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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拆穿了报上一则谣传，说她和前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长蔡元培已撤回保释的请求，“以免干涉司法独立”。实际上，蔡元培博士赶到南京去再次要求保释牛兰夫妇外出就医，因为他们绝食已有两周。①
①消息及引语据英文《上海泰晤士报》，1932年7月12日及18日。
法院拒绝转移到上海审判的要求，但答应“四十八小时内”交保——又硬说牛兰夫妇是用“绝食作为威吓的工具”。宋庆龄赶到南京，把他们接到早先为她准备的一所在中山陵园区内的屋子里。她记述这次遭遇的情景：
“在一辆满载手持武器、身着制服的歹徒的汽车伴送下，我们开车到那所屋子去，发现屋里空无一物，但窗上却钉了木条，布置得完全像一所监狱。我们最后把牛兰夫妇送到鼓楼医院。但保释还没有批准。”
她还谈到在此之前的“预备动作”：
“狱方用有意设置的残酷方式，连续四个晚上要这两个囚犯准备好离开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们保证，他们获得暂时的解放只不过是几小时内、甚至几分钟内的事情。他们的身体衰弱、陷于半昏迷状态，有人帮他们从帆布床上坐起来，穿好衣服，一点随身物件装入包内。每次都是好几小时的痛苦等待，最后仍然一场空。尽管早已提供必要的保证，最高负责官员也已一口答应，有关部门就是迟迟不发公文。”
因此，她预言：
“……现将在南京进行的审判比起前三次侦查庭来会更近于一场闹剧……被告将得不到辩护，因为律师们没有机会研究那些被用为‘证据’的材料，也没有任何证人……”
“法官将再一次变成检察官……关于……犯罪事实和判决……上头早已下了命令。”①
①同上报纸，1932年7月22日。
她还对上海租界当局的伪善面孔加以揭露。牛兰夫妇明明是他们抓到并转送给南京政府的，现在他们却用后者在牛兰一案审判权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作为保留“治外法权”的理由。（“治外法权”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它使在中国的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并只能由外国人设立的法庭检控或起诉。）①她指出，这种似是而非的推理，“两位囚犯作为进步分子已予以谴责和否定。”
①在撒布这种论调中最起劲的是在上海英国记者中最顽固的H．G．W．伍德里德。我们在前面已经领教过这位化名“人马星”的作者所写的恶毒咒骂孙中山的《孙逸仙博士的奇异的神化》，见第六章。
最后，宋庆龄直截了当地阐述了她的立场：“我要对鲁埃格（牛兰）夫妇昨天向南京政府提出的挑战表示完全支持……
“问题不仅是鲁埃格夫妇的释放，而是消除现在重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可怕负担和摧毁白色恐怖——这一白色恐怖使全国监狱里关满了成千上万优秀儿女和男女青年，他们的唯一罪名就是试图打碎把中国人民捆绑在帝国主义列强座凳上的枷锁。”①
①英文《上海泰晤士报》，1932年9月10日。
1932年8月19日，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牛兰夫妇被判死刑——旋减为无期徒刑，在南京的江苏第一监狱单人牢房服刑。
9月10日，宋庆龄第三次赴南京为营救牛兰夫妇而斗争。她巧妙地同妹妹美龄（蒋夫人）同机飞宁，事先告诉报界，她将面见蒋，请求缓刑。①她有没有这样做无以考证，但她同美龄谒中山陵归途中，曾到监狱去同牛兰夫妇谈了一个小时。在这件事上，庆龄的同情心、韧性和策略思想都表现得很明显。即使蒋夫人不帮忙，也不向她丈夫求情，但看到这两姊妹在一起，迫害牛兰夫妇的那些人恐怕也不能不小心一点。宋庆龄从未为自己的事情利用过她同蒋氏的家庭关系，但为了正义事业，她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不过这一次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效果。
①英文《上海泰晤士报》，1932年9月10日。
12月，牛兰夫妇再次绝食，要求改善待遇和重新审判。宋庆龄在12月30日为此致电南京政府及司法部门高级官员，再予痛斥：
“牛兰绝食已十日，牛兰夫人绝食亦已三日。此次请勿再以‘暂缓’、正式手续等等空言搪塞。……君等如不能完全对牛兰夫妻性命负责，请即时正式传令将之恢复自由……君等究将如何处置渠二人，请即时赐知。”①
①同上，1932年12月31日。
1933年1月11日，牛兰已绝食21天，医生认为他只能再活三天。英文《上海泰晤士报》在报道这条消息时还说，“……同牛兰夫妇在一个监狱里的20名青年妇女政治犯为表示同情，在六天前也宣布绝食……同时要求改善医疗、食物及其他待遇……”
这些女政治犯的姓名没有公布，她们又都没有名声，因而更易受到伤害。外界听到她们绝食的消息可说纯属偶然，但因此她们在狱中必将受到极野蛮的秘密报复。
这家报纸还报道了《中国论坛》主编伊罗生代表国际营救委员会和宋庆龄在南京活动时所受到的阻挠：
“伊罗生先生起草了一张委任书，由孙夫人担任牛兰夫妇六岁儿子吉米的唯一监护人。他在携带原来的文件离开监狱时遇到了一些麻烦。……他说典狱长钮（译音）某不准他下个星期六再来探视，因为……监狱条例规定每月只许探视一次。
