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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1966年“文革”以来，这个留苏的“臭老九”没贴过这东西。
这是汪成民平生第一次大字报。
一页是地震趋势预报：北京队、天津队和地球所报上来的预报意见。
另一页是地震短临预报：河北队、地震地质大队、海洋局情报所和地震测量队报上来的预报意见。
这些单位都是专业地震机构。
大字报在地震局引起了轰动。
不容置疑的是，唐山地震前反映震情最多的是北京队。早在7月14日北京队就要求听取详细汇报。汪成民已经买好了去唐山的火车票，就请梅世蓉副主任去听，但是梅世蓉执意等他从唐山回来以后再去。汪成民从唐山回来已经是7月22日了。这个会一直拖着没开。
1976年7月26日早8点，汪成民一行15人乘车去北京队。出发前他去梅世蓉家里，梅世蓉说有事，就是不去。组长无可奈何了，只有征求副主任有什么指示，要带到会上去。
梅世蓉说：“四川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再乱了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
在与北京队的震情会商会上，汪成民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
北京队的耿庆国、华祥文、李宣瑚、陈克忠等同志在发言中坚持有震的观点，充分谈了震情的紧迫与危机感。
震情会商了整整一天。关键是，谁来拍板呢？
会议的唯一结果是，双方一致认为震情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双方分别尽快向领导反映，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请领导决断！
7月26日晚上，汪成民感到问题紧迫，不能再拖，连夜写了一份汇报题纲，打算口头汇报不上就打文字报告，再不行就还写大字报。
7月27日7点30分，汪成民在局长办公室堵住了领导，经再三要求，局长终于答应10点听汇报！但是刘英勇局长本人不能参加了，他还要去医院看鼻炎。
1976年7月27日上午10点，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终于按时听取了分析预报室的汇报。
参加汇报的有：分析预报室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以及张郢珍、刘德富等人。
汪成民感到大地震迫在眉睫，就按照7月26日夜间突击拟好的文字稿严肃地宣读：
局领导：
自7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原有的前兆异常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各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较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48次，仅7月份就有10次，其中7次是7月中旬以来收到的。
……
异常是真实可信的，情况是严重的，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决策。……
汪成民在汇报时，还离开讲稿介绍了刚了解到的廊坊水氡异常情况，说明它在海城地震前也出现过，是临震信号！
局长们显然还要听听更高明的意见。
梅世蓉副主任没有表态。
最后，查志远副局长拍板：“目前事情很忙，下星期开一次会研究一下（请读者注意：7月27日是星期二，查副局长说的是‘下星期’，假设下星期一就开会的话，也已经是8月2日了，延续了6天！），你们明天去廊坊看看。”
查志远副局长当然有权利拍板。汪成民苦等了一个月的汇报会草草结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仅有15个小时。
唐山警示录＇连载之26＇：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
作者： 张庆洲
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了。
汪成民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1976年上半年竟然去了三次唐山。在海城地震后，他敏感地抓住唐山不放，第一次跑遍了在海城地震后所有发生异常变化的温泉：秦皇岛、抚宁、遵化、兴城、青龙、滦县；第二次深入调查了滦县安各庄水氡含量的异常；第三次解剖了开滦唐山矿近百年涌水量的异常变化。
年轻的科学家睡不着，他有那么多地震前兆异常，那么多临震告急预报，他“请领导决策”，而领导却还让他“明天去廊坊看看”。他深深地感到，在权力面前，自己是那么软弱和无助。
他想起了周恩来总理是如何对待异常现象的。
1975年3月5日深夜11点多钟，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震情。值班的同志说一切比较正常，只是北京通县麦庄一带发现了一条地裂缝。因为夜里看不清楚，打算明天去落实。仅仅过了半小时，周恩来办公室就来了电话，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连夜去调查，弄清楚地裂缝是新出现的还是老的，一定不要等到天亮。总理还说，“这么紧的事，为什么非等到天亮？晚上看不清，就不能解决照明问题吗？”值班人员向汪成民作了汇报，汪成民连忙安排崔德海带队去了。汪成民便在值班室电话机旁守候。
