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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贝娜齐尔健康问题的传闻在英国报纸上出现后，巴基斯坦驻英使馆新闻公使赶紧给《卫报》去信说：“每当她诉说有病时，都被送到卡拉奇最好的医院治疗。由于她抽烟很厉害，牙龈出了毛病，为此她正在接受她自己选择的著名牙医的治疗。”对于远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英国的这场新闻战，贝娜齐尔当时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为自己辩护。
1983年3月，贝娜齐尔惊讶地接到当局要她为共产主义分子贾姆·萨奇出庭作证的要求。贝娜齐尔所知道的贾姆·萨奇是一直反对她父亲的贾姆·萨奇，至于有关他别的事，她一无所知。但是贝娜齐尔经历了两年的软禁生活，非常渴望有机会谈论军法管制的问题，法庭能给她提供一个两年来第一次公开发表政治观点的场所。
3月28日，警察封锁了从克里夫顿70号到克什米尔路之间的所有道路，在人行横道上交叉设置了带刺的铁丝网。贝娜齐尔被警察带去法庭作证。当他们路过街道时，街道上空无一人。为了这个证人，政府大动干戈了。
原定贝娜齐尔作证一天，但贝娜齐尔对贾姆·萨奇提出的问题答复得非常长，因而作证用了两天时间。
“伊斯兰教里提到了军法管制这个问题吗？”贾姆·萨奇问。
贝娜齐尔借机发挥，猛烈抨击军法管制。她说：“要明白伊斯兰教里是否谈及军法管制的问题，我们应首先弄清什么是军法管制和什么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要求我们信奉真主，而军法管制要我们服从军事指挥官。一个穆斯林只能信奉真主。
军法管制，如果我没记错，源自普鲁士帝国和俾斯麦时代。为了兼并所征服的土地，俾斯麦废止了那些土地上原有的法律，用枪杆子强行推行根据他们意志制定的法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法管制也指占领军的统治。占领军指挥官的话就是法律。
在殖民主义时代，本土的人民被视为二等公民，被剥夺了选择政府的权利，被剥夺了根据自己的愿望和经济利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帝国撤出了大多数殖民地，新独立国家的人民一时享受到了自由和解放。就是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批推行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民族领袖，如纳赛尔、恩克鲁玛、尼赫鲁和苏加诺。但是，先前的殖民帝国经过形式上的改变，为了取悦于它们自己的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决定支持军人——阿訇集团。而这种集团剥夺了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破坏了有益于指引人民向前进的指路灯。由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对抗，这种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很多新独立的国家都处于某种形式的军人统治之下，然而，一个基于武力的政权同强调协调一致的伊斯兰宗旨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其次，军事当局往往是通过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夺取权力的，而伊斯兰教里没有夺权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教里根本没提到过军事管制这一问题。”
尽管法庭不允许新闻界人士列席，但贝娜齐尔的慷慨陈词还是被影印，传发到报界、律师协会、甚至政治活动分子的牢房。英国的《卫报》曾对贝娜齐尔大加赞扬说：“布托小姐看上去身体不错，镇定自若。她的雄辩与才智毫不比以前逊色。”
但贝娜齐尔的病却越来越严重，耳朵疼痛难忍，耳内杂音越来越大。4月的一天晚上，当她正走过会客厅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她抓住沙发扶手，等着昏眩消失，然而，她眼前却一片漆黑，接着，昏倒在沙发上。
“快！快！赶紧给小姐请医生！”家仆急忙跑去对看守说。
不到一小时医生来了，检查完耳朵后，医生对贝娜齐尔说：“你的状况很危险，得请个耳科专家看一看。”
“如果你不说明我需要有耳科专家，当局会继续说我的耳朵没毛病”
贝娜齐尔赢得了这位年轻医生的同情，他用明确的文字在给当局的病历上写明了必须找一位耳科专家给贝娜齐尔看一看。
专科医生来了，“你的耳膜穿孔”，这位三年前曾为贝娜齐尔动过手术的耳科专家告诉贝娜齐尔，“穿孔引起了中耳和乳突骨发炎。你必须到国外去做显微手术，我们这里没这个条件。我们将不得不把你的颅骨锯开，那样极其危险。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到国外去治疗要好得多，好得多。”
这位医生坦诚相告：“我能在这里给你做手术，但我担心他们会给我施加压力要我在你麻醉后作手脚。即便是我拒绝，他们也会找别人来干这种事的。无论如何，你去国外治疗要好得多。”贝娜齐尔感谢他为自己健康和安全所做的努力。贝娜齐尔在后来出版的自传中写到：“可以说（他）挽救了我的生命。”
