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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却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处境。公社党委袁副书记，一次在下乡检查工作时路过我们村，看到大家在插秧，就下田一起干起活来。收工后，我们知青们就邀他一起吃晚饭。那个年代，吃的也就是粗茶淡饭。在饭桌上闲谈时，其他知青谈到了我与贵修老头的冲突，袁书记听后马上很有兴趣
把此事作为了上海知青坚持科学种田，与农村保守势力作斗争的典型例子。后来，公社还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宣传和表扬。 那一年，我们队的早稻大丰收。农民咋也不明白，为什么从庄稼长势看，与往年差不多，可稻谷实际产量就是要多得多。那年我们春稻的收成超过了往年二季水稻的总产量，达到了“一季超全年”的目标。任何一个生产队，能达到这一点，都是了不起的成绩，而这发生在一个由上海知青当生产队长的地方，就更是一个奇迹。这样，我就成为了公社的先进典型，还成为县知青先进代表。 农民是最务实的，他们相信亲眼看到的，就对我信服了。自那以后，我的工作就顺利很多了。
哪里是我的出路啊
又到了每年一度的大学招生阶段，我又被推荐上去了。这一次，我的希望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大，可我的政治条件还不够硬，也就是说，我还不是共产党员。那么，我在政治审查时还是可能被卡。 所以，我在迫切地等待，等待着即将召开的公社党委会议的结果。那次会议将审批一批入党申请书，其中也包括我的。这已是我第二次提出申请了。前次，我的入党申请在大队党支部通过，却没有被公社批准。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我已是上海知青的典型，已很出名了。我觉得公社党委应该会批准我的入党申请。 如果我入了党，那政治条件就完全改变。我是知青生产队长，表现突出，还是党员身份，那就会被大学录取。那么，梦想就会成为现实。一下子，我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几乎陶醉了。
党委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得到了消息。我们大队报上去的五个入党申请人，有四个被批准，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而那个未被批准的就是我。尽管我的表现突出，尽管很多干部都知道我，但在讨论中还是出现了不同意见。最后的决定是“再考验考验”，我又被否决。我真是太失望了。 不久，大学招生的结果也宣布了，我又落选了，还是卡在政治审查这一关。 那一年，是莲塘大队的上海知青小胡被大学录取。她初下农村时，属于那种吊儿郎当的，常来我们大队找小宦和小毛玩，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很不以为然，觉得那与农村环境太格格不入了，因为我们是来经受锻炼的。 可在一年前，她一反常态，积极上进，在劳动中也吃苦耐劳，得到群众的好评。她的入党申请是与我同批报上去的，可她被批准了。大学招生她也被推荐上去，并被录取。她就要回上海去上大学。 我感到屈辱、痛苦，我太悲愤了——世道为什么如此不公平，难道这一切都是上天故意安排吗？我只想发泄。我一个人跑到了村后山丛中仰天长啸。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他临死前大叫：“既生瑜，何生亮？”我也对天呐喊：“老天哪，你既不让我上学，何必又三番五次给我机会，然后再是希望破灭后的绝望，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我在农村已多年了，可回顾整个历程，就好像在长途跋涉后，却又重新回到了原点。我们刚下乡时的政治口号是“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仅把下乡作为锻炼的机会。可此时却在提倡“到农村去滚一生泥巴”，一字之差，其含义却是天壤之别。 我变得悲观了，我也许将老死他乡，这一偏僻乡村也许将成为我最后的归宿地。
一天
大队部派了个农民来通知我，说接到上级电话通知，要我马上去县里参加身体检查。具体情况不详。我赶到县知青办公室，才大致了解情况。 县制革厂有一个招工指标，直接下到了我们大队，指明要我去参加招工体检。我很感激——可我至今仍不了解其中细节。不过我已听说了，县知青办也知道我，一个上海知青
下放在偏僻的西塘大队，表现很突出，却因复杂的家庭出身，无法上调。 可是，我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上大学。我表示了感谢，可我又说，我愿意继续在农村锻炼。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太不识抬举，因为对于其他人，这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了。 那次招工事件后，我们大队其他上海知青就对我有意见了，认为我浪费了一个招工名额。那时，多数人已没有奢望了，他们只想有一份拿工资的工作。可那样的机会，在江西就太少了。希望渐渐地破灭，很多上海知青干脆就不再回来，还有少数就在当地结婚落户了。 仍然坚持在农村的是少数，而像我这样的就更是少了——即使在人生最低点，还是好高骛远，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梦。
列车终于开出隧道
