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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就是喝了提神酒之后，我仍感到非常难受，一直好几个小时。最后请来了一位医生。他问明了病因之后，就给我放了血。这才使我感到舒服了些，以后就慢慢好起来。我完全相信，如果我当时激动的情绪不是用这种方法排解的话，也许早就死了。
突然间，我成了拥有五千英镑现款的富翁，而且在巴西还有一份产业，每年有一千镑以上的收入，就像在英国的田产一样可靠。一句话，我目前的处境，连自己也莫名其妙，更不知道如何安下心来享用这些财富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报答我最初的恩人，也就是那好心的老船长。当初我遇难时，他待我十分仁慈，此后自始至终对我善良真诚。我把收到的东西都给他看了。我对他说，我之所以有今天，除了主宰一切的天意外，全靠了他的帮助。
现在，我既然有能力报答他，我就要百倍地回报他。我先把他给我的一百葡萄牙金币退还给他。然后，又请来了一位公证人，请他起草了一份字据，把老船长承认欠我的四百七十块葡萄牙金币，以最彻底、最可靠的方式全部取消或免除。这项手续完成之后，我又请他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委任老船长作为我那种植园的年息管理人，并指定我那位合股人向他报告账目，把我应得的收入交给那些长年来往于巴西和里斯本的船队带给他。委托书的最后一款是，老船长在世之日，每年从我的收入中送给他一百葡萄牙金币；在他死后，每年送给他儿子五十葡萄牙金币。这样，我总算报答了这位老人。
我现在该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了，并考虑怎样处置上天赐给我的这份产业了。说实在话，与荒岛上的寂寞生活相比，现在我要操心的事更多了。在岛上，除了我所有的，就别无他求；除了我所需要的，也就一无所有。可现在我负有很大的责任，那就是如何保管好自己的财产。我不再有什么洞穴可以保藏我的钱币，也没有什么地方放钱可以不加锁；在岛上时，你尽可以放在那里，直到钱币生锈发霉也不会有人去动一动。而现在，我却不知道把钱放在哪里，也不知道托谁保管好。只有我的恩人老船长，是个诚实可靠的人，也是我唯一可以信托的人。
另一方面，我在巴西的利益似乎需要我去一次。可是，如果我不把这儿的事料理好，把我的财产交托给可靠的人管理，我怎么能贸然前往呢？最初，我想到了我的老朋友，就是那位寡妇。我知道他为人诚实可靠，而且也一定不会亏待我。可是，现在她已上了年纪，又很穷；而且，据我所知，还负了债。所以，一句话，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带着我的财产，自己亲自回英国了。
然而，过了好几个月，才把这件事情决定下来。我现在已充分报答了我从前的恩人老船长，他也感到心满意足。所以，我开始想到那位可怜的寡妇了。他的丈夫是我的第一位恩人，而且，她本人在有能力时，一直是我忠实的管家，并尽长辈之责经常开导我。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让一位在里斯本的商人写信给他在伦敦的关系人，除了请他替我把汇票兑成现款外，还请他亲自找到她，替我把一百英镑的现款亲自交给她。我还要此人当面和她谈一下，因为她目前非常贫困，境况不佳，所以我要此人好好安慰她，并告诉她，只要我活在人世，以后还会接济她。另外，我又给我那两个住在乡下的妹妹每人寄了一百。她们虽然并不贫困，但境况也不太好。一个妹妹结了婚，后来成了寡妇；另一个妹妹的丈夫对她很不好。
可是，在我所有的亲戚朋友中，我还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信托的人，把我的全部财产交付给他保管，这样我自己可以放心到巴西去，毫无后顾之虑。这件事一直使我十分烦恼。
我一度也曾想到过在巴西安家落户，因为我从前入过巴西籍。但是在宗教上我总有一点顾虑，使我不敢贸然作出决定。关于这个问题，我不久再会谈到，但当前，妨碍我前往的不是宗教问题。从前我在巴西的时候，已毫无顾忌地皈依了他们的宗教，现在当然更无所顾虑了。不过，最近我经常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想到我将在他们中间生活和去世，我有点后悔当时我皈依了旧教天主教，并感到自己有点不甘心以旧教徒的身份死去。
但是，我上面已说过，目前妨碍我前往巴西的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我不知道该把我的财产托付给谁代管。所以，我决定带着我的钱和财产回英国去。到了那里，我相信一定可以结交一些朋友，或找到什么忠于我的亲戚。这样，我就决定带着我的全部财富回英国去。
回国之前，当然先得把一些事情料理一下。开往巴西的船队马上要起航了，所以我决定先写几封回信，答复巴西方面寄给我的那些报告。应该说，他们的报告既忠实，又公正，所以，我的回信也应该写得十分得体。首先，我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我对他们公正无私的办事态度充满了感激之情，并把那没有动用的八百七十二块葡萄牙金币全部捐献了出去，其中五百块金币捐给修道院，三百七十二块金币随院长意思捐给品民，并请他为我祈祷。
