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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贵，又可忧。我们应该坚持这种精神，警惕“五分钟热血”式的爱国主义，在大力肯定民族精神的同时，勇于直面各项工作中存在的弊端。我们的人民，不会因为那些弊端的存在，就不热爱我们的国家了，就不相信我们的政府了。
在这次08灾难系列中，全体中国人民，不论左中右派人士，不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受到了一次人性的教育，一次仁爱的教育，一次公德的教育。灾难总会过去，重建和恢复的工作，是更艰巨，更寂寞，更容易被人忘记的。既然我们第一次为大规模的普通死难者降了半旗，那么就让我们记住这泪水与希望交织的2008年，发扬08精神，重建我们的民族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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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九一八”与传媒
“九一八”与传媒
“九一八”到了，不忘国耻的朋友们，自然又会聚到媒体上念叨一番。我作为一个中国的东北人，自然每年也会感慨一番。然而年年念叨，年年感慨，日本却依然富强，中国则过去是“贫强”，现在是“富弱”，离真正的富强总差着一个“三八大盖”的射程。
中国很早就有了一种“富强”牌面粉，我们过去叫“富强粉”，包饺子擀面条，都很好吃的。然而为什么“富”跟“强”，总不能统一呢？可能问题就出在“粉”字上。经过鲁迅等几代先觉者的奋斗，中国人已经不是“一盘散沙”了，已经进步甚远了。可仍然没有达到毛泽东所号召的“团结起来”的程度，只是由一盘散沙，进化成了“一袋面粉”。面粉虽比沙子要和气善良些，但自己仍是不乐意团结的，必须经过一番暴力整顿，拿、捏、揉、揣、摔、打、按、压，这才乖乖地联为一体，变得坚韧筋道，刚柔相济。毛泽东时代据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七八亿人口的大多数还是很团结的，亲友邻里同事干群之间都相当友善的。百十来万受了委屈的“上等绅士”后来也基本都平了反，继续骑在人民脖子上作威作福，而且天天大骂毛泽东，随时准备向美国老爹献图献城，个人生活的幸福前景一片光明。而当今的社会，大小富豪们号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则天天人斗人，人骂人，人害人，甚至人吃人。富强粉早已绝迹了，我们吃上了朱自清宁肯饿死也拒绝吃的美国面粉，而原来那些为富强粉种麦子的农民，都涌到矿井下锻炼肺活量，或者是跑到高楼顶表演跳楼秀了。那拨无耻的歌星唱得多好哇：“咱老百姓，今儿啊今儿啊，真啊真高兴！”
不过时代毕竟总还有进步之处。民工只要正常拿到了劳动报酬，也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美国面粉也好日本汽车也罢，只要是平等的贸易往来，总有个“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时候。人斗人虽然很凶猛，但一般不开批斗会了，而是主要利用媒体来含沙射影或血口喷人，一般主要是精神伤害而宽恕肉体。如同鲁迅的研究报告所说：最好是惊吓忧愁死了，“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因此，当今的媒体从业者很有必要自省：救世还是杀人，往往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古今的例子都举不胜举，就随便拣一则跟“九一八”相关的吧。1931年9月18日的晚上，日军突袭沈阳北大营，堵着东北军的被窝枪射刀挑，哀嚎震天，惨不忍闻。伟大的自由民主领袖蒋介石先生密令不许抵抗，乖乖让出了东三省。而全国人民不知内情，都把责任推到了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身上。媒体推波助澜，马上就有八卦记者绘声绘色地报道曰，“九一八”那天晚上，张学良正抱着中国第一影后胡蝶小姐跳舞。这还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从此张学良戴了几乎一辈子，国人大有车裂张学良油炸胡蝶之愤慨。著名文人马君武很快做诗二首，其一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连赵四小姐也骂在里边。其二曰：“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写得仿佛亲眼看见一般。客观地说，诗是好诗——假若背景属实的话。然而问题就在于，谁看见张少帅跟胡小姐在一起了？
实际上，张学良跟胡蝶，从来没有见过。“九一八”当晚，张学良在北平会见宋哲元等抗日将领，后到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梅兰芳后来特别证明说那天晚上“张学良在戏院里看我演出。”而胡蝶那时还在天津，根本不在北平。有人劝胡蝶控告马君武诬蔑人格，但胡蝶以国家大局为重，不想制造更大的“刺激眼球”新闻，只冷冷说道：“蝶也国民之一份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人家也是个演艺界的“超女”，听听人家说的这话，某些无良记者和没脑艺人岂不愧煞？
