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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样行得通！”李经世愤然说道，“我早就成了黄埔的弃儿，而今又加盟桂系的麾下。现在，蒋先生虽然已经引退，但黄埔的那班人，仍牢牢地在他的掌握之中，我能为他们所容吗？”
谭炳坤进一步激将道：“那，你就只剩最后一条路了。”
“往哪里走？”
“到香港做寓公呵。”
李经世合上眼皮，长叹了一声说：“香港的寓公那么好做？我在军、政界里苦撑苦熬了半辈子，才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如今才当上个警察局长，可时运不佳，生财无道，香港生活高得惊人，非我辈栖身之处所。”
谭炳坤看看火候已到，单刀直入地道：“那么，面对时局，你如果留下不走，我想，你还可能有这样三种选择。”
“噢？”李经世睁开醉眼，静候谭炳坤的下文。
谭炳坤扳着手指，缓缓地说：“一是迎变；二是应变；三是不变。何去何从，将由急转直下的形势逼着我们作出选择。”
“唉……”李经世又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迎变，没门；不变，只能束手待毙；看来只有随机应变，听天由命这一条路走了。”
谭炳坤摇了摇头，说：“不变，显然是着臭棋。随机应变，也不可为，因为不管是蒋当权，还是李当权，都不能指望他们能改变这不可挽回的败局。因此，我以为你应走的唯一一条路是：迎变！”
谭炳坤又把话引到他们上次讨论的问题上了。
李经世若有所思地说：“迎变？我真的能够有所作为？”
“这个问题，最终还是由你自己来作回答。我以为所谓万全之策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面对严酷冷峻的现实，找出弊少利多的途径。我想。权衡之下，这一最有利的途径便是迎变。”
“你的根据是什么？”
“大概还是一句老话吧：‘识时务者为俊杰’。”谭炳坤进一步解释说，“白要走了，会给武汉留下真空时间，如你能肩负起维持城市治安秩序的职责，防止扰乱，避免破坏，汉口的工商界和市民都会喜出望外，也一定会得到接管城市的中共方面的谅解和欢迎的。”
对此，李经世只是注目倾听，不作正面回答。过了一会，他迂回地说：“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白老总这个客不好送；共产党那位客更不好迎呵！再说，迎变的门路呢？”
“舍此而外，就只有坐以待毙啦。”谭炳坤略略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至于谈到门路，我想，也有一句老话，即，事在人为！”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李经世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道：“如果碰上像邓政委那样胸怀豁达，有胆识，讲义气的人，那情况也许真的不同了……”
“哦？”谭炳坤惊讶地问，“你早和共产党暗中联系上了？”
“哪里，哪里……”
“你刚才说的什么政委，明明是共产党军队里的官名嘛！”22、怀念邓政委
“我碰到的那个邓政委，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接着，李经世谈起了他在抗战期间邂逅新四军邓政委的经过：
“1945年春，我以恩施湖北省银行专员的身份，秘密通过日伪敌战区，辗转回到我的家乡崇阳大源，帮助鄂南分行工作。”
“一天，我在房里看书，忽听母亲和一个操外地口音的男子不知为么事发生了争执。那男子走后，母亲余怒未消，仍一个劲地在门口嘀嘀咕咕，搅得我不能安心看书。我正待出门制止，母亲突然惊叫一声，跌跌撞撞地跑进房，气急败坏地说，‘经世，经世，不得了，不得了……’我忙问，‘出么事了？’她说，‘刚才有个士兵来借门板，我没肯。那士兵说，村长已挨家说好了的。我要他找村长去，和他争吵了几句，没想到，这会儿他把一个背盒子炮的当官的叫来了。’
我一听，也暗暗吃了一惊，感到大祸临头了。那年春天，大源一度为新四军解放，附近村庄，驻扎了一个团的军队。我走出房，大门口果然站着三个穿灰军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个四十来岁，身佩短枪的新四军首长。
我连忙一迭连声地为母亲赔不是。等我说完，那位首长却彬彬有礼地道，‘先生，请你不要误会，刚才是我们这位战士不对。我军有一条纪律是不许打人骂人，他刚才借门板时，态度不好，我带他来，是向你的家母道歉的。’我一听，心里才算踏实，连忙请他们进屋里坐。这时，躲在房里的母亲也忙着出来端茶递烟，紧张的气氛马上消失了。”
“接着，那个士兵把门板借走了，我则和那位新四军首长聊起来。当他发现我书桌上放的是一本《资本论》时，更感兴趣了。他问，‘想不到先生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有兴趣。’我解释道，‘这本书还是我在黄埔读书时，受共产党的教官影响买的。现在，我搞金融工作，在家闲着没事，拿出来翻翻。’他接着问，‘先生还读过革命导师的其他著作吗？’我信口说，‘在黄埔读书时，读过一些。抗战初期，读过一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很感佩。’他十分惊讶，问我既是学军事的，为什么正值抗战期间，却没有带兵打仗？我把早年因一件小事得罪了蒋的亲信陈诚，陈向蒋进馋言，此后便失去了蒋的信任。现仅混进省银行，吃碗闲饭的经历讲了。于是，他又把话题转到了《资本论》上，他谈了他学《资本论》的情况，并谈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继承和发扬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学说和理论……”