现在我是商学教授了，近年来回国，也常给一些公司讲授管理的课程。有次给深圳一大型零售企业上课时，谈到了员工激励，我是这么说的： 零售企业多半是简单、重复、枯燥的体力劳动。而且，这一行业高度竞争，公司也无法提供很好的薪水和福利。那么，如何留住人才，怎样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最有效方式是给予他们目标和希望。要通过教育，让他们把企业的前途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公司的高速成长也带来员工成长的空间，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快的晋升机会。
其次，要使他们相信，个人目标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达到的。在战场上，如何使士兵勇往直前，战死沙场而不惧？靠的是赏罚分明。在商场上，如何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靠的是完善的考核制度和以业绩为基础的晋升制度。 多数人只要能够看到未来，只要觉得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就会有积极性，就能全力以赴，就可以为了将来而忍受今天的艰辛，甚至放弃眼前的利益。 切记，一个企业能在竞争中取胜，靠的是一群愿为企业拼命的员工，所以绝不要搞任人唯亲。要以企业的生存发展为重啊！
我这番话是肺腑之言，来自亲身的体会，是经历的总结。在农村的九年漫长岁月中，我经受了生活的困苦和劳动的艰辛，体验了灵和肉的折磨，可我都挺过来了。我能够顽强不懈，因为有目标，并相信目标能通过努力而实现。 可到后来，在已适应了农村生活后，我反而觉得难以承受了，因为信心开始动摇，因为前途变得渺茫。那才是心灵上的煎熬啊！
“哀莫大于心死”，那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日子。人若看不到希望，精神上也会变得软弱。我历历在目的，是一次送公粮的经历，那时我深刻体会到意识对感觉的巨大影响。 农村的每个生产队都要向政府交公粮，那年我们队是以蕃薯抵公粮。我们把成麻袋的蕃薯装上了拖拉机，拉到了临江镇公粮站，押车的是我与村里两个农民。可到那里后，才发现营业时间已过，公粮站关门了。货是不可能再拉回去了，只能卸下所有的麻袋包，堆在粮站前的空地上，要到第二天开门时才能再交粮。 这样地，就需要一个人留在这里看守，他俩脸上露出了难色，我就让他们先回去，自己留下来守夜。 事先没有想到要在外过夜，我都没有带行李。可那已是11月底，气温很低了，到了夜里更是冷气嗖嗖。我从麻袋堆中拔出一袋蕃薯，挪出了一人大的空间，我钻进去后，再拖过一袋蕃薯把洞口盖住了。在里面，我在地上垫下一个麻袋片，躺上去后，在身上盖上一个麻袋片，就这么睡了。 起先也不是很舒服，但我很快就入睡了，而且睡得很熟，搬了一天的货，人太累了。我一直睡到天亮后才醒来，那一刻的感觉还不错。 可是，当我推开顶上的麻袋，从洞里爬出来，展望四周时，我呆住了：哇，昨夜好大的霜啊！地上、树上、屋顶上、麻袋堆上，全部是白花花的。 在那一刻，我感到悚然，有一种冷若冰霜、寒气逼心的感觉。那是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真是“千里冰霜脚下寒”。但这种感觉，在我没有爬出来看到外面时，却是没有的。为什么呢？
——突然间，我明白了，那其实也就是我农村经历的体验：我不了解自己的档案时，就觉的有希望，再苦也可以挺过去。可当我开始觉得前途暗淡，没有希望，就变得脆弱了。那样的日子才难熬啊！那样的生活才是苦海无边，那么地活着就如同行尸走肉了。 每天，我还是出工走在前，收工走在后，还是与乡下人打成一片。因为我习惯了那种生活，已形成了一种惯性，就有如火车进入了高速行驶状态，即使没有牵引力，仍然保持着匀速前进。我已经麻木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76年。那年的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久“四人帮”就垮台了。终于，历史列车开出了长长的隧道，又重见光明了。本来我几乎是万念俱灭了，心几乎是干枯了，可这时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我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大通知：中国将恢复大学高考招生制度。我是难以抑制的兴奋，几乎一夜都没睡着觉。这一政策的重大改变，意义是局外人很难理解的——它实质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把翻过去的天又重新翻了过来。这是翻天覆地，也改变了多少中国人的命运啊！ 我看到了希望，我又有了目标。我重新激发起了勇气和力量，要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最后冲刺。 可是，多数上海知青已没有那种激情了。他们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在农村滞留多年后，唯一的愿望是回上海，“回家”是压倒一切的生理本能。那时流行说法是：“只要能回上海，即使扫马路、倒马桶，也甘心情愿。”人们会认为那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作，可上海知青的人生需求也已降到了最低点啊！ 最后，知青大军返回上海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在“文革”中一百多万上海知青去了农村和边疆地区，这一运动几乎触及到上海的每个社会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