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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梁山泊上一百零八个都是好汉呀？！”安安不甘心地踢着被子。
“拜托——”妈妈拉长了声音，“明天再说好不好？”
明天，明天真是一眨眼就到；妈妈坐在儿子床头，眼睛盯着新的一段发呆。
“那妇人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肮膊，扯开胸膊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膊，抠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胳察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
后来，妈妈喝了一口水，说，因为潘金莲害死了武大，所以武松为哥哥报仇，杀死了潘金莲，也上山做强盗——呃——好汉去了。我们跳到第廿八回好吗？
武松被关着的时候，有个管营，就是管牢房的啦，天天给他送酒送向来。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管营在快活林开个酒肉店，利用牢房里的囚犯当保镖、打手，过路的人都要先得到他的许可才能去做生意，“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两三百两银子……”
妈妈顿了一下，心想，这不就是地痞流氓黑手党在索取保护费吗？
管营的生意坏了，因为有个傻大个儿，外号叫蒋门神的，功夫比他还好，酒肉店的生意都被他抢去了。所以武松非帮忙不可。
“这就是为什么管营每天给武松送酒送肉！”妈妈若有所思地看着安安。
安安带着期待的兴奋，问：“那武松去打了吗？打了吗？”
武松就喝了很多酒，醉醺醺地闯到蒋家酒店，把蒋门神的酒店打个稀烂，把蒋门神打个半死……
“不行！”妈妈突然“叭”一声盖上书，神情坚决，站了起来，“安安，这武松简直就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地痞流氓，他根本不是英雄，水浒传我们不读了，换换换！换书！”
安安苦苦哀求，做妈妈的不为所动，不知道在对谁生气似地关了灯，走出了房门。
藉口还在找书，妈妈有好几个晚上没说书。有一天下午，妈妈坐在二楼书房里写什么东西，耳里忽有忽无的听着窗下孩子们嬉闹的声音。突然，她停下笔来，孩子们似乎在和过街的老人谈话，其中有安安的声音，不清楚在说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又是孩子们和过街的老人交谈的叽叽喳喳声。重复几回之后，妈妈实在好奇了。她趴在窗上，伸出半个身子往下看。
六岁的安安和对门五岁的弗瑞弟，各人手里挥舞着用竹竿和破布扎起的旗子，站在人行道的两边。一个提着菜篮的老妇人蹒跚而来，两个小男孩拦在她面前，把旗子交叉，挡着路，安安用清脆的德语说：
“嘿！过路的客人，留下买路钱！我们兄弟们需要点盘缠！”
老妇人呵呵呵笑起来，说：“哎呀！光天化日之下碰到强盗！我没有钱，可是有巧克力，行不行？求求你们！”
两条好汉睁着晶亮的眼睛，看着老妇人枯槁的手臂伸进菜篮子里。
“好，放行！”安安威武地施发口令；两支旗子撤回，让出路来。
这条街的一端是个老人院，另一端是个超级市场；安安显然专找老人下手。
在两个强盗尚未来得及逮到下一个老人之前，妈妈已经离开了窗口，赤脚飞奔下楼，夺门而出气急败坏地，正要破口大骂，安安兴高采烈地迎上来，一边挥舞着旗子，一边大声说：
“妈妈妈妈——你看你看，我们打家劫舍了好多巧克力；弗瑞弟也有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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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老鼠
t…xt…小；说……天。堂
星期天早餐桌上，穿着睡袍的妈妈喝着咖啡，眼睛盯着桌上摊开的报纸。
“得——得——蒙——”
安安挤在妈妈身边，用手指着报上的字，“得——蒙——斯——斯——”
“你挡着我了，安安！”妈妈试图把安安推开。
“妈妈，”安安眼睛一刻不曾离开手指按着的那个字，“妈妈，得——蒙——斯——特拉——特拉——熊是什么？”
“哦！”
“demonstration，”妈妈说，“是示威游行。”
“你可以让我安静地看报纸吗？”
“卡——卡——皮——土土土——拉——”安安根本没听见，他的手指和眼睛移到另一块，“卡皮土拉——拉熊——是什么？”