“总而言之，我和他越谈越投机。过去，我只晓得在共产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中，如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等，都有较深的学识，这回才知，他们的一些中下级军官也不乏有识之士。临走，那位首长才告诉我，他姓邓，叫邓一先，是新四军中的团政委。过了几天，邓政委又亲自上门，邀请我出席一个军民联欢会，并以爱国人士的身分，请我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新四军在大源整训了一段时间，就要开拔了。部队开拔的头一天，邓政委到我家来辞行。他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我读过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另一本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两本书的扉页上，都有他的亲笔题名和签字。
也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年夏天刚刚过去，暑气还未消失的时候，大源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不久，我收到省行从恩施打来的电报，要我以省银行专员的身份，火速赶到武汉接收日伪银行产业。我动身那天，恰遇‘军统’头目唐新派赴武汉的选遣武装小组。那时，从崇阳到武汉常有小股土匪出没，因此，我就和这支先遣武装小组结伴同行。
我们走了两天，到法泗洲刚在一家旅店住下来，突然被一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便衣武装缴了械。我因年岁较长，又未佩戴武器，被他们当作特务先遣队的头目详加审查。我如实相告。我说，我是省银行的职员，与先遣队没有关系，并出示了省行拍给我的电报和身份证等物。那个审查我的长官正将信将疑时，门‘吱’地一声推开，走进来的竟是邓政委。经我解释之后，他一如既往，仍以礼相待。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次日，他派了两个士兵，一直把我护送到武昌郊外。”
李经世说到这里，又长叹了一口气，无限感慨地说：“今日我李经世可说又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要是苍天有灵，能碰到邓政委，让他再救我一命就好了！”23、心乱如麻的李局长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谭炳坤顺势说道，“不过，我想共产党的政策恐怕不会因人而异，碰不到邓政委、碰个张政委，王政委不也一样吗？”
“唉，那可就难得讲了。”李经世道，“常言道，人熟是个宝。比如说，我在法泗洲被困，若不是巧遇邓政委解围，那个开始审我的新四军便衣，就很难说不把点苦头给我吃。”
夜已深了。桌上已是杯盘狼藉。李经世面前的一只小碟子里，堆满了烟灰、烟头。谭炳坤暗暗想着：这次与李经世的谈话，虽然较前一次又进了一步，但，其门还是虚掩着的。火候不到，不能强扭。
至此，谭炳坤不由得打了个哈欠，起身告辞了。
早晨，李经世刚一踏进自己的办公室，就被从各分局和科室送来的一叠叠反映情况的简报和接连不断的紧急电话，把心搅乱了！
不久前，刚刚平息的中、小教联反饥饿游行示威，据报：最近又有异动。那些小学教员又在暗中搞串连，准备在中山公园集会，搞一次更大规模的罢教示威活动；更令他不安的是口拥有近万人的“联勤总部武汉被服总厂”的罢工，由于军、警、宪及军、中统的干预，导致了去年的“一一·七大血案”，一度震动了南京政府，直至由南京国防部联勤总部亲自派员来厂“调解”，上下配合、软硬兼施，向工人们作了种种让步，才使该厂勉强恢复生产。谁知，还没平静一个月，工人们又闹起来了。前天晚上，汉口方面的警察，全体出动，同时还动员了不少军队和宪兵，上至既济水电厂，下至利济路的各条街道，岗哨林立，禁止行人通过。早晨8时，守备司令部又开来两千多名官兵，把被服厂层层包围，一共逮捕了488名工人。人是抓了，被服厂也似乎平静了，但机器不转了，问题却远未解决。而且，据说商界的店员、街道上的市民，也在酝酿游行示威，反对通货膨胀。此外，种种迹象表明，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已分别渗透到全市的各行业、各阶层，插手工、教人员的罢工、罢教、罢市。然而，军统、中统、守备司令部及警察局，虽然费了很大劲，搞了联合行动，但，收效不大，打击不力。总之，对于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处处感觉得到，却又很难抓住真凭实据。他李经世这个警察局长纵有三头六臂，也确实无能为力！
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多月前，当白老总把汉口市警察局长的桂冠戴在他头上时，他还受宠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