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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匆匆放完最后一排枪，就叫来了自己的仆人。我没有叫星期五，而是叫了我新雇的那个水手。星期五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在我们开火的时候，他以惊人的速度给我和他自己的枪装弹药。所以我说，我叫的是新雇的仆人。我给了他一角火药，命令他沿着那根长木头把火药撒下去，撒成一条宽宽长长的火药线。他照着办了。他刚转身回来，狼群就冲了过来，有几只甚至已冲上了那根长木。我立即抓起一支没有放过的手枪，贴近火药线开了一枪，使火药燃烧起来。冲上木料的几只狼给烧伤了；其中有六、七只由于火光的威力和惊恐，竟连跌带跳地落入我们中间。我们立即把它们解决了。其他的狼被火光吓得半死，加上这时天已黑下来，火光看起来就更可怕了，这才使那些狼后退了几步。
这时，我就下令全体人员用手枪一起开火，那是我们剩下的最后一批没有放过的手枪。然后大家齐声呐喊。这才使那些狼掉转尾巴逃跑了。于是我们马上冲到那二十多只受伤狼跟前；它们已跑不动了，只是在地上挣扎。我们拿起刀乱砍乱杀。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这办法果然很奏效，因为那些逃跑的狼听到它们同伴的惨叫声，知道事情不妙，就吓得跑远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一共打死了六十多只狼。要是在白天，我们也许能杀死更多。扫清了敌人，就继续前进。我们还要赶三英里的路。在路上，有好几次，听到饿狼在森林里嚎叫咆哮。有时，好像还看到几只狼的身影，但因雪光耀眼，不敢十分肯定。大约又过了半小时，我们才到了预定要过夜的那个小镇。到了那里，发现全镇人个个惊恐万状，并全副武装。原来昨天晚上，有不少狼和几只熊侵入了村子，把人们吓坏了，只好昼夜巡逻守卫；尤其是夜里，更要严加把守，保护牲畜，更要保卫全体居民。
第二天早晨，向导的病势加重了；他的两处伤口化脓，因而四肢都肿胀起来，根本无法上路。我们只得雇了一个新向导，把我们带到土鲁斯①。那儿气候温和，物产丰富，风景明媚，既没有雪，也没有狼或其他猛兽。当我们在土鲁斯把我们的经历告诉那些当地人时，他们对我们说，在山下大森林里，碰到狼是常事，尤其是当白雪覆盖大地，狼就成群出现。
他们再三问我们，我们雇了哪个向导，竟敢在大雪天带我们走这条路。他们说，我们没有给狼吃掉，真是万幸！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把马围在中间，摆成一个三角形的阵势打退狼群的。他们听了后大大责怪了我们一阵子，说我们没有把命送掉，真是运气。狼主要是想吃马。它们之所以那样奋不顾身冲上来，是由于看到了我们身后的马。一般来说，狼是怕枪的，但当它们饿疯时，就会不顾危险，只想抢马吃了。要不是我们连续开枪，并且最后用点燃火药的办法把他们吓退，我们大概早就给那些饿狼撕成碎片吃掉了。其实，只要我们安安稳稳地坐在马上，像骑兵那样向狼群开枪，它们看到马上有人，就不会把马看作猎物了。最后，他们又说，如果我们大家紧挨在一起，丢开我们的马，狼就一心只想吃马而不会管我们，我们也可平安通过，更何况我们有武器，而且人多势众。
对我来说，这次遇险，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当时，我看到三百多个恶魔般的畜牲嚎叫着向我们冲来，张开大嘴恨不得一口把我们吞掉，而我们又无处可躲，无处可退，我以为一定完蛋了。说实在的，从此我再也不想过那些山了。我觉得宁可在海上航行三千海里，那怕一星期遇上一次风暴，也比过那些荒山野岭强。
在法国的旅程，一路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记；即使有，也不过是许多其他旅行家已记过的事，而且他们肯定比我记得好得多。我从土鲁斯到巴黎，一路马不停蹄，直达加莱。随后，在一月十四日，平安渡过海峡到达多佛尔。这整整一个最严寒的冬季，我就在旅行中度过了。
现在我已抵达旅行的终点了。在短短的几天里，我兑现了带来的几张汇票；我新获得的财产，也都安全地转到了我的手上。
我的长辈和良师益友，就是那位心地善良的老寡妇。她衷心感激我汇给她的钱；因此，她不辞劳苦，对我关怀备至，尽心尽力为我服务。我对她也是一百个放心，把所有的财产都交托给她保管。这位善良的、有教养的女人，确实品德高尚，廉洁无瑕，我对她自始至终都非常满意。
