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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荣渠赴美作访问学者。他到美国名义上是研究美国史和中美关系，而实际上是想对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一番亲身考察。他把多了解、认识现实中的美国当作头等大事。他给自己提出了一条准则：“不能埋头在论文之中，应该去了解世界，用中国的尺度去评量一下世界，也用世界的尺度去评量一下中国”（第667页）。为此，他在不到一年半的时期内，不辞劳苦、单枪匹马地走访了美国17个大城市，参观了7所著名的大学，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并特别注意研究与现代资本主义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努力探寻美国兴盛发达的历史活力的根源。他得到的总的印象是：美国人在短短两百年中在荒原野地上建立起了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家”，高度现代化虽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但与中国比较起来，美国是处于“更高级的经济发展阶段”。荣渠认为，这次美国之行，加上后来的英国之行等等，对于他的“世界意识的形成和新的历史发展观的形成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第3页）。
另外一件影响荣渠至深的事，是他接触和了解到美国学者对现代化的研究，他读了一些有关的书籍，还与这方面的著名学者布莱克教授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曾应邀在美国的“东亚研究中心”做有关“中国现代化历史回顾”的报告。荣渠对现代化研究这门新学问兴味盎然，因为它的特点是对世界历史加以综合比较研究；而它的综合了社会科学各部门的知识的“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正是他所欣赏的，他认为这门新学问应当在中国加以介绍和推广。
回国后，他最初的打算是写一部《美国的历史与文明》，在他看来，中国人对美国谈的最多而又最不了解，他把使中国人更加认识和了解美国作为自己的职责。可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潮却使他改变了主意。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梦想，也是当前关系到国家盛衰存亡的大事。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虽然搞了百余年的现代化运动，但由于没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就不得不“备尝‘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辛”（第3页）。时代在呼唤着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理论。
荣渠认为，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历史学家必须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于是他毅然中断了《美国的历史与文明》的写作，迫不及待地转入现代化研究领域。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上下求索书屋”，准备对中外古今的人类文明和现代化进程进行一番认真的彻底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关于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的规划于1982年被确定为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后来北大又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世界现代化研究中心。
荣渠以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勇敢地挑起了这个难度和风险极大的课题。这个课题也许正是他多年来追寻的把理论、历史、现状有机统一起来的最佳结合点。他精神振奋、坚忍不拔地又一次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钻研那些不熟悉的社会科学新课程，为一场独立自主的、真刀真枪的科学研究聚集了充足的弹药与粮草。
在历史研究中，他一贯重视理论的指引。这次他也是从基本理论的研究入手。这与他十余年前立下的“继马克思主义绝学”的宏愿一脉相承一一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1989年，他根据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以来世界发展进程的丰富经验，按照马克思本来的构思，提出了一个以生产力为中轴，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下存在着不同社会形态和发展模式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他的学术论文《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大胆创新之作，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也“初步形成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学派的基本架构”（第4页）。荣渠曾把这篇文章寄给我，并告诉我，有人认为它是“非”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在复信中为他的创见和勇气表示了敬意与支持，对那些无知无稽之说表示了愤慨与蔑视。出乎那些人的意外，这篇论文获得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的优秀论文奖。荣渠在致其弟的信中感慨地说：“这说明时代潮流不可阻挡，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才能生存”（第706页）。
