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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家的客厅里，他们聚在一起，并流连忘返。因为这里的一切同时满足了他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审美，是一场记忆的盛宴。所聚会的对象多是鸿儒雅士，共同的经历和情趣使他们彼此相认。雅舍中，女主人阳春白雪，美丽优雅和聪慧才情如披香。这肯定是让他们十分愉悦的事情。而以沙龙的形式站在一个时代变化的前沿上，提出社会集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可以海阔天空地畅谈社会发展的未来。这又让他们的思想得以冲破自己的禁锢，在宣泄的快感和认同的满足中，他们不再感到精神的寂寞，并且还可以引发和完善自己的思考。
后来抗战爆发，这个群体的成员或流落云南西南联大、或流落到山城重庆、或流落到四川宜宾。他们不为物欲所动，不随波逐流，在困境中坚守心灵的纯净。无论穿长袍马褂还是西装，同样有黄钟大吕、中流砥柱的感觉，有金石气质。关于这个群体在林家“太太客厅”聚会的情形有很多文字记述。几乎是每一个到来的人都兴高采烈而有所期待。上门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孩子和佣人跑来跑去的，还有各门亲戚和大学生们穿进穿出。他们在这里常会遇见一些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聚会的人们在这里流连忘返。
当时的外籍学人费慰梅（即费正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文里回忆说：“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
张奚若，一个讲原则、直率而给人印象深刻的人；钱端升，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事务很感兴趣。陈岱孙，高个子、高贵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各自在其领域峥嵘头角：哈佛出身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李济，带领中央研究院小组在安阳发掘殷墟；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是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这些人如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逻辑学家老金，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者。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他们有些人的妻子也会出席，参与热烈的谈话。
让人琢磨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在这样一间出入均为鸿儒雅士的客厅里，在那些见识非凡并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男人群体中，林徽因永远是“太太客厅”里的“女主角”。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的谈话。据费慰梅回忆：“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著名作家萧乾也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一文中回忆说：“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如此众多的成熟优秀而有素养的男人集体默契，让一个女子站在男性群体的塔尖，并甘愿用柔和的光线烘托她的眼波灵转，文思如瀑，欣赏她的妩媚婉约与思想才情交相辉映。这只能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女子确实优秀，是他们的伙伴和哥们，是他们的精神对话搭档。二是他们愿意纵容这位女子。
关于第一点，因为显而易见，不难理解。林徽因在建筑和文学领域都能达到别人在这个领域的专业水准，这说明她既有科学家的逻辑和钻研，又有文学艺术家的敏感和审美。换言之，理性和感性在她的身上结合得非常完美。这使得她不断具有挚爱和激情，而且有着执著和坚韧。无论是建筑理想还是文学理想，无论是在“太太的客厅”里，还是在抗战爆发后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态度。对此，儿子梁从诫对母亲的评价是：“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文学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梁从诫对母亲是理解的。但林徽因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专业水准，则与她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紧密相关。她是一个非常坚韧和刚强的女子。林徽因身体不好，患有肺病。肺病在那个年代很难治疗。她因此经常抱病卧床，但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激情和生命力。在抗战期间艰苦的生活中，她贫病交加，却抱病阅读二十四史，为写作《中国建筑史》做资料准备。后来她写了该书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并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在被医生断言最多只能再活五年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写作《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介绍欧美国家的经验，为低收入者设计住房。
正是这种坚强所孕育出的一种精神力量，使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她永远像奔涌的活力之泉，面向社会和生活作出欢欣的奔赴。
由于她同时还是一个诗人和作家，她具有极其丰富准确的表达力和活跃的思维。她反应敏捷，妙语连珠，语言中的锋芒和闪烁的智慧、学识引发着共鸣，感染和影响着他人。如此，她作为“太太客厅”永远的女主角是不难理解的。她那永不熄灭的激情，是一种足以使任何阻碍得以破碎的力量，是一种灵魂的飞扬。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复杂一些。为什么这么多顶级的男人集体默契，做她忠实的倾听者，愿意纵容这位“女主角”呢？
这个问题说起来，就跟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相关了。
不怕有极端，只怕是虚无。这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脆弱。从某种普遍性来说，中国文化讲究以自省、自励、自悟为主的修身养性，中国的男人尤其文化人大多认同入道高僧面壁思过式的个体沉湎来修身。表现形式就是很善于把内心的风云激荡外化为表面的不动声色。内向、沉默、含蓄、内敛。所谓一字千金，沉默是金。所以，在这个阶层，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一向很困难。
而林徽因身边的那些男人，他们所学横贯中西，在两种文化的撞击中裂变。社会责任感和社会理想在内心燃烧。但又终为知识分子的矜持和清高缚住。在现实的失望中他们洁身自好而又内心失落。如此循环，挣扎不脱。他们便在心里背了包袱。
而心里背了包袱，世界就退到心的边缘，却永远无法抵达。
如此，也就很容易虚无和精神苍白。
这样的虚无和苍白是一种孤独。
这种孤独不是寂寞，而且跟寂寞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一种来源于灵魂的感受，是精神的孤独，通过精神表现或者表达出来，又是一种自己也说不清楚说不出来的渴望。
总在渴望什么，又不知道是什么。你向人群走去，他们把脸转向你，却没有看见你。然而孤独却生发出光芒，照见了这个世界的五光十色。
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就受着这种孤独之累。男人尤甚。而且随着学识、阅历的增加而增加。
寻求解脱便长久以来都是他们的哈姆莱特式拷问。
能够遇上林徽因这样令人愉悦的异性进行精神交流，这是一种精神温暖。这种带有精神元素的对话，在同性之间是很难进行的。男性之间互动交流的语言和内容是酒和女人。关系再近些的男人们，也就再延伸到赚钱和工作而已。
而女人之间，互动交流的话题则是家庭琐事多些，或者延伸到衣服佩饰之类。
由此出发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林家客厅里的聚会缺了林徽因机敏而锋芒的语言加入，缺了她激情而优雅的温润，一群矜持的成年男人的聚会会是怎样的情形和局面呢？
而且从人类现象来看，异性之间互相的给予和沟通往往容易达到最大的愉悦体验和幸福状态。而真正可以进行心灵交流或精神对话，能够相互袒露内心和感知内心的朋友，肯定是在异性之间。所谓知己。
林徽因这样一个才情并茂的女性，以智慧的冷静和无顾忌的热情进入到男性群体，又如此可爱如此有见解有内涵，男人们如何会不欢喜呢？而且不仅是欢喜，而是使这个群体变得激情而充满趣味，他们蕴蓄的热情得到释放，沉默里有了期待和向往。
这样的变化通过这么一种美感而进行，就产生了新的模式。或者说，达到某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