当时，我打算把我的财产交给这位妇人代管，我自己出发去里斯本，再从那里去巴西。但这时我有了另一个顾虑，那就是宗教问题。早在国外时，尤其是我在荒岛上过着那种孤寂的生活时，我对罗马天主教就产生了怀疑。因此，我若想去巴西，甚至想在那里定居，在我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我决定毫无保留地信奉罗马天主教，要么我决定为自己的宗教思想献出生命，作为殉教者在宗教法庭上被判处死刑。所以，我就决定仍住在本国，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把我在巴西的种植园卖掉。
为此，我写了一封信给我在里斯本的那位老朋友。他回信告诉我，他可以很容易地在那儿把我在巴西的种植园卖掉。
我若同意委托他经办此事，他可以以我的名义通知住在巴西的那两位商人，也就是我那两位代理人的儿子。他们住在当地，一定知道那份产业的价值，而且，我也知道他们很有钱。
所以，他相信，他们一定会乐意买下来。他也毫不怀疑，我至少可以多卖四五千葡萄牙金币。我同意让他通知他们。他也照办了。大约八个月之后，去巴西的那艘船又回到了里斯本。他写信告诉我，他们接受了我的卖价，并已经汇了三万三千葡萄牙金币给他们在里斯本的代理人，嘱咐他照付。
我在他们从里斯本寄给我的卖契上签了字，并把契约寄回给在里斯本的我那位老朋友。他给我奇来了一张三万二千八百块葡萄牙金币的汇票，那是我出卖那份产业所得的钱。我仍然履行了我先前许下的诺言，每年付给这位老人一百块葡萄牙金币，直到他逝世；并在他死后，每年付给他儿子五十块葡萄牙金币作为他终身津贴。原先这笔钱是我许诺从种植园的每年收益中支取的。
现在，我叙述完了我一生幸运和冒险经历的第一部分。我这一生犹如造物主的杰作，光怪陆离，浮沉不定，变化无常，实乃人间罕见。虽然开始时我显得那么愚昧无知，但结局却比我所期望的要幸运得多。
我现在可谓是福星高照，佳运交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以为我不会再出去冒险了。如果情况不是像后来发生的那样，我也确实会在家安享余年。可是，我现在的情况是，自己已过惯了游荡的生活，加上我目前一无家庭牵连，二无多少亲戚，而且，我虽富有，却没有结交多少朋友。所以，尽管我把在巴西的种植园已经出卖，可是我还常常想念那个地方，很想旧地重访，再作远游。我尤其想到我的岛上去看看，了解一下那批可怜的西班牙人是否上了岛，我留在岛上的那批坏蛋又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这种出自内心的渴望，十分强烈，使我难以自制。
我忠实的朋友，就是那位寡妇，竭力劝我不要再外出远游了。她真的把我劝住了。整整七年，她都不让我出游。在这期间，我领养了我的两个侄儿，他俩都是我一个哥哥的孩子。大侄儿本来有点遗产，我把他培养成了一个有教养的人，并且拨给他一点产业，在我死后并入他的财产。我把另一个侄儿托付给一位船长。五年后，我见他已成了一个通情达理、有胆识、有抱负的青年，就替他买了一条好船，让他航海去了。后来，正是这位小青年竟把我这个老头子拖进了新的冒险事业。
在此期间，我在国内也初步安居下来。首先，我结了婚。
这个婚姻不算太美满，也不算不美满。我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是，不久我妻子就过世了。这时，我的侄子又正好从西班牙航海归来，获利甚丰。我出洋的欲望又强烈起来，加上我侄儿一再劝说，于是，我就以一个私家客商的身份，搭他的船到东印度群岛去。这是一六九四年的事。
在这次航行中，我回到了我的岛上。现在，这座小岛已是我的新殖民地了。我看到了我的那些继承人——就是那批大陆上过去的西班牙人，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情况以及我留在岛上的那几个恶棍的情况，知道他们起初怎样侮辱那批可怜的西班牙人，后来又怎样时而和好，时而不和，时而联合，时而分开；最后那批西班牙人又怎样被迫使用武力对付他们，把他们制服，以及那批西班牙人又怎样公正地对待他们。他们的这段经历如果写出来，也会像我自己的经历一样光怪陆离，变化多端，尤其是他们同加勒比人打仗的故事，更是惊险异常。那些加勒比土人曾三番五次地登上海岛。他们也谈到了岛上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情况，以及他们怎样派了五个人攻到大陆上去，虏来了十一个男人和五个女人。所以，当我这次重访小岛时，那儿已经有了二十来个孩子。
我在岛上逗留了大约二十天，给他们留下了各种日用必需品，特别是枪支弹药、衣服和工具，以及我从英国带来的两个工人——一个是木匠，另一个是铁匠。
另外，我把全岛领土加以划分后分配给他们，我自己保留全岛的主权。我根据他们的要求，把土地一一分给他们。这样，我替他们解决了土地的归属问题，并嘱咐他们不要离开小岛，我自己就离开了。
从那儿，我到了巴西。在巴西，我买了一条帆船，又送了一些人到岛上去。在那条船上，除了一些应用物品外，又给他们送了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