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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大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团。大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周围地区都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大团本来是保民的，可是金寿山却专门害民。百姓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来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部众增加了，势力又扩大了。但是，金寿山在1901年腊月三十夜半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在逃往八角台的途中，身怀六甲的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张学良。
八角台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的，但是到了八角台，这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当地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
甲午战后乱了几年，1902年社会秩序逐步稳定。这两年张作霖苦心经营他的武装，势力大为扩展。他也尽职尽责，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时，他和当地绅商也相处融洽，得到了他们的交口赞誉。但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自治武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按理张作霖的大团应该遣散掉，团民应该回家务农或者进城经商。但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考虑到遣散这一武装、团民四散，很可能危害地方。同时，他也和张作霖结下了友情，就想给他们找个出路。为此，张紫云同有关人员商量，拟将这一武装交给政府，这个提议得到绅商的赞同。于是，他们向新民府知府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对张作霖大加赞扬。
增韫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以弟子身份对他行了叩见礼，称他为老师。通过亲切的见面和谈话，增韫感到张作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便命张作霖整理团人，将他们带到新民府听候点编。这对张作霖而言真是喜从天降。其实，张作霖的政治野心很大，他深知经营民团不是长久之计。他早就想“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
张作霖急忙回到八角台，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因为他和增韫说了大话，吹嘘自己有一营人马，实际上只有一百多人。于是他便大力开展组编活动，吸收了辽西一些小股匪帮，人数够了，就率队到新民府接受点编，成立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张作霖被命为帮办（副营长），队伍仍驻扎在八角台。
第二年，即1903年7月，张作霖所部和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张作霖为管带（营长），队伍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并兼剿胡匪。就这样，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
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来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知道如何自处。他把争取增韫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勤恳顺从，谦恭有礼；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这就深得知府增韫的赏识，张作霖被他倚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张作霖略施手腕，挤走了新民府的巡警局长王奉廷。这样，没费太大的劲儿，张作霖就控制了新民府的军事实权。在这方面，他表现了巧于应对的能力。
这个能力还表现在残酷的日俄战争中。1904年2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东北展开厮杀。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以西为中立区。战争打响后，哪还管什么中立区。日俄匪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东北土匪蜂起，百姓遭殃。处在辽西的新民府是个重镇，张作霖除了要维护境内的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他的原则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一开始，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枪械和金钱，帮助俄军。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他还曾被日军俘虏，差点被处死。可被释放后，他又同日军签订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
正因为他识实务，1905年日俄战后，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3个营。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为政声颇佳，1906年张作霖又升官了。新任的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的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一齐下令，将张作霖的部队由3个营扩编为5个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5个营的统带（团长）。
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徒众星散，百姓称快。
但是，还有一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拿他没辄。他自称马上皇帝，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看见他都称他为杜大人。实际上，他已经造成了割据之势。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了除掉这个心头之患，特派知县殷鸿寿到新民府，去协助张作霖剿灭杜立三。
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商讨。杜立三自诩为马上皇帝，马上功夫了得。能双手使枪，弹无虚发。而且他所在地城池坚固，他的徒众又凶顽，境内关卡林立，防备极严。如果像以前那样派兵强攻，恐怕师劳无功，难以奏效。因此，他们决定智取。张作霖设了一计。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了大官，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让杜立三速速到新民府来面谒省里的招抚大员，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察觉有诈，不敢贸然行动，先跟他的母亲和兄弟商量。他们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杜立三去。
此计落空了。张作霖没有灰心，又生一计。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张作霖的义父。张作霖在中安堡当保险队头目时，同绅士杜泮林结下交情，来往密切，关系笃厚。张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杜泮林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他和殷鸿寿密谋，用杜泮林引诱杜立三上钩。
张作霖特地亲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省城大员殷鸿寿，以证明确实是省里招抚，并非虚构。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等候杜立三来到之后，再一同前往省府晋见。秀才杜泮林是个老实人，不知道这是个计谋，就给杜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感情真挚，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
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犹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便疑念顿消，决定前往。1907年6月6日，杜立三仅率13人作为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
杜立三只身赴会，十分警惕。在晋见委员殷鸿寿时，他坐在背靠墙壁面对诸人的位置，同时两手插入兜内，握住枪柄，观察动静，以应突变。谈话完毕，殷鸿寿高声喊道：“送客！”杜起身告辞。殷鸿寿把他们送到里屋门口，杜立三正要转身请殷鸿寿“留步”时，刹那间，被汤玉麟等几个壮汉按倒，收缴了双枪，死死捆住。
事不宜迟，他们当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门外枪决了。其实，在这之前，张作霖早已派张景惠率大队人马，绕道台安八角台，做好进击杜立三老巢的准备。得到处决杜立三的消息后，张景惠等迅速出击杜立三的老巢。群龙无首，杜立三的老巢辽中县青麻坎，被一举端掉。除掉了杜立三，扫除了一大害，人心称快。
得此消息后，总督徐世昌喜出望外，上报清廷，为张作霖请奖。清廷除赏银五千两外，还将张作霖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张作霖成为东北旧军5个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势力更加壮大了。
1908年，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去剿除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据有关人士记载：
“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无边。夏日蚊虫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厉害。”“虽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寸步难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几条。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当时叫做跑拨子的）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马跑回来……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骑一匹，备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以上种种，都是蒙军优于汉军的地方，所以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一带是蒙匪活动的根据地。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精于骑射，行踪无定，打了就跑，渺无踪迹。其中有几股大的蒙匪扰害边疆已有数年之久，此起彼伏，蔓延为患，被国家视为巨寇。
这些“巨寇”不除，国家不得稳定，百姓不得安宁。张作霖当此重任，开始并不顺利。后来，他采用了强攻和智取两手策略，派人打入蒙匪内部，取得情报，而逐渐扭转了劣局。1909年，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便给他扩编，增强他的实力，把他的5个营扩编为7个营，又将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部。这样，张作霖的部队就增至3500人，成为东北的一支劲旅。
张作霖是个很知道感恩的人。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如此青睐、如此器重，他剿匪更加努力了。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总结剿匪的经验教训，摸索出一套可行的规律。他本人吃苦耐劳，身先士卒，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