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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必须找到正确的通道，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走过不少的通道，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犯了不少的错误。在很多方面我还是那个在通道里爬行的小子，朝着博览会前进。
我从未真正了解过父亲，费兰德·罗德曼。他在纽泽西州的空军服役，我在那里出生，三岁里举家搬到达拉斯——我母亲的家乡，那是因为父亲从那时开始翘家了。
我父亲在我生命里没有地位。超过三十年未见，有什么关连？我是这样想的：某家伙把我带到这世界上来，并不表示我有父亲；我没有。我可以说，“这位是我父亲，这是我爹。”
但是听起来不对劲。我与妹妹黛博拉、金姆在母亲照顾下长大。到上大学以及搞自己的事业之前，我的人生里没有男性角度典范。
经常可以听到有人问NBA球员说，若是没有靠着打球赚钱，那会干什么？答案常常是这样的：死掉或坐牢。我们大多数出身低微：国宅、贫户、没有钱、没有父亲、没有希望。我想这是很多人能成功的主要原因：他们藉由篮球来逃避。有的时候这些人说“死掉或坐牢”，是因为听起来不错，或是会让他们表面上看很强悍。但我认为这说法很真切——我也有证据来证明。
十九岁的进修，有半年我无家可归，象无根的野草，混迹达拉斯，没上学，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老妈为供养我们很辛苦，家里却还蹲着一个游手好闲、不做事的十九岁儿子。我妹妹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无论是打球还是学校成绩，她俩都让家里感到骄傲，我差得远咧。
我妹妹念书时得到一个礼物——打篮球，我到后来才得到这项大礼。她俩都是南橡木崖高中的明星学生，后来也都是全美大学明星球员。她们长得又高又壮，黛博拉六尺十寸，金姆六尺。我支持她们的成就，但是都躲在背后，还被她们取笑。现在局面完全改观：她们的风采都被我抢光了。对她们来说，我只是她们的疯狂老哥，但是你知道吗？我大妹黛博拉，身上有三处刺青，她以前没有的。
我妈无意把我赶出家去，但看得出来她也不希望我这样打混。她认为我应该要振作起来，她是对的。就好象我们同时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该是我离家的时候了。我的说法是：“家里被吸干了”。那表示你是条吸血虫，在那时节我确实是家里的吸血虫。我没做什么事，也没去偷什么东西，偷东西是后来的事。
问题是，离家的我没地方可去。我走在街上，闲荡。从这家到那家，跟朋友在一起，有时就睡在他们住处的地板或沙发上。许多的夜晚，我整夜漫无目地的地走着，游魂般在橡木崖街上乱逛，有时候有朋友陪；我们三、四个人整夜无所事事，白天才睡觉，有时甚至于睡在街上。我在这国宅生活得乱七八糟。就在这地盘里，熬夜不睡，胡闹一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橡木崖就象个大四合院，人跟人之间注重相互照顾。但从我离家之后，这种情形有点式微，之前只要有人不见了，必定是一时迷了路；但后来人们会突然永远消失，被街道（犯罪）所吞没。
我这段时间的无家可归，是造成我与那些贫困朋友们混在一起的部分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到都市里的龙蛇杂处之地，和那些站在街角讨零钱的乞儿聊得带劲的原因。他们把我看成真正的男子汉，而非由NBA办公室创造出来的形象。我会无家可归，我曾在便利店打工，我是个真实的人，有真正的人生经验，我了解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是什么光景。我有的时候想——谁知道呢？或许将来这种事又会降临到我身上。
在街头混的时候，我注意到我的成长。真教人难以置信，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大概是五尺十一寸，象其他的孩子一样，我会在厨房墙壁量身高，然后说：“真希望我能再长高一点。”尤其我的两个妹妹都长得那么高，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后来高中读完——没有人在这时期再长高——我却开始注意，我仿佛每天都在长高。我不知道有何不对劲，好象一下子所有的事情都要发生在我头上，于是我感到困惑，不知道身体为什么会起变化。大概这就是我所坚信的：某些事注定在未来要降临到丹尼斯·罗德曼身上。不过当时我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长高”有点象是偶然间发觉的。