“伊罗生先生说，‘我问典狱长，如果在我下次探视前，牛兰夫妇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典狱长回答道，‘嗯，那也没有办法。’”①
①另一篇叙述载《中国论坛》（英文），1934年1月13日，没有著名，可能是伊罗生自己写的。
牛兰夫妇活了下来，在狱中又被关了五年。宋庆龄从未停止要求释放他们并曾多次亲往探望，还请外国友人去看他们。最容易获准去探视的是年轻的黎巴嫩一美国籍医生马海德。（他后来同斯诺去访问中国红军并留在那里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入了中国籍，成为国际著名的消灭麻疯病的专家。）
宋庆龄还设法使牛兰夫妇能经常看到他们的年幼孩子吉米，最后并协助把他秘密转移到苏联去。（他现仍生活在苏联，他的真名是吉米斯奇·亚特列维奇·莫斯切科，有一段时期他从事苏联外交工作，现在已退休。①）
①据纽约州立大学教授A．汤姆·格兰菲尔德的来信。
牛兰夫妇直到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几个月才获自由。南京陷落前日机大事轰炸，狱卒们逃离前把狱门打开。牛兰夫妇溜出监狱，辗转到达上海。宋庆龄把他们安顿在一个空闲的公寓里，又从自己家里搬去一些家俱，使他们隐藏下来。最后他们也被转移到苏联，一直住到60年代去世。（最近本书作者才知道他们的原名叫雅科·然德尼科和塔季扬娜·莫斯切科。）
（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2年，宋庆龄还在忙于营救牛兰夫妇的时候，就着手组织力量，从事营救全国政治犯的工作。在她领导下，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加同盟的著名人物有蔡元培和鲁迅，还有杨杏佛（任秘书长）。其他成员有胡适和林语堂，他们后来都转入蒋介石阵营中去了。同盟中有两位活跃的外籍成员史沫特莱和伊罗生，他们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委员会中也是积极分子。同盟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成立后立即开展宣传运动和法律斗争。
在第一个案件中，白色恐怖的魔爪已伸到靠近宋庆龄的地方。1933年3月，庆龄的至友何香凝之子廖承志被捕。当时24岁的廖承志是庆龄从小看他长大的，前一段时期在柏林和巴黎还时相过从。他回国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及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专事出卖同志以求苟活的叛徒发现了他。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也是在外国租界被捕的，然后转送给蒋介石的警察局。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即：在上海秘密养伤的红四方面军的师长陈赓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
宋庆龄立即挺身而出，发表声明《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①
①载《为新中国奋斗》，第45—48页。
廖仲恺是国民党的烈士，国民党要杀害自己的烈士的儿子实在太说不过去。因此，廖承志这位热血青年很快就获释，条件是由他母亲保证他以后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
他获释回到母亲家几天以后，宋庆龄突然去看他，对他说她“代表最高方面”要他写出（1）在白色恐怖下能否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的意见；（2）他所知道的叛徒名单。他把这两条都写在一张很薄的纸条上，她把一支烟卷的上半截掏空，把纸条卷塞进去，放进皮包，就从容地走了。他回忆说，宋告诉他这“最高方面”就是“共产国际。”①
①廖承志《我的吊唁》，原载1982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周年）《人民日报》，收入《廖承志文集》时标题改为《我的回忆》，下卷，第650—652页。
不久，他在母亲的支持下，逃出上海去参加正在长征中的红军，开始新的光辉的革命历程，直到80年代。
宋庆龄两度设法挽救红军将领陈赓的生命。陈赓负伤后秘密来沪，她安排他到表兄弟牛惠霖医生的诊所治疗和庇护。牛惠霖医生的遗孀对本书作者回忆说，①“陈赓到我丈夫的诊所时，一条腿里有一颗子弹，人很萎顿。当时规定，医生遇到有枪伤的病人须向警方报告。陈赓说，‘不要去报告。我不是一个逃犯，我是一个共产党。’我丈夫打电话给孙夫人，夫人说，‘治好他。’所以我丈夫就把他隐藏起来，治疗了一个月。”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的；牛医生在把事情弄清楚之前，无意中把陈赓放在一间已有一个在“剿共”中受伤的国民党军官住着的双人病房里。陈赓同这个军官曾在黄埔军校同过学，彼此很快就认出来了。但由于这次会面纯属偶然，并且是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