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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他手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颤颤巍巍地递上去，说这是他们卖猪刚得到的，一百八十五元钱，全部都在这里了。他接着说，他们家已没有钱了，要补足罚款的余额，只能向别人借钱。可借钱也需要时间啊！他恳求黄书记给予几天宽限期。
黄书记接过纸袋，向披着的干部服的胸前口袋一塞，凛然说道：“你只有二十四小时的期限，到时候你必须把钱凑齐交来。如果缴不清，我们将拆你家的房子，卖你的床，我们可以让你经济上破产。”她边说着边要离开了。
“还有，今夜你们必须完成规定的土方量，如果完不成，明天还要加倍处罚。”她又转过头来厉声地警告，然后扬长而去了。
我恻隐之心油然而起，可我强制性地压抑住这种情感，连怜悯的想法都不敢有。那是一种危险的情绪，因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那个时代，这可是大是大非，是关系到阶级立场的原则性问题啊！
发掘潜在的伟大力量
意志的力量原来就存在于精神意识中。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以人为的方式去激发它，以获得这种力量，为我所用——就像在核裂变过程那样，用中子去冲击原子核，从而释放出内在的能量一样。
今天我们生活在核时代，大家都听说过核武器的威力。原子弹由铀或钚等重原子元素组成，在一般情况下静静地躺在那里，相安无事，可当原子核受到中子冲击时就会发生裂变，成为轻原子核，在裂变反应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一千克铀在裂变时，在百万分之几秒的瞬间所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爆炸时所释放出的能量。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啊！
在人的意念中——我称其为精神的“能量核”，也蕴藏着这样的力量，具有类似的威力。但它只是潜在的力量，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或不知道如何去运用它时，它就不存在。可当我们认识到它的存在，并且有意识地去利用时，就可以释放出巨大力量，就可以排山倒海、创造出人间奇迹。这就是“意志力”的伟大力量。
其实，人们凭着直觉，已意识到了“意志力”的存在。所以，中国历史上有“狗急跳墙”、“穷寇勿追”、“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的说法。古今中外有许多成功范例，是通过这种力量的运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秦末的楚霸王项羽以破釜沉舟的策略，激发了士兵的士气，打败了处于优势的秦军。公元前55年，凯撒大帝率领着他的罗马军团横渡英吉利海峡，去攻打今天叫英格兰的地方，他也把渡船全部烧毁，自绝退路。他的军队就只能前进并取得胜利，结果也真就是如此。世界最大的连锁超市沃尔玛的老板山姆在初期的发展中，也是通过员工激励，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精神力量的使用上，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地。在战争年代里通过“把支部建在连上”、“做政治思想工作”、“忆苦思甜吐苦水”等一系列的创举，激发起战士们的高昂斗志，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作战，打败了强大的敌人。
那么，在我们人生追求中，又能以何种方式去释放出这种力量，借助它来实现我们的追求呢？我前面提出了“三个必要条件”，就是为了激发出我们精神意志的力量，以实现我们的追求。
但要强调的是，意志的力量原来就存在于精神意识中。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以人为的方式去激发它，以获得这种力量，为我所用——就像在核裂变过程那样，用中子去冲击原子核，从而释放出内在的能量一样。
3。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有一天，我与老乡们在水稻田里耘苗，远远看到村前山路上走来两位陌生人，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我们观察着，他们走进了村子，与在村口玩耍的孩子们指手画脚地说些什么。一会儿，春莲跑了过来，一边喊着：“小刘，有人找你！”
我踏上了田埂，把脚在水田里甩了两下，洗去了粘在脚上的淤泥，就踩着赤脚向那两个人迎了上去。 高个子笑着迎上来，自我介绍说他姓李，那个年轻些的姓张。他们是江西拖拉机厂的干部，现是下放知青的带队干部。这我已听说过了，江拖是江西的大企业，在山前公社林场设立了一个知青点，专门安置工厂职工的子弟，还在那里建起了拖拉机修配厂和农副产品加工坊等，这些都有利于地方的发展。
他俩从公社知青办的老萧处获知了我，就从公社林场步行十八里路，特地来找我。我邀他们在村前大树下就坐，并用竹筒勺子给他们各舀了一碗清凉的井水。他们大口地喝着，天太热，走长路最容易渴。我们聊得很愉快。
他们是来了解我们上海知青的情况，并想通过我们的事例，对那些刚从南昌下来的知青们进行一场思想教育。我同意了。他们下星期一将步行过来，自带干粮，当天往返。老李特别强调，不需要招待，只要提供凉水就可以了。