我决定找个工作、决定做点事。已经二十岁了，人生一片空白的我跑到达拉斯堡渥斯机场，找到一份值大夜班的警卫工作，这件工作成为“罗德曼传奇”的重要经历。我不敢相信后来这件事会经常被提到，只因为大多数的NBA球员都没有这种过去。当时我认为这没什么，拿着拖把拖地板，时薪6。5美元，这在当时算是不坏的待遇了。我与世上其他人一样工作着，没有理由相信自己将来的成就不止于此。
我偶尔偷点东西，都是小东西：廉价的皮夹子、零钱、便利店里的物品等等。某一晚在机场，我正在扫地，发现我可以用扫把柄伸进那家礼品店的金属门缝里，把手表给勾出来，这时四下无人，于是恶向胆边生。很刺激、具挑战性，于是当我下班时，口袋里多了五十只手表。
五十只手表，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老兄，其中有些是烂表，有些价值达五十美元。这好象没什么，轻而易举就得手了，心里觉得很爽。拿到这些手表，神不知鬼不觉的。
我其实并不想要这些手表。我根本不会在乎这种东西。如果我要偷自己用的东西，那绝对不会是用来知道时间的玩意。纯粹是手痒——就为了那种偷东西的快感——后来我决定把这些手表分送朋友，我要让他们以为我发了，我要他们四处说：“狗娘养的，那家伙要什么有什么。”
我要他们知道，想要什么尽管来找我。当时没人把我放在眼里。这将是我扮演的新角色，我的新地位。有时候我感觉到，以我们这种出身，人们都会期待我们做坏事。别人都如此，我干嘛不跟进，这叫有样学样。我只是做小偷来让人接纳我，打算用这种方式来脱离困境。
天知道那家礼品店装了隐藏式录像机。我回去把手表都送给朋友，送给我妈、妹妹，甚至我不很熟的朋友，全送光了。没有人怀疑。“一只新手表，够酷。”让我觉得好了不起。
接下来便是机场的警察上门，跟我妈说他们要找我。他们看了照片认出是我。我被捕了，关进机场的监狱里。
在监狱里我跟其他人一样，坐在那里祷告，觉得象被关在笼子里的畜牲。我经历了一切心路历程：神哪，我绝不会再犯这种错了；只要我能回家，绝对要改邪归正，不再回来这里。这是每一个犯法的人经历的想法，同样的可悲。
坐在里面我抚心自问：“这算哪门子的生活，一定要有所改变。”于是我做出决定，不要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想这正是检视童年做大事的梦想能否成真，要不就是证明这梦想只是狗屎的时候了。
老妈决定让我在里面蹲一晚，得点教训。那晚真不好受。第二天，我和她都没办法忍受下去了，于是她把我保释出来。我向警察招供出手表的下落，于是他们分头去找回来。每一只都找到了。
警察找到这些人时会问道：“丹尼斯·罗德曼给你这只手表的？”
“是啊。”
“他卖给你的？”
“不，他送给我的。”
警察必然会觉得我很奇怪：这是哪门子的罪犯？我没有从这些手表中赚到一毛钱，甚至连试都没试着去卖，就把它们送出去。其实我不过想寻求别人的接纳，想在邻里间风光一下。
等到他们寻回所有手表之后，案子就撤销了。我走到法院楼上，紧张得要死，我的律师出来告诉我，可以回家了，没事了。拿到手表的人都没有与警察起争执，他们笑笑就还了。取回所有的手表，那些人就不再管我了，他们很冷漠。但是两周之后，店家把我叫进去，炒了鱿鱼。
他们跟我说，如果那些手表没能找回来，我就要坐上半年的牢。
在橡木崖这种地方，偷窃与贩毒是离开这地方的办法，会引起别人注意，但是那里没有人愿意干这种事，因为只要是有过这种行为，就是搬走。在偷东西被捕之后，我开始专心打球，经常在体育馆里和别人斗牛，在那里罗瑞塔·魏斯特布鲁克发掘到我。那时候我跟夜间部的球队玩玩，或者是随便凑队比赛；大多数的时间则象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在体育馆里面混。此时我已长到大约六尺八寸高，不过还是很瘦，对于突然这样的成长也感到有点腼腼，就好象我骤然拥有新的身体一样。我在篮球场上可以做到过去无法达成的成就了。
我参加有组织的球队是在高中二年级，但是高三时在球队只打不到半个球季。我不过是个容易紧张的小子，从来没上场过。直到现在，我坐冷板凳的时候还是颇能自我调适。
不知道罗瑞塔现在何方，我打赌她会跟每一个人说，是她发掘丹尼斯·罗德曼的。我跑去参加郡短期大学的面试，十五分钟后他们把我拉到旁边说，愿意提供奖学金给我。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不确定是否以二十一岁的年纪才要展开篮球生涯，不过我还是接受了。不时，这一切似乎都不在我的控制之下。
我只替库克郡打了十六场，念了一学期以后被当掉，也认为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我可以打得很好，但我并不在意。每场平均得分超过十七分、十三个篮板——对于从未正式参加过球队的球员来说，这算很不错的了。我有这个天份，可是其它配合的条件还没成熟。
我又回到达拉斯和从前的哥儿们打混，但除了偶而偷点小东西之外，并没有做出其它违法的事。尽管我有一名朋友是个毒贩，其他的一些朋友也在为他做事，但我只在老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