接着，我又给两位代理人写了一封感谢信，赞扬他们公正无私、诚实忠诚的办事态度。我本想送他们一些礼物，可是一想他们什么也不缺，也就作罢了。
最后，我又给我的合股人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在发展我们的种植园工作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他在扩大工厂经营中所表现的廉洁精神。在信中，我对今后如何处置我的那部分资产作了指示，请他按我赋予老船长的权力，把我应得的收益寄给老船长。以后办法如有改变，我将会再详细通知他。同时，我还告诉他，我不仅会亲自去巴西看他，还打算在那里定居，度过我的余生。另外，我又送了一份丰厚的礼物给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因为老船长告诉我，他已有了家室。礼物中包括一些意大利丝绸，两匹英国细呢，那是我在里斯本市场上所能买到的最好的呢料，五匹黑色粗呢，以及一些价格昂贵的佛兰德斯花边。
就这样，我把该料理的事情都办了，把货也卖出去了，又把我的钱财换成可靠的汇票，下一步的难题就是走哪一条路回英国。海路我是走惯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就是不想走海路。我不愿意从海路回英国，尽管我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理由。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以至有两三次，我把行李都搬到船上了，可是还是临时改变了主意，重新把行李从船上搬了下来。
我的航海生涯确实非常不幸，这也许是我不想再出海的理由之一。但在这种时候，任何人也不应忽视自己内心这种突然产生的念头。我曾特别挑选过两条船，本来我是决定要搭乘的。其中有一条，我把行李都搬上去了；另一条，我也都和船长讲定了。可是，最后我两条船都没有上。后来，那两条船果然都出事了。一条给阿尔及利亚人掳了去；另一条在托贝湾的斯塔特岬角沉没了，除了三个人生还，其他人都淹死了。反正不管我上哪条船，都得倒霉；至于上哪条船更倒霉，那就很难说了。
我为这事心里烦透了，就去与老船长商量。他坚决反对我走海路，而劝我最好走陆路到拉科鲁尼亚，渡过比斯开湾到罗谢尔，再从罗谢尔走陆路到巴黎，既安全又舒适，然后再从巴黎到加来和多佛尔；或先到马德里，然后由陆路穿过法国。
总之，我不想走海路已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怎么也无法改变了；唯一我愿意坐船的一段路，就是从加来到多佛尔这段海路。现在，我既不想急于赶路，又不在乎花钱，所以就决定全部走陆路，而且陆上旅行实在也是很愉快的。为了使这次旅行更愉快，我的老船长又给我找了一位英国绅士为伴。此人是在里斯本的一位商人的儿子，他表示愿意和我结伴同行。后来我们又找到了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不过两位葡萄牙绅士的目的地是巴黎。这样，我们现在一共有六个旅伴和五个仆人；那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为了节省开支，各共用一个听差。而我除了星期五之外，又找了一个英国水手当我路上的听差，因为星期五在这异乡客地，难以担当听差的职务。
我们就这样从里斯本出发了。我们都骑着好马，全副武装，成了一支小小的部队。大家都很尊敬我，称我为队长，一来是我年纪最大，二来我有两个听差。再说，我也是这次旅行的发起人哩。
前面，我没用我的航行日记使读者生厌；现在，我当然也不想用陆上旅行日记使读者厌烦了。但是，这趟旅行既疲劳又艰苦，期间也发生了几件险事，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下。
我们到了马德里之后，因为大家都第一次来到西班牙，所以都想逗留几天参观一下西班牙皇宫和其他值得观光的地方。但这时已近夏末秋初，我们不得不匆匆重新上路。离开马德里时，已是十月中旬了。可是，当我们到达纳瓦拉边境时，在沿路的几个小城镇里听到人们议论纷纷，说在法国境内的山上，已经大雪纷飞。几个冒险试图越过山区的旅客，都被迫返回了潘佩卢那。
我们到达潘佩卢那后，发现情况确实如此。这么多年来，我一向过惯了热带气候，在那里连衣服也热得穿不上。可现在突然遇此严寒，实在使我有点受不了。尤其是，十天以前，我们才离开旧卡斯蒂利亚；那儿气候不仅温暖，甚至很热。
现在，从比利牛斯山上一下子吹来一股寒风，冷得叫人受不了。我们的手脚都冻得麻木了，差点儿把手指头和脚趾头都冻掉。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令我们非常苦恼。
可怜的星期五一辈子没见过雪受过冻。现在忽然看见大雪封山，天寒地冻，简直把他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