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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的改制的。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疑古派以刘歆伪造《周礼》而把《周礼》一笔抹杀，我就不相信刘歆可以伪造出用现代新学问可以印证出来的古代现象。
疑古派的穿帮
■疑古派的大胆假设，死无对证，总可自成一说吧？
□不然，死可有对证呢！以《孙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为例，就可证明了。孙武（前六－五世纪）
是春秋时代吴王阖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著作《孙子》共有十三篇，后来发生了混乱，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只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这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因为《孙子》发生了混乱，孙武也就在疑古派眼中，出了问题，他的身世，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怀疑根本没有这个人；第二种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内有《孙子》，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出土的古书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所以《孙子）确有其人其书，已是铁证，只是古本今本有异文耳！古代流传的《孙子）书——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足。古书死有对证，竟有趣如此！以这一死有对证的另一当事人孙膑为例，更可再对照一下：孙膑（约前三八○－约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就已见不到了。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汉墓出土，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疑古派这种笑话，在《尉缭子）上，又有了外一章。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但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汉墓出土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烁，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以上所说，无非是说老学究村夫子派固然不会读书，疑古派虽然比老学究村夫子派高明，也难免被死有对证一番。——这大概是古人死不瞑目，因而如王安石所说的〃死尸能报仇〃了。
俞樾〃土法炼钢〃
■这样说来，古今中国人中，一般读书情况是不怎么高明
□大体上说，实在不敢恭维。当然有些个人是不乏会读古书的，像俞樾，就是最突出的一位。俞樾是清朝进士，咸丰年间因为。〃命题割裂〃，被革职为民；又因为〃故里无家〃，就在江苏苏州住下，后来到各他讲学三十年。他〃生平专意著述〃。每一年下来，都〃有写定之书，刊行于世〃，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成绩出来的作者，实在少见。他活了八十六岁，全部著作收入《春在堂全集》（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六册）。俞樾的名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出得最晚，写得也最炉火纯青。这书共七卷，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用前无古人的科学方法，使人们知道如何认识古书。刘师培说这书〃发古今未有之奇〃，可谓定评。这书后来引得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影响极为深远，俞樾虽然能够〃读书得间〃，但是，他因为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全部的努力，仍是支离的〃土法炼钢〃的成绩而已。这一教训，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读古书也有瓶颈的。此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下来的书的结构与素材，都有严重的问题。
工具书与方法学
■结构方面，好像都是挤成一团，头绪很乱、很难读，是不是有工具书就好一点？
回工具书是任何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书。像辞典、年表、年鉴、百科全书、手册、索引，以及一些必备的〃非书资料〃（nonbook material）等。在研究和阅读上，虽然有所谓〃个人需要〃
（individua needs）的不同，但就运用工具书一点上，却没有各行各业的分别。所以工具书在所有书中，应该列为第一优先。选择工具书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容易找到〃（easy to find）
你所需要的答案；一个是〃容易了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 to find what you find）答案。不合于这两个标准的工具书，都不算是好的工具书。尽管它很有名，可是它却使你头痛。若举一例：《康熙字典》便是，这书实在犯了难我的毛病。（但这种毛病，发生在笨头笨脑的古人身上，犹可说也；发生在现代人身上，就太不可说了。你看看张其昀监修，林尹、高明主编的《中文大辞典》，你会惊讶的发现，这部以抄袭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为骨架的书，竟也发生《康熙字典》式的毛病，你说这些老古董多笨！）辞典以外，工具书中的〃年表〃一类，纵贯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给人清楚的头脑和时伺的观念。中国旧式的编年一类书，因为采取甲子干支纪日，时序检核，十分麻烦。又以历数屡变，常常需要推算，可谓不科学已极，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国传统留下来的工具书都不合用。总之，从工具书上去读书，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读书得间〃，工具书不够。现代新学问反倒是最重要的。我以《仪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四册）为例。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札》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礼。这些都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七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只因它列名于经典之中，而经典早已在历代中国人的意识里，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位，大家不敢深究，并且限于治学方法，也无法深究。从而对古人的观点与真相，简直无法了解，众说纷纷，其实只是附会或猜谜而已。由于近代方法学的进步，用这些问架，移做整理古书，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说经也好、解经也罢，种种无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学迎刃而解。
分类与走运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下来的书，它的本来面目好像都给做了手脚了，读这些书，还得先来一番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功夫才行？
□对了。中国传统中的一团云雾，先在图书分类上，你就先思过半矣。中国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分入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入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