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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第三中学的学生，在初中一年级，学校里经过一次风潮，被政府解散了，他本来希望学校恢复后可以继续上学的，不料紧接着就是抗战，就是省城的沦陷，于是他真如漂浮在一片大海上无可归宿了。他的家就在金乡县，这里当然还可以苟安一时，然而他不愿意在这里苟安，他这几天就只想着如何走开，虽然他的父亲母亲都不放他走开。他曾想跟军队一同走开的，但他又不喜欢那些不战而退的军队，他又想找一个做抗战工作的团体一同走开，却也没有得到门径，最后，他听说我们来了，又听说我们要走开，于是决然地来投靠我们。他很忸怩地问我们的校长，“老师，你可收容我吗？”自然我们是收容了的，我们怎么能不收容呢。他很高兴，他深深地鞠了一躬，黑色大衣襟像两片翅膀向两边一闪，分披在额上的头发轻轻一摇，他没入到一群学生中间去了。
这以后，我们有长久的奔波。在这长久的奔波中，我不曾再注意到这个青年。我们经过河南，在河南住过不少日子，又翻山涉水而到达湖北的郧阳，这已是二十七年的夏天了，我们就在这里安定下来。在第一次作文卷子中，我发现一个剧本，那字迹写得相当秀丽，剧本虽然不能说是多么完美，却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才能，当我在班里发落这份作品时，我才又心里一动，原来就是他，就是那个金乡的闯入者。这以后我就常常注意到他，他写了许多诗，许多散文，许多小说，我又听说他能画，能刻，他给一份壁报上作的鲁迅像和高尔基像，使我非常惊讶。而且，他又读了很多哲学书籍，许多社会科学书籍，他领导一个读书会，在团体中发生了很好的影响。
二十七年年底，在最冷的日子里，我们又开始了一次跋涉，经过两个月的徒步而到达了四川的罗江。我们在罗江又安定了下来。安定的日子既久，曾经蓬勃过一时的救亡工作冷淡了下来，尤其是演剧工作。当大家都要偃旗息鼓的时候，他，这个像女孩子样子的男孩，却又领导起一股力量。当演剧时，当我看见一个演乡下老农人的人正如他的神态时，我问坐在旁边的同学，“那个拄拐棍的白胡子老头可是他？”“不是他是谁？”我们都笑。学校中—次暴风雨作起来的时候，他穿了一身灰布制服，光脚板拴着草鞋，腰里扎着一条窄窄的皮带，像一个小兵，又像一个工人的样子，他轩昂地站在高台上向群众讲话了。这等时候，我又想起我在金乡第一次看见他的那情形，我以为他忸怩，错了，我以为他怯懦，错了，他天性善良是真的，然而他又确是一个勇敢的孩子，他站在暴风雨的顶点上。
安定的生活过不到一年，安定的生活变成了腐烂的生活，当环境不适于他生存时，他就一再地想挣脱这环境。他所需要的是另一种营养，需要一种更坚苦的磨练，他要走了。再过半年，就要初中毕业，他各门功课都满好，他升学绝对有把握，继续读下去成绩也一定好，然而他要放弃这些了。在我二十八年十月三日的日记中记道：
“……下午，XX来谈甚久。他想初中毕业之后不再升学了，他以为升学是条死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他想离开学生生活，也就是离开知识分子的生活，实行到社会中去，更深刻地去体验一切，而其目的则是为了创作。他甚至想去开汽车厂，因为近来两个校上去成都考汽车训练生，这引起厂他的希望——这意思是，没有不可做的事，只要肯吃苦。我同他谈到回山东的事，因为近来消息频传，X军长要领军队回山东，许多教育界人都想回去，而XX乡师校长又将来此招揽人材，这也使他高兴。自然这道路也许是对的，眼见许多人都因为毕业升学，升学毕业，而结果仍是教书，其初也未尝不想有所成就，尤其在创作方面，而结果是日趋消沉，其原因则在于太爱好了书本，与实生活脱了节，没有深刻的生活认识，哪能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出来呢。他很肯定地这样想了，就想毅然决然地这样做去。他燃烧着一个很远大的希望：要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现在写了很多短篇，而且是些很好的短篇，然而他并不重视这些，他总是想着伟大，眼前的只是练习吧了。我呢，因为年龄的关系，因为认识不同的关系，而尤其是以一个老师的关系，一个朋友的关系，我是太爱惜他了，在感情上，我把他比任何人都放得距我的心更近些，我担心他受苦，其实受苦在他也许是有用的，而最可怕的是怕他毁灭。我亲眼看见许多青年朋友一入社会便被那黑暗的势力所吞噬，或由于和黑暗势力搏斗而自己毁灭了，我时常因此而感到莫大的痛苦。只要他不毁灭，成功是操在他的手中的。于是我给他这样的决定：初中毕业仍考高中，高中也可以干它一期，然后自动休学走开，保留学籍，以作万一的地步。但在这期间如有可走开的道路，也可以毅然的走开……前些天我给他一点钱叫他买药治病，他却只买了一支水笔时常高兴的说道：“有了这支笔就不怕了……”他将为了这支笔而走开，而去用这支笔，将用这支笔到生活的泥淖里去踏一遭，将用这支笔而事于艺术的生活。在理智上我不能劝服他，在感情上我就未免有些犹豫，然而这犹豫是应该的吗？我想他是不会听我的话的，他将实践他自己的认识。当我说他应该把他的稿子都存在我这里，我可代为保留，并预备把它们送到一个适当的用场时，他已经这样说：“当然，我除却带一床被两本书外，其他都要留在这里了。”直到将要吃饭的时候他才走开，然而我却留在深思里呆了很久，我想着，“XX是这样的青年啊！”
