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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南瓜般大；画那个爱闹情绪的，自己把自己身子打了个结儿，完了！围起看的人都笑个不停哟！……”但曹叔自己冷静地意识到，他的漫画，他的书法，他私下写着解闷过瘾的散文，离公开发表在印刷品上都还有一段距离，因此，他把期望寄托在三个表妹身上，这是我意会到的，他并未当着我明确地流露过，他总不失其含蓄沉静的做派，自然又是八娘，往往过分热烈地暴露出她及曹叔的那样一种期望，记得有一回她来我家，手里提着好大一件东西，我母亲一看吃了一惊：“八妹，你这是要出远门么？”她满脸红光地大声解释说：“哪个出远门哟！你看嘛，这不是行李箱，这是手风琴啊！天津鹦鹉牌的，一直想给小涧她们买，总碰不到这个名牌儿，今天你来这儿耍，路上恰恰让我碰上了，吉人自有天相么！”我母亲问她花了多少钱，她说出的数字让我母亲喊出：“完了！你啷个那么舍得哟！”八娘竟激动得一跺脚，连短发都摇动起来：“我们就是喜欢艺术呀！就是盼小涧她们能入个门呀！”这镜头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活灵活现，世上渴爱艺术达到我八娘这种程度的也许很多，但表述其酷爱表述得如此真率和强烈，怕不见得多吧？
就爱好艺术而言，三位表妹确实继承了曹叔和八娘的心性，但她们似乎都乏于其父的深沉而富于其母的奔放，记得有一回，我们同去看部队文工团歌剧团的演出，所演的是一出平庸乏味时过境迁永不会复排的歌剧，因为我姐夫屈晋勇曾是那歌剧团的演员，参加了那出歌剧的演出，因此我和表妹们坐在台下等候开幕时都颇有傲然之气，幕布拉开后，在舞台上认出了我那姐夫时，三位表妹都惊呼出声，幕间休息时，我领她们绕到后台，在后台她们不仅看到了熟识的表姐夫，还见到了曾随他们表姐夫到过我家的常延茂。那一回她们恰巧也到我家玩，相互攀谈过，她们竟因为在后台近距离看到自己认识的人以浓烈的化妆改变了面容，并舞动着腰肢准备下一场戏，而互相拍打着手掌表露出一种率真的狂喜——多少年以后回忆起来，我还觉得这是不褪色的一幕。当年我曾暗暗地为她们害臊，我以为她们把一种对艺术的神秘感和崇拜心表达得太直露太丢份儿了，但现在想来，那出自天性的无掩饰流露，难道不是如晨曦中的露珠般艳丽、晶莹、纯洁、芬芳么，后来生活的艰辛人事的烦扰在她们的心上都磨出了厚茧，再想看到她们那种纯情少女的奔放表露，是永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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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同曹叔讨论过《红楼梦》，有一次我对他说，《红楼梦》里写到贾敬吞金丹丧身以后，贾珍贾蓉跪哭的描写，使我感到他们既有作假装样的一面，也有内心真情流露的一面，他却不以为然，冷冷地对我说：“我有经验的——那全是作假装样。”当时我没有同他争论下去，心中却以为他忽略了高级艺术对人物内心多层次描绘的特性。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曹叔自有他的道理，他在大家庭里生活过，在有那土山小亭的宅院中积累了他的生活经验，他深知多角的宗法或人际关系可以把人性压榨得多么干瘪、多么虚伪。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曹叔在北京还有一位胞弟，也生下了三位千金，但他们两家似乎绝少来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他们的父亲遭到了冲击，被愤怒的“红卫兵”批斗以后遣送回了山东原籍。与他们父亲同住的曹叔的那位原配及曹叔的儿子没有被“红卫兵”一同轰回山东。因为“红卫兵”觉得他们实在与那“老吸血鬼”难划归一类，有的“红卫兵”还认为他们母子二人是被“老吸血鬼”“吸血”的对象，故而引为“红五类”而发动他们“造反”。曹叔那惟一的儿子原来几乎不同他的生父和胞叔来往，爷爷遭冲击后却几次去他们家中活动，希望他们想想办法，使爷爷能返回城中，至少在原籍不那么受苦，但据说那位叔叔冰冷地拒绝了，认为早已划清界限，现在更不能丧失立场；曹叔动了心，却一筹莫展。据说那儿子一跺脚，瞪了父亲一眼，一阵风走了，从此再未登门。我至今不敢就此事问及曹叔，我想他内心一定很复杂，他或许对原由父亲操持的大家庭早生厌恶，那强加于他的包办婚姻就曾危及他人生的基本幸福；但他对解放后获得了文史馆馆员资格的父亲也未必没有一定的尊重和情感，他真应该重新研究一下《红楼梦》中的人物关系，人们的生活经验确实需要在新的情境中不断地加以过滤和重组。
四牌楼 第十章（6）