接着，他就全力以赴进行现代化世界进程、特别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写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论文。他于1993年推出了他的传世之作《现代化新论》。全书依次论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和现代化的中国进程（1949年以前）。这本书，诚如荣渠所说，是中国人探索现代世界发展进程形成的现代化观点，不是西方人的观点，是中国人自己努力探索的成果。正因如此，他就有条件正式提出“建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宏伟任务，而《新论》也就理所当然地是这个学派的开山巨著了。这本书实在是来之不易！荣渠在给我和肖静宁的信中说：《新论》“之完成是在风口浪尖之作，盛世之危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第746页）。
《现代化新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人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了。这部著作千真万确地是一个中国人的“一家之言”，它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荣渠清醒地意识到，他已做的工作只是为中国现代化研究开了个头，对许多问题，还要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在年近古稀、冠心病已多次敲响警钟的情况下，越来越不顾一切地超负荷运转，“在生命的末班车上努力工作”，抓紧研究，“忙的愉快”，但心中却为《新论》能否有续篇而忧心忡忡，他为“续篇”的早日完成呕心沥血。可是正当我翘首急盼续篇问世之际，荣渠却因操劳过度猝发大面积心肌梗塞谢世了。荣渠的过早离去，使我失去了有五十年深交的老同学和挚友，我内心的悲痛永难消逝。
令人欣喜的是，在荣渠逝世一年多以后，他的弟子林被甸、董正华等，就根据他为续篇而发表的文章和书案上、电脑中所存遗稿，编辑出版了《现代化新论续篇》。这部遗著着重探索了中国1949年以后的现代化道路问题。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续篇》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1949～1989）”一章也许就是《北大岁月》所刊荣渠致其弟书信中所说的：“敢冒任何风险”，以“一种献身精神”和“捍卫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决心“写好后一直未发表”、后来才在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的那篇“立论尖锐”的文章（第764页）。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将是持久的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国要开创自己的非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它的核心思想是采取低度消耗资源和能源、适度消费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应建立在人口、耕地、资源、生态、环境、智力开发、社会相对平等七项基本因素的综合配合之上”，“应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珍视知识、科学、教育”，“还必须建立改革时代的新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规范”；与此同时，“要坚决改变大折腾式的经济运行模式和不断反‘左’右倾的政治斗争方式”，“全力避免每次社会性倾斜都冲击科学与教育的局面”，并要“坚决抵制商品大潮下的拜金主义”（《续篇》第134…135页）。我认为他在十余年前总结的历史经验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荣渠这位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创建者留给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宝贵财富，他的名字、精神和事业都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中永存。
荣渠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读完《北大岁月》，我深深感到，他比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高出许多，他留下的文字真实而质朴，读起来发人深思，催人泪下，又促人奋进。
（《北大岁月》，罗荣渠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45．00元）
政治学研究的ＳＳＰ范式是学术创新吗？
栾 越
有人推荐我阅读杨光斌教授《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书（以下简称《制度》），据说它是国内某知名学府MPA课程指定的阅读专著。从这一点看，该书当是经典作品；从标题看，也让人兴味盎然。因此，我做了相当仔细的阅读。拜读一过，我对该书有一些不明白之处，现在把阅读札记排列出来，以就教于作者和方家。
一、范式还是概念组合？
在前言中，作者称自己于2003年“提出一套用于分析中国政治经济过程的‘制度范式’”。依作者的解释，就是制度结构（structure）决定或直接影响着制度安排（sys—tem），制度安排决定或直接影响着制度绩效（performance）。这构成了一个范式，也就是SSP范式（前言第2页，以下凡出自本书的引言只标页码）。它可以简化为“制度结构决定制度绩效”（第29页）。看到这里，我不禁为自己阅读方面的孤陋寡闻而羞惭，自己曾受过国内政治学专业的训练，却未曾听说这个学科中还存在这样一个范式，于是顿生敬意。但当我看到作者宣称该范式是一个中观的整合理论，“尤其适用于大历史的比较研究和国内政治经济变迁研究”（前言第3页）时，心中的敬意却不禁变成了疑惧。因为据我有限的历史阅读和对一些史家的请教，从未听说过有一套特别适合于解释大历史的理论。历史是如此纷繁复杂，古往今来，还从没见过哪一个理论家或史学大师有这样的胆魄，敢于宣称自己曾发明过一套能完成这个大任的理论架构。至少，最早阐释中观理论的知识社会学大师默顿本人并没有这样自信。现在，这样一个理论居然由一个中国学者给出，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