他，还有他的两个朋友，果然是要走了，我在十月六日的日记中记道：
“临睡的时候，XX他们三个人忽然来了，说他们同那位乡师校长谈过，决定回山东。我说：‘在道理上我是赞成你们回去的，但在感情上，总是为你们担心一些而已！’他却说：‘难道还能让老师担心一辈子吗？’他们去后，我越觉得不安起来，仿佛我也要随着他们走开的样子，于足也想起了种种新奇的场面。就寝之后，无论如何，却也睡不着，只是想着他们回去的事，并连带想起故乡，想起自己的前途等问题……最后，还是自己莫明其妙地伤感起来。唉，我不知为什么，近来又犯了老毛病，仿佛需要什么人来安慰一番，或鼓励一番才好，不然，就一个人跑到野外去走走，仿佛让自己到静僻处才能舒服一下，或者沉痛地让自己的伤感去抒发一下。我为什么这样呢？我在这些年轻人面前显得是这样老大吗？真正已经成了一个颓废期的中年人了吗？假设有人在背后反对我，说我不长进，这样，也就不该一味地只说人家幼稚，似首自己应当反省一下才对。……这些地方，XX他们是使我感到可亲的，我是多么不愿意失掉这些青年人啊……我愿意从他们身上吸取力量，来使我自己再年轻起来……”
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就要走了，然而他们终于又未能走得开，一切事实都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美，那么顺利。他们自然很不愉快，尤其他，更感到了幻灭的悲哀。他们自然是继续读书，且于次年暑假继续升学了。他们离开了我，但精神上大家还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他以后的生活，我虽然只能从他的来信中知道，但就在这些来信中，我知道他感受了多少痛苦，多少快乐，而且知道他无日不在勇猛精进中。他是最善用环境的人，虽然那样环境终不允许他利用，而又逼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给我写过很多信，可惜有些已经丢掉。这儿保存的这十封信，是在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到三十年一月二十三日之间写的。这些信有的是用破纸片写成，有的是用拾来的烟卷盒写成，总之，是废物利用，而且都是蝇头小字。其中也有明片，也有信函，但信函是用破纸糊成，或把别人用过的信封反转过来再用，你拆开他的来信，常常发现这信封就是你上次给他去信时所用的那一个，他的名字就在那里面。而这些信又大半是托人代捎，以省邮费，有一次托人捎来的一封信是用一块草茎插起来的，那插封的地方还写着“守口如瓶”四个字。但是，这些信的内容却是极其辉煌的，我为这些辉煌的言语所照耀，感到快乐，但也感到惭愧，感到必须自勉，自励，自己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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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但那封信说我被伟大作品弄糊涂了，这话我是不承认的。你说人在不高兴的时候最好不说话，这很正确，无言的忍受是可贵的。这几天，我曾经默默地看了几本理论的书，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柏林司基的《文学论》，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之主潮》，高尔基《文学论文集》，这几本书再加上伟大的十年间文学，使我得到了一个结论，便是：批评的具体任务是描写，不是指出，批判尤其不是零星的指摘。可惜《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之主潮》，我只看了一个第三册。这几本书都是光辉的著作，实在是遍地光明可以比之于芳草连绵的河岸下的融融的流水，可以比之于大草原上的晚霞与夕照。另外，《文艺战线》上一篇《苏联文学诸问题》，也是很好的。当歌德回答人问他《浮士德》的主题何在时，他说：“你以为一部那么大的作品可以用一根细线穿得起来吗？可不是。”柏林司基也说过：“如果详细说塔拉司布尔巴，那么非说得和原作一样长不可。”关于野性力的问题，不知你看过了绥拉菲莫维支和高尔基的论战没有？这一问题，可以成为一个极深刻的命题，几乎和《阿Q正传》一样。苏雪林在她的《沈从文论》中曾指出沈氏的目的是想把野性的力量加入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