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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6月间，在救国运动的初期，医生就已诊断出鲁迅的病情严重。宋庆龄试图说服他接受去苏联疗养的邀请，给他写了一封充满热情的信：①
①《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第48页上有此信手迹。信的日期为1936年6月5日。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她写这封信时自己也在住院。她患了阑尾炎，又耽误了一段时间，所以在医院住了六个星期。她是在医院里听史沫特莱说才知道鲁迅病重的。她举自己延误割治为例，接着说：“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她在信首称鲁迅为“同志”，这在她是最高贵的字眼了。
但没有人能够劝说鲁迅在祖国危难的时候离开。他逝世时年仅55岁。他的死正如他的生一样，成为救国运动的战斗号召。
在鲁迅去世的当天，宋庆龄就在鲁迅寓所同他的遗孀许广平、兄弟周建人、密友和文学同行冯雪峰（他也是上海地下党代表）一起商量丧事的办理。在场的还有两位著名文学家——剧作家曹禹和小说家巴金。大家决定在万国殡仪馆盛殓，在万国公墓安葬。冯雪峰等地下共产党人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宋庆龄不仅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且亲自前往选择墓地、偿付费用并参加守灵。
一万人参加了为鲁迅送葬的行列。工人、教师、学生、妇女排成整齐的队伍，高举横幅，齐唱救亡歌曲。宋庆龄像她为雷娜·普罗梅及杨杏佛送葬时那样，在最前列步行。在墓地，她在悼词中说：
“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①
①《在鲁迅追悼会上的讲话》，原载《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出版。
她这些话同孙中山遗嘱中的话相似。这决非出于偶然，因为这是同一场战斗。
安葬后，她又跟着群众步行回去。如通常那样，她自始至终同群众在一起不仅是为了鲜明地表示她的立场，又是为了保护群众，因为当局曾策划用暴力来破坏这次葬礼。①
①本段参考了黄源着《宋庆龄与鲁迅》一文，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78—182页。
（五）救国会“七君子”案
当统一战线在许多层次逐渐形成的时候，执政的国民党仍然顽固地反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1936年6月1日成立后越来越积极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对之十分恼火，于11月23日凌晨将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秘密逮捕，不久解往苏州关押起诉。这就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案。当时日本人还造谣说，救国会理事宋庆龄也被拘留。这很可能是给国民党和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的一个暗示，要他们这样做。关于这事，她在1936年11月26日以犀利的言词、磅礴的气势发表了一项声明①：“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主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幕后指使这次逮捕有很明显的证据，就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昨天）的日本报纸上海《每日新闻》上刊载消息，说我在今天清早被法租界当局逮捕，罪名是从事与第三国际有关的共产党活动。也许《每日新闻》和刊载同样的谣言的《上海日报》事前已经得到要逮捕我的风声。
①《为“七君子”被捕而发表的声明》，载《为新中国奋斗》，第74—75页。
“大家知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目的，在于促进政府与人民间的团结一致，成立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侵略。……
“虽然七位领袖横遭逮捕，被加以恶毒的罪名，救国会仍然要重申自己的立场：救国会不反对政府，也不亲共；它主张全国人民，不分政治信仰或党派，成立统一战线，从事民族解放战争。……
“至于对我个人所捏造的罪状，那是不值一笑的，用不着我来驳斥这些日本报纸的污蔑。它们惯于诽谤造谣，早已臭名远扬。”
最后，她像常做的那样，以昂扬的、战斗的精神作声明结束语：
“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被逮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吧！他们虽然可以在幕后指使逮捕七位领袖，但是全中国人民是不会饶他们的。”
以统一战线为目标，她现在把谴责集中在日本敌人身上，而不是国民党。
在上海，她把她的寓所作为营救“七君子”和受到威胁的救亡运动进行内部联路的总部。她再一次挺身而出，请各方把捐款和声援函电直接寄给她。上海进步英文周刊《中国呼声》（代替以前的《中国论坛》）上，多次刊登了以下通告：①
①英文《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上海，1936年8月15日。
援助中国