到了那一天，老李和老张带领着一个上百号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我们这个小村，他们大多是高中毕业生，年龄应在十八九岁，看起来是那么地年轻、单纯、天真烂漫，就像春天的太阳，我也为他们的欢乐所感染。他们对农村的一切都表示出极大兴趣，问这问那的，有些问题在农村人听起来会觉得很幼稚。他们太可爱了！
最后他们在村前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老李说了几句，简单地介绍了我，然后请我讲话。我站在他们面前，突然想到，我刚从上海下放到农村时，尚不到十八岁，难道我那时看起来，也是这样年轻单纯吗？想到这里，心里就隐隐作痛，一种难言的悲凉之意涌上了喉咙。 我轻咳了一下，压抑住情感，开始讲话了。我首先介绍了其他几个上海知青：小沈、小汤、小宋和小韩。小宋是大队代销店售货员，小韩是大队民办学校老师，她们实际上已离开了这里，我请她们过来是为增加阵容。 我先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劳动是严酷的，但是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接着，我回顾了下乡历程，从上海大城市来到江西农村，从柏油马路走到田间小路，从白面书生到普通农民，这是个艰辛的过程，但也是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的必经之路。我也谈了理想、目标、奋斗等，都是一些慷慨激昂的话。
那些年轻人坐在地上，仰着头听我说话，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虔诚，他们被打动了。 在讲话结束后，我又带着他们参观了我们知青的生活环境和生产队的田地。最后，在送他们上路时，我又特意带着他们经过了村前山上的整片杉树林，那是我们到麾石村那一年亲手栽下的。那时种下的杉树苗，已长成一人多高的小树了，绿油油的很喜人。
是啊，这已是我在农村的第七个年头了，可还是前途渺茫。
屡受挫折的大学梦
我的目标是上大学，但却一直无法实现梦想，因为政治条件不过硬。在前两次招生时，我被推荐上去，却在政治审查时刷下来了。在那个年代里，所谓政治条件，主要指家庭出身，即父母亲的政治面貌。 我父亲是教师。那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那虽不是“红五类”，但也不是最坏的“黑五类”。但我家还有“海外关系”，我大伯住在香港。因为是境外的亲戚，国内的人事部门就无法调查证实，那就具有可疑性，所以是“政治污点”。我大伯任香港国华银行副总经理，那是中国驻外机构，他算起来也是中国驻外机构的雇员，这应不同于一般的海外关系呀？我多次申诉，但从没有得到过正面的答复。 这在今天听起来，也许是荒唐的。可那个年代，政治决定一切，也直接影响到个人前途。我出身不好，为了改变命运，就要加入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只要我是党员，在政治上也就及格了。可正因为出身不好的“政治污点”，我入党也就更不容易，就要有更好的表现。 我想入党，就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大队的谢书记是个忠厚人，对我们上海知青一直很照顾，他也很支持我。入党的程序是先填写入党申请书，由大队党支部讨论通过后，再上报公社，只有当公社党委批准后才算正式入党。 那天，我与谢书记约了，晚上去见他——他极其关心我的入党进程，希望我的申请能尽早被大队通过。他邀我去他家吃晚饭。我就给他的小孩带去了一袋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这在农村也是个稀罕物。 吃了饭后，我们就聊起天来。书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他肯定了我的表现，说我有良好的群众基础，麾石村的人们对我反映很好，有口皆碑。 后来，他拿出了一个牛皮纸袋，递给了我。我看了才知道那是我的个人档案袋。那是对个人保密的材料，这也体现了他对我的信任。 在中国，每人都有个人档案袋，与他生命同时存在，终身保存。这一档案由单位的人事部门管理，当此人调到另一单位，也跟着转过去。里面记录着人生主要经历，社会关系，政治身份，也记录着在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的评定。在那个年代，这个档案袋的重要性不亚于肉体生命，也记录了很多的冤假错案——上海知青的档案是由公社党委保存的，但大队党支部为讨论我的入党申请，就从公社借来了我的档案，但我那时并不知道。 我拿着我的档案袋，双手微微颤抖。这东西极其神秘，尽管我从未见过，却一直在主宰着我的命运。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档案袋，取出里面的材料翻阅起来…… 其实，我的档案简单，因为我很年轻，又是在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我个人材料包括小学、中学的学习纪录和成绩单，父、母、弟、姐、妹的社会关系等。而我急切地寻找父母的政治情况部分，父亲的政治结论一栏寥寥几句，是用黑色的墨水写的：
父亲刘□，一九四八年从台湾返回，有敌特嫌疑，有海外关系，他兄长刘□，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