“ka…pi—tu—la—tion，”妈妈说，“是投降的意思。”
“哥——哥——匪——”不等他念完，妈妈已经把报纸抽走，躲到厕所去了。
这是安安最新的游戏，自今年八月上小学以来。坐在餐桌上，他的眼睛盯着桌上的果汁盒，“欧——润——精——沙——夫——特——啊，柳丁汁。”结结巴巴的，很正确的，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发音。走在马路上，他看着身躯庞大的公车，“孤——特——摸——根——啊——”他恍然大悟地惊喜：“早安嘛！”家中有客人来访，他紧迫地盯着客人的胸部，两眼直直地自语：
“堵——必——是——”
客人转身，他跟着溜到前头。“堵——必——是——豆——豆——腐——”
哈哈哈哈哈，他笑，笑得在地上打滚，“堵必是豆腐，你是个蠢蛋！堵必是豆腐……”
那种快乐，确实像一个瞎子突然看见了世界，用张开的眼睛。’妈妈瞅着在地上像驴子打滚的小男孩，突然想到，或许幼稚园里不教认字是对的，急什么呢？童年那么短，那么珍贵。现在，廿个孩子从abcd一块儿出发，抢先认了字的孩子，大概有两三个吧，反而坐在教室里发呆。其他的小伙伴们叽叽喳喳兴奋地发现字的世界。
《经济学人》周刊上有个统计数字让妈妈眼睛亮了一下。一年级学童每个星期要花多少时间在家庭作业上？美国：一点八小时。日本：三点七小时。台湾：八小时。
“我的天！”妈妈暗叫一声。她开始计算安安写作业的时间。花花纷纷、四四方方一个大书包，里头通常只有一本笔记本和一盒笔。课本都留在学校里，“背回来太重了，老师说。”每天的作业，是一张纸，上面要写四行字，用粗粗的蜡笔写一张，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鹅卵石那么大，也就是说，一整面写完，如果是写驴子esel这个字，四行总共也不过是十六个字。
安安在三十分钟之内就可以写完。如果他在椅子上扭来扭去，踢踢桌子、踢踢椅子，在本子上画一辆汽车两只狗；如果他突然开始玩铅笔、折飞机、数树林里捡来的栗子，如果他开始“走神”的话，时间当然要长一点。但是他真正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每天最多不过三十分钟，也就是说，每周五天，总共一百五十分钟，也就是二点五小时，比美国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你得知道，美国孩子一般下午三点才下课，安安可是每天上午十一点半就放学了。
然后就是自己玩的时间。玩，玩，玩。每年回台湾，妈妈得为安安和飞飞到法兰克福台湾代表处申请签证。申请书上总有一栏，问此申请人职业为何？妈妈规矩地填上“玩玩玩”。申请人访台目的？“玩玩玩”。如果有一栏问申请人专长，妈妈想必也会填上“玩玩玩”。
台湾七岁的孩子要花八个小时写作业吗？妈妈有健忘症，已经不记得多少自己的童年往事。唯一印象深刻的，是自己多么不愿意写作业。为了作业而说谎是她变坏的第一步。她总是面红耳赤地低着头小声说，“作业忘在家里了”，却不知道，同样的谎言多次就会失效，王友五老师要她当场离开教室回家去取。
她一路哭着走回家，经过一条小桥，桥下一弯小河，游着几只乳黄的鸭子。她想是不是自己跳下去淹死就不必写作业了。回到家，她跪在沙发上，开始祈祷，大概是求上帝把这一天整个抹消，就像老师用粉笔擦把黑板上的字擦掉一样。她在沙发上哭着睡着，睡到天黑。
十一点半放学，安安走路回家。开始的几个月，妈妈总是在后面跟着，像侦探一样，监视他是否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停下来看两边来车，是否走在人行道的范围以内……一回到家，就开始做功课。
“昨天的作业得了几只老鼠？”
书桌旁有一张为妈妈放的椅子。
“一只。”安安打开本子。昨天的字写得歪歪斜斜的，角落里盖着一个蓝色的老鼠印章。当然只值得一只老鼠；你昨天一面写一面在玩那个唐老鸭橡皮擦对不对？你能不能专心一点？一个时候只做一件事，做完一件事再做另一件，懂不懂？做不做得到？嗯？把那本漫画拿开，等一下再看，拜托，你听见了没有？我数到三你再不动……
安安终于写完了四行大字，递给妈妈。红红蓝蓝的满是颜色。妈妈瞄了一眼，说：“这最后一行写得不怎么好，那个n都超过格子了。”
安安抿着嘴。
“这样吧！”妈妈继续，“另外拿张白纸，你就补写这一行怎么样？这样才会得三只老鼠。”
安安白净的脸蛋开始涨红。
妈妈从抽屉中抽出一张纸，“来，我帮你把线画好，很简单嘛，一行就好——”
“为什么？”安安忍不住了，生气地注视着母亲，从椅子上滑下来，大声嚷着，“为什么我要再多写一行？你总是要我写得好、写得漂亮，我只是一个小孩，我没办法写得像你那么好——”
泪水涌上了他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