汪成民事后才知道，这是日理万机的总理在病重住院期间，深夜发出的对地震工作的最后一个指示。而这一天正是总理的生日。
为了一条地裂缝，仅仅是为了一条地裂缝吗？
他特别怀念周恩来总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怀念。他曾八次见到周总理，其中四次是面对面地向总理汇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小老乡”……总理的“小老乡”还在半睡半醒之间，绝后空前的唐山大地震爆发了！
唐山警示录＇连载之27＇：唐山地震漏报剖析
作者： 张庆洲
张庆洲：您做为唐山大地震的历史见证人，您认为漏报的原因是什么？
汪成民：唐山地震未作出预报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要客观地恢复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科学地去分析事物的全过程，脱离当时的环境与人物是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的。从一系列事实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科学技术”问题。
地震预报是一道科学难题，世界上尚未解决。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什么是地震的“必震信号”。因此，严格地讲当前对任何地震的预报，包括预报取得成功的海城等大地震，都远谈不上是科学的预报。现在的预报如同中医治疑难病症一样，主要依据资料与经验。海城地震如此，唐山地震也是如此，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从预报的高标准要求（科学准确地提出地震三要素），都达不到。从预报的低标准要求（不很科学，不很准确，大体估计在一定时空范围，达到事先向群众打个招呼），海城可以做到，唐山也可以做到。
第二，关于“四人帮”干扰问题。
唐山大地震前，广大技术人员忙于紧张地落实异常，分析震情的时候，也正是“四人帮”活动最猖狂的时期，这是历史事实。根据科学院运动的安排，1976年6…7月，正是全院“批邓反右”掀起新高潮的日子，全院“揭批”胡耀邦同志，全局揭批胡克实同志。因此，对涉及有关京津唐地区的震情，有的人视为一个危险的政治敏感问题，采取了压制或回避的态度。
第三，关于“地震局某些环节误事”的问题。
唐山地震情况复杂，预报难度大。在震情判断上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从趋势分析到临震判断，多次引起了激烈辩论。这些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之争。地震预报没有过关，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问题是，唐山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至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震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了。
张庆洲：根据唐山地震的实际资料看，震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异常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打个报告，向京津唐人民打个招呼可能吗？
汪成民：这个问题是肯定的。你设想一下，为什么不能把青龙县的做法推广到京津唐呢？为什么不能把以我个人透露情况的方式，改变成为以地震局的名义向中央，向京津唐地区直接通告呢？假若能做到这一步，唐山就成为了第二个海城，甚至能比海城取得更明显的预报效果。
这决非幻想，当时若能克服人为的阻力，这就可能成为现实！
张庆洲：教授，我将咱们的谈话公布于世，您有什么看法？
汪成民：我意识到可能给我带来一点麻烦。但是共产党员的党性，科学家的良心告诉我，实事求是讲真话，才能无愧于党和祖国，才能对得起唐山人民，才能促进地震工作健康发展，避免唐山悲剧的重演！
汪成民研究员简介
汪成民，1935年12月出生于上海。
1954年毕业于北京四中，后被选送赴前苏联第聂泊尔彼得罗夫斯克矿院。
1960年回国后从事地震前兆与地震预报研究，先后在中科院、中央地办、国家地震局负责有关震情分析方面的工作，历任分析组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职。
1996年应邀在第五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介绍青龙县七？二八大地震成功预警经验。
唐山警示录＇连载之28＇：主管华北震情的官员如是说
作者： 张庆洲
采访梅世蓉女士很难。
她与我通电话时很诚恳也很坦率：对唐山地震预报问题，不想谈，因为很难谈，说也说不清楚，麻烦事太多……
采访的念头几度潮起潮落。我怎么访她怎么谈？一个又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几乎都涉及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在说起某件“坏”事的时候，大都是“对事不对人”；说起某件“好”事的时候，可以把牛的某一部分晒干了，碾成面扬起来吹，没事儿。
不顺着传统习惯走，活该碰上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