节的人，但有一点值得称道，就是绝对不买盗版产品。每次我在香港的HMV和TOWER RECORDS花高价买正版CD、DVD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一身正气，悲壮极了。这时，我就会想起James。
大学时，我还遇到过一位变态的外教。不是因为种族歧视或者性别歧视，但她碰巧是个美国黑人老太太。因为身体肥胖，她走路的时候一喘一喘的，教室的地也跟着一颤一颤的。
老太太每天早上6点起床锻炼。说是锻炼，其实就是围着操场跑道走路。有一天老太太走高兴了，在班上宣布，以后每天早上全班要派一个同学上门接她，然后陪她一起跑步，边跑边练习口语。
严冬时分，6点钟天还黑着呢，又冷。老太太可不怕，她胖，几步路走下来就大汗淋漓，却苦了我们这些陪跑的，一个个冻得哆里哆嗦，哪还顾得上说英语啊，嘴都冻木了。
一个星期下来，全班怨声载道。
更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是她的讲课方式。
一个问题如果有A、B两个答案供选择，老太太就要求我们举手表决：
“认为A是正确的同学请举手。好，一共是15个同学。全班20个人，15个过半数了，所以A是正确的。”
这样的教学方式匪夷所思。
中国人讲究敬老爱幼，因此我们忍了大半个学期。
后来了解到，老太太以前在美国专教智障人士。
难怪她天天让我们举手表决呢，看来是多年养成的教学习惯，把我们也当智障人士一样教了。
我们造反了。跑到系里去闹，要求换人。
事情传到了老太太耳朵里，她表面上不露声色，可心里恨透了我们。于是用考试整治我们。
有一天上课，老太太捧着一叠试卷一扭一扭走进教室，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Were going to have a test today； and its going to be counted as part of the final exam。”（今天，我们有个小测验，这可是期末考试的一部分。）
说话时，老太太扬着下巴，眼睛斜斜地瞟着我们，她心里一定在想：
“小兔崽子们，别以为你们能斗得过我！”
老太太有所不知，中国大学生都是久经考场，哪在乎一次小测验啊。可没想到，她使出了杀手锏。20分钟不到，她就尖着嗓子大叫：“时间到了！”
我们全不理会，还是低头答卷。
她生气了，用胖胖的手指敲着黑板：“Stop writing！ Time is up！ Im leaving！”（停笔！时间到！我要走了！）
不少同学害怕了，不情愿地交了只答完一半的考卷。老太太又看了我们一眼，昂首挺胸地走了。
不久，系里解聘了她。全班同学欢天喜地。
但美国老太太可不一般，她居然跑到朝阳法院告系里违约，要求赔偿。朝阳法院派了工作人员到我们班收集证据，面对组织上的人，我们大吐苦水，几乎变成声讨“美帝国主义”的大会。
几天后，老太太回了美国。案子不了了之。
英语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英语没有改变我的命运，但它的确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991年冬天，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北京市申办2000年奥运会英语演讲比赛”的广告，心里竟然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志在必得的感觉，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只要我去比赛，冠军非我莫属。最吸引我的是广告内容的最后一段：决赛由北京电视台转播。这短短的一行字让我心驰神往。
90年代初，我最欣赏的电视主播是蔚华，她是我们广院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的师姐。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蔚华，我知道了什么叫英雄气短。
那时候的我，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表面上还能做出一副谦虚谨慎的样子，心里却始终认为，我的英文是最棒的。
直到蔚华的出现。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从广院回家过周末。晚饭后，拿着电视遥控器频繁换台。突然，我的手停住了。电视上出现了一个特别洋气的女主持人。短发，蓬蓬松松，露出一张轮廓清晰的脸。一件宽松的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