我们中国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会员——工人、农民、作家和知识分子——热切地向外国朋友们呼吁：给我们财力上的支援，以继续进行我们的爱国解放运动。我们的任务很大，财力却很有限，因此不得不吁请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士在财力上给我们帮助，使我们得以顺利达到民族解放的目标。捐款请汇寄给孙逸仙夫人收，地址：上海莫里哀路29号。
当时积极参加救国运动和宣传出版工作的吴大琨教授回忆说，“这时，《救亡情报》（救国会机关刊物）的公开通讯地址，也只能改为‘上海莫里哀路29号’，即宋庆龄同志的寓所。宋庆龄同志收到全国各地来信、来稿后，就通过美国人格兰尼奇（《中国呼声》主编）派人送给我。我有什么要向宋庆龄同志请示、汇报的信件，也由格兰尼奇转交。”①
①吴大琨着《在宋庆龄同志领导下工作》，载《中国财贸报》，1981年5月26日。他当时在英文《中国呼声》工作，并经常以James K．T．Woo或James Woo的署名为该刊写稿。《中国呼声》取代以前的《中国论坛》，由
像通常那样，她也呼吁国际上的道义支援，并取得效果。1937年1月14日，国际知名人士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其他要人，对沈钧儒等被捕一事表示关切。联署的美国知名人士有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杜威、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道格拉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学院教授保罗·门罗、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古德温·沃森、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威廉·K·基尔帕特里克、教会领袖哈里·F·沃德主教和拉比·斯蒂芬·S·怀斯、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新共和》杂志主编布鲁斯·布利文和《民族》杂志主编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
（六）宋庆龄和“西安事变”
这时，人民的抗日要求传播到了国民党的军队中去。1936年12月，在内战主要基地西安，蒋介石被他部下的两个将领强制扣留，其中之一是“少帅”张学良。在1931年日本侵占他的家乡东北时，蒋命令他“不抵抗”，现在却要他的部队去打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因此，他和他的部队率先响应“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号召——特别是在对红军作战失利而红军把俘虏待如朋友并释放回归之后——同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了。
另一位将领杨虎城是陕西人，他不愿意使陕西省变成内战的主战场。而且，他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倒是同本省进步人士有来往，所以他跟随张一起行动。
当蒋介石在他们手中时，张、杨要求蒋也加入抗日统一战线，使之成为全国性的统一战线。但蒋起初十分固执。如果不是共产党派周恩来到西安，事情恐怕会变得对他十分不利。共产党提出，蒋如同意实现国内和平、对日本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就释放他。共产党人是蒋介石一直在设法消灭的对象（对周恩来的脑袋也是悬了重赏的）而且现在蒋的生死操在他们手中，但他们却作出了这样的建议。这对全中国和全世界表明，共产党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远超过自身的恩怨。
蒋最后表示同意，随即被释放回南京。这一发展是由于他的妻子宋美龄和妻兄宋子文的合作。他们从南京飞到西安，同张、杨和周恩来进行了商谈。他们在国民党内部代表亲西方的势力，是反对亲日派的。他们使蒋介石相信：南京的亲日派政客正在策划轰炸西安，其目的不止是为了延长内战，也为了乘机置蒋于死地并把权力夺过去。①
①蒋介石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同蒋夫人及宋子文一边去西安。他向将证实了蒋夫人和她的哥哥对时局的这一看法。端纳本人虽然反共，也强烈地持同一意见。见厄尔·艾伯特着：《中国的端纳》（英文），第319页。
宋庆龄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如何、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起过什么作用（如果起了作用的话），这是许多人曾提出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只有一些不完整的答案（有的互为补充、有的则相互矛盾），要得出充分而确切的答案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红色中国随记》一书中写道，①通过“X”（据有力的推理，系指宋庆龄）这一渠道，原来考虑对蒋进行公审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莫斯科的强烈意见，必须确保蒋的恢复自由，否则共产国际将开除中共——斯大林和苏联可能认为如不释蒋，中国将发生大规模内战，日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①《红色中国随记》（英文）。
斯诺在他的《复始之旅》中说，在苏联严厉批评西安事变之后，孔祥熙曾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