贝娜齐尔申请出国治疗没有得到当局的同意。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左半脸开始失去知觉，耳内杂音使她几乎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医生每星期来克里夫顿70号一次，为她清理感染的耳朵，但医生日益受到刁难。
“你经常开车到海得拉巴去，是不是？”一个警长问医生，“你有没有看过电影《死亡的希望》？”第二天，有人匿名给他家送去了那部电影的录像带。此后，有人在电话里威胁他。但医生一如既往，这令贝娜齐尔深受感动。
尽管母亲已经出国，但贝娜齐尔并没有被人遗忘，她的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和佩尔参议员仍时刻在关注着她。
1983年6月21日是贝娜齐尔的生日，亲戚朋友获准来为她祝贺生日。
“感谢真主，蛋糕没遭殃。他们对什么都不放过，我们一直担心你还没切蛋糕，就让他们先切开了。”萨米碰、萨娜姆和佩而带着佩丽花了好几小时做成的巧克力蛋糕一起来了。
在英国的朋友维多利亚·斯科菲尔德等人也没忘记她。贝娜齐尔后来得知，6月21日牛津辩论社宣布为在监禁中过生日的贝娜齐尔体会静默一分钟，这通常是在前主席去世时才享有的殊荣。
那天晚上，信德省军法管制执行官阿巴希将军突然光临克里夫顿70号，这令贝娜齐尔大吃一惊。因为当天上午，看守要贝娜齐尔去见阿巴希将军，但贝娜齐尔严辞拒绝了。她没想到阿巴希将军房然屈尊自己来到克里夫顿70号。
“我知道你病了”，阿巴希将军说，“我是名军人，但并不意味着我对你不关心。别忘了，我们两家相识已经有好几代了。你要能去国外治病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可不能给我们在政治上制造麻烦。”
贝娜齐尔当时并不知道齐亚·哈克政府正面临着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巨大压力。她把阿巴希将军的来访看作是将军想观察一下她的精神面貌，估计一下如果她获准出国，将会干些什么事。因而，贝娜齐尔装着急于去国外治疗，然后立即回国。由于对外面的形势一无所知，贝娜齐尔卷进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中，因此差点失去获得自由的机会。
随着8月14日巴基斯坦独立日日期的临近，“恢复民主运动”发起了为恢复民主进行的第二次群众运动。贝娜齐尔在克里夫顿70号内积极响应，她认真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阅读报纸，了解运动的发展状况。她还冒着巨大风险，同人民党领导人在附近的中东医院和拉卡纳秘密设立的办公室保持联系。
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局没有在运动刚开始时即加干涉。贝娜齐尔秘密写信给人民党的干部，告诉他们对外国外交官及报界说些什么，要他们坚持住这一势头，不要让当局有时间对运动进行镇压。贝娜齐尔深知一旦信被发现，她出国就医将毫无希望，而且可能会被送回监狱。为了消除看守们的怀疑，她装做十分虚弱，有意识地将眼睛盯着地毯，使看守们认为她病入膏肓，顾不上考虑别的问题了。
“告诉贝娜齐尔，让她用我的名义发表一个声明”，布托夫人请人转告贝娜齐尔。贝娜齐尔立即坐到电子打字机前，打下了铿锵有力的一行行字：
“我爱国的、英雄的同胞，我尊敬的兄弟姐妹们，我勇敢的儿女们……我们这场运动的宗旨是非暴力反抗。六年来，我们遭受了迫害和压迫，我们要求恢复民主的呼声不被理睬，我们的人民被监禁、被处死。这些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呼吁所有的公共汽车司机停止开车，所有的铁路工人不去上班。我们呼吁警察以你们达都的兄弟们为榜样，不要向无辜的人民开枪，他们是你们的兄弟。不要害怕这场运动。它为的是人民、穷人和孩子，为的是不让他们继续遭受贫穷、饥饿和疾病的煎熬。为你们的议会，为你们的政府，为你们的宪法奋斗！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府，才能废除只属于一小撮人及其走狗的政府……”
反抗运动如火如荼，成百上千的人在运动中失去了生命，齐亚本人也差点被杀死。政府终于被激怒了。10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军队开始了武力镇压。据估计，有800多人被杀，不少妇女遭到军队的侮辱。
这期间贝娜齐尔的病情也在日益恶化，头脑里嗡嗡乱响，眼前一片漆黑，并且发生晕眩，完全失去了平衡感，整天想呕吐、听力下降了40分贝。
“如果病人仍在监禁中接受治疗，我不能对她的健康负责。”医生11月告诉内务部秘书说。鉴于此，当局批准了贝娜齐尔去医院治疗。
12月底当局终于将贝娜齐尔和萨娜姆的护照、签证表格和外汇表格拿了去，并对贝娜齐尔和妹妹说：“订机票吧。”
1984年1月10日晚11点30分，当局派人来到克里夫顿70号对贝娜齐尔说：“你今晚走，还有几小时可收拾一下。”
贝娜齐尔迅速用打字机给人民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英勇的党员和亲爱的同胞们，由于健康原因，我就要离开祖国了。我渴望得到你们的许可，希望你们为我祈祷，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