国家要真正富强，光有面粉厂钢铁厂军工厂是远远不够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应该拥有强大而充满良知的媒体。媒体适当搞些风花雪月和丰乳肥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能以此为主流，更不可无中造谣轻易信谣漫天传谣。面粉腐败了，吃坏的是肚子。钢铁腐败了，砍断的是刀子。而媒体腐败了，瓦解的是民众的意志和英雄的豪情，好不容易进化到一袋面粉的人群，恐怕又要退回到一盘散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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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漫话抄手过三九（1）
漫话抄手过三九
老话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现而今，过了三九是四九，虽然不用冰上走，咱也一般不出手。
这说的是北京，过去一到隆冬就人人袖着个手，然而遇见热闹，也并非只知旁观，而是积极参与，热烈评点，抱着膀子也要争夺那份“话语权”，这叫“袖手而得天下”。
而东北和山东一带把“袖手”叫“抄手”，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零下二十来度，讲究的是不戴帽子手套，不穿棉裤棉鞋。上身穿得稍厚点，下身穿条秋裤线裤，脚上穿双塑料底“懒汉鞋”，光着脑袋，两手对抄在袖中，但不时要抽出一只来，捂一捂冻得通红的耳朵，否则就有冻掉之虞。这是一种为了风度而牺牲温度的潇洒，我们称之为“耍单儿”。最酷的是抄着手在冰面上“打出溜滑”，不光要又稳又快，还要使用灵敏微妙的动作，将他人撞倒、碰倒、拐倒、闪倒。冰上打架，也是比普通的陆战水战都好看的。这是对“下盘功夫”的真实考验，摩擦系数的变化，使得战局每每发生不可预料的转折。我就亲见附近楼里一个很有名气的高大魁梧的流氓，因为冰上平衡技术欠佳，被一个穿一身单军衣的小瘦子打得热血四溅，最后昏卧在冰面上，手和脸都冻结在鲜红的冰上。抬回家去，当天夜里就死了。
所以父亲从来反对我“冬行夏令”，冬天就要穿冬装，夏天就要穿夏装。凡服饰不合时令者，父亲一律骂为“流氓”。男孩子一般都喜欢以不怕冷显示英雄气概，但我爹说：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我在家里穿得虽然质量最差，然而所有的“行头”是一件也不缺的。一到冬天，头上有大棉帽子，脚上有大棉“欤B”，上身大棉袄，下身大棉裤，手上是大“手闷子”，里边还穿着毛衣毛裤秋衣秋裤之类。所以，要讲耐寒能力，东北人绝对不是一流的，最不怕冷的乃是长江流域的人。人家零度左右还可以穿着单衣到处跑，按照我爹的标准，个个都是“流氓”。
父亲非常反感“抄手”，尤其反感抄手之后再抽出手来捂耳朵。他把那叫做“猴头八相，没个人样”。他要求人人都跟革命战士那样，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他说，国民党为什么打败仗？就因为一个个猴头八相，站岗抄着手，行军也抄着手。他又说，日本鬼子的军容军纪最好了，活着整整齐齐，死了也规规矩矩。日本鬼子的岗哨最难摸，上去两个人都按不住人家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抄着个手”，伪装成汉奸，凑上去突然袭击，一摸一个准。——原来父亲心里一直把“抄手”等同于汉奸，怪不得总是对此不依不饶的呢。
我上大学后得知，四川重庆湖北一带，把小水饺（也包括馄饨）叫做“抄手”，觉得非常有趣。寒冬腊月，深巷里一声慢幽幽的吆喝：“抄手——”，顿觉暖香扑面。特别是深夜劳顿的文人墨客，从楼上吊下一个小篮，买上两碗现包现煮的热气腾腾的抄手，或请朋友同吃，或与爱人共尝，那等优雅的滋味，非“抄手”二字不能形容。若是换作“水饺”则俗矣。“抄手”之妙，就在于那种“袖手可待”的轻巧劲儿，简捷而不轻浮，实惠而不厚腻。倘若只求一饱，那当然还是北京的烤白薯过瘾，更不用说沈阳的“雹至雹至”了。
20年前的冬天，我们师兄弟三人第一次去成都，就捧着旅游图，慕名去品尝“龙抄手”和“红油抄手”。因囊中羞涩，每样只吃了一两，所以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抄手就是不能多吃，因为吃的是个韵味。而北方的饺子，却不妨敞开弥勒佛之巨腹，尽情塞元宝也。我父亲说他们在部队上，每次吃饺子都要比赛。他们包的饺子非常大，3个就有1两。父亲能吃45个，而他们排的“大个子”，能吃60个。父亲说八路军拼刺刀，一个人拼不下一个日本鬼子，只有“大个子”，能拼两个日本鬼子。我问父亲能拼几个鬼子，父亲转移话题说：我是拿手枪的，一般指挥指挥就行了。我听了不免就有几分看不起父亲也。
我把父亲的不许“抄手”，看作一种封建意识。我觉得很多老革命，都有封建意识。我找到一个根据，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