“文化大革命”使我家和曹叔一家以及其他亲友家都相继动荡飘移，曹叔八娘在70年代初带着三个女儿去了河南“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八娘的状态可谓没心没肺，曹叔的状态则可谓不知所措。记得八娘在所谓“派仗”兴起后还到我阿姐家去过，那时我父母正从张家口来到阿姐处躲避武斗，她竟若无其事地向我父母描绘了如下的开斗场面：“……开会开到一半，咦，就冲进一群人来了哇，手臂上都戴到起一尺长的红箍箍，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那一派的‘送瘟神敢死队’，他们二话不说，抓起空板凳就朝台子上摔哇，完了！会场乱成一窝蜂，我就跟到起喊：‘莫打架哟！’结果，也不晓得哪个人把我一推，差点儿就推到了别个脚底板下头哟！……”讲至此她竟呵呵地笑了起来，急得母亲拍着她手背说：“八妹哟，好险哪，你怎么就不躲开嘛！他们打，跟你啥子相干嘛！”八娘频频点头，却似乎并不感到处在那么荒谬的情景中应当感到恐惧或悲凉。也还可以理解，八娘不是党员，不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还不够格，两派都不把她放在眼里，甚至都对她忽略不计，因此她心理压力不大。曹叔在部里是个副处长，也不算什么引人注目的“当权派”，但两大派斗起来，他却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夹在当中，态难表，步难迈，结果似乎是投向了保谭震林的那一派，被另一派视为了“老保”，这下子就追究到了他的出身，他的“陈世美式行径”，乃至他曾“用漫画向党进攻，属漏网右派”，等等，等等；他们下“五七”干校前我曾去看过一次曹叔和八娘，曹叔拉我喝白酒，反常地不用酒菜，只用几个蒜瓣下酒，并且头一回所答非所问，还喃喃自语，最后竟语无伦次，我不知该怎么好，倒是八娘一旁劝解说：“完了！天又没塌下来，啥子不得了的事，把自己愁死了，不倒中了那些砍脑壳儿的奸计！”最后八娘给我们一人剥了一只热气蒸腾的肉粽子，逼我们停下喝酒而吃那粽子。
到70年代初，二哥、阿姐，还有曹叔、八娘他们，都离开北京，下放外地了，只剩我一个人留在京城西北隅，仿佛一只缩在墙缝里的土鳖虫儿，过了今天不知明天会怎么样，勉强打熬着灰暗压抑的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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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的日子毕竟也是日子。日子的好处就是会流动，你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它反正会带着你往前移动。灰色的日子里毕竟也还有亮点。即使像芝麻粒那么大的亮点，也总能放出点暖心窝儿的微光。那几年里，亲友们从外地寄达我那个胡同杂院小小东屋里的书信，便是我生活中的亮点，心主中的星光。
有一天接到了曹叔从河南“五七”干校的来信，厚厚的一叠信纸，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使我惊喜不已。原来那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他坐着小板凳，掀开床褥，以铺板当桌，几乎写了一整天，专为我。这使我非常感动。他写他对北京的怀念，写着写着就信马由缰起来，写到渴望能喝到一碗热豆汁，就着炸成金黄色的焦圈儿，或者起着许多小泡泡的薄脆；还渴望在北京小胡同里的大槐树下，让晚风把满树的槐花瓣儿吹落一头一肩；甚至渴望让春天的沙风扑面而来，从而嗅到一股“沙尘的香味”。他又写到在“干校”的生活，写大家如何席地而坐地看一晚上电影，整整两个多小时里所放映的全是有关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记录片，大家竟目不转睛、津津有味，乃至已经映完意犹未尽。又写到有一天集合排队，步行十几里去镇子里一个广场，看县里一个剧团演样板戏《沙家浜》，因为去的人太多了，观众席又无坡度，结果除头几排外后面的人几乎都觉得看不见台上的演出，于是乎往前拥，于是乎争吵，于是乎推搡，最后竟至于大打出手，甘蔗头和甘蔗皮满天飞，人们的审美饥渴化为了一片原始的宣泄……读完这封信我非常忧郁，我强烈地思念曹叔，渴望与他同桌对酌，仿佛我能抚慰他那在深处寂寞着并憧憬着的心灵。
几年以后，已经粉碎了“四人帮”，情况开始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我收到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复刊的《儿童文学》寄给我的一张“内部电影观摩票”，演出的节目是西方电影《蛇》。放映的场所是一处内部礼堂，我以一种空前的荣幸感凭票进入了那所礼堂，从下公共汽车起直到进入礼堂大门，我穿过了稠密的等票、求票乃至于试图抢票的人群；开始放映电影了，我坐在前排，突然听到一阵阵猛烈的撞击声，不是银幕上传来的，而是已经紧闭的礼堂大门被由于极度想进场观看而未能得以进场因而暴怒的一些人所撞击，那声音清楚地表露着他们不是用手拍用胳膊肘敲用脚踢而是用整个肉身在撞，实在是惊心动魄！我看不下电影去，我忽然想到了曹叔的这封信，我洞见了普通人心灵深处的一种最纯朴的渴求与一种最浑黑的寂寞以及试图冲出这种寂寞的暴烈挣扎，我鼻子发酸。
四牌楼 第十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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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曹叔给我寄出那封信不久他就回到了北京，不过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因为他回到北京后并没有来找过我，估计他也并没有喝到豆汁吃到焦圈或薄脆，甚至也并没有重温到槐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