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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过铺陈、张扬此种极端化的情境，韩国民族主义的内在问题、尤其是它的“排他性”所包含的危险就被巧妙地遮蔽了。因此，这种重构历史的方式受到批评也是必然的。此外，这样的方式也可能引来意识形态的操作。鉴于很多历史叙述一直被置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中，这种重构形式也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一框架的挑战，并且，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产生新的历史叙述，电影里的历史叙述也就成了一种替代性的叙述方式或复线历史形式之一。然而，正如这部电影所显示的，创作主体将焦点放在一个意识形态目标上的时候，随时都可能显示出歪曲的操作和重构的逻辑。这种重构和操作不仅有着任意除去历史的危险性，也有可能遮掩和抹杀民族主义的界限，使得导演所设想的民族主义发展成危险的排他性民族主义。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电影中也已露出端倪。对此，韩国国内部分媒体已表示批判：“评论家和记者对《韩半岛》的评价似乎不那么积极……他们认为，电影《韩半岛》‘利用反日情绪，煽动民族主义’……若这种感情的表露超越个人，而扩大到集体、国家，那么其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极右派的煽动成为批判的依据，但这种煽动并不仅仅在电影里面，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蠢蠢欲动”（ChoYoungHae，载于韩国网络报纸“Ohmynews”2006年7月23日）。从电影的主角崔民在的台词中，我们可以看出导演所设想的民族主义的局限性：“你们这些臭女人，连送巧克力的日子都记得清清楚楚，却对我国的国母被别国的刺客刺杀的日子、国家灭亡的日子不闻不问！你们根本不值得尊重！给我滚，马上滚出去！”可见，导演所想象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具有排他性的、强硬的民族主义。按照他的逻辑，韩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完全均质的空间，其中并不存在阶级或性别问题等矛盾。若导演想象中的民族主义当真是这样的，那么，他的民族主义想要获得韩国社会内部的认同仍将遥遥无期。
三、基于谱系学观点的《韩半岛》批评和“亲日”
接下来从历史叙述的两个层次——重复性和持续性，来探讨一下“民族主义”和“亲日”问题。韩国民族主义者的谱系，已经分化为许多支流。在日战期间，民族主义作为对抗帝国主义的救国运动，因其斗争方式的不同而分裂为两个阵营——武装斗争与外交斗争。后来，不少人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在未被清算亲日经历的情况下悄悄地进入韩国主流社会。在未能彻底清算殖民历史的诸多原因当中，韩国战争（编者注：即朝鲜战争）可能是罪魁祸首。当初，在战争的阴影下，要清算亲日势力的种种努力都化为泡影，随之而来的冷战体制更使得亲日问题沉于水面之下。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韩国不断分化的民族主义运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大致分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和人民解放运动两股势力。结果，仅靠“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无法辨别各种民族主义者的立场，这甚至导致极右派民族主义与激进民族主义被划入同一个范畴中。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了以“民族主义等于反逆”为旗帜的新势力，这一派主张，任何基于民族主义的企图，都伴随着排他性和暴力性，因此应该放弃这种意识形态。这部电影中的矛盾也可以定位在这种民族主义分化、冲突的谱系上。这就是“历史的持续性”之所以非常重要的理由。
其实，导演不惜忽略时间与历史的积累而依然要强调的民族主义，似乎也悖论式地体现在电影中的总理的身上，对导演来说，这一角色或许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站在总统的对立面，体现了历史的重复性：一百年以前，参加卖国行动的大臣映射在总理的角色上。导演通过极端的方式表现总理的性格，以期告诉观众“亲日”与“民族主义”往往是名异而实同的。从某种角度来看是民族主义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属于亲日派的人在韩国社会的确是存在的。事实上，总理这一角色象征着韩国保守的权力阶层，这一群体一直存在于韩国近现代历史中。电影结尾部分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对话则显示出，这种矛盾与冲突到现在也仍然存在着。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矛盾并不是一个历史现象的偶然重演，而是持续性的历史矛盾与争论在韩国社会内部不断积累而形成的结果。我们只有放弃单纯的“历史重演”的解释，了解其中所包含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与语境，才能使导演意图中的“历史的重复”概念更有意义。
重新回到历史叙述的观点，从谱系学的观点分析电影，将使我们在解释历史问题的起源时能够使用更丰富的解释方式。在电影中，李尚铉问：“何必重新提起一百年以前的事呢？”这就是我们自己在现实中面对亲日问题时，能够轻而易举地使用的方式，而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歪曲历史的方式。过去一个世纪中，韩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提出过亲日派清算的问题，直到卢武铉政府时期才对此有所动作。这一点，反映出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我们自己对于历史的歪曲与剥离，也意味着我们对尚未远去的历史置之不理。若承认过去一百年来，民族主义与亲日派的问题一直存在着，它们之间的矛盾也在这段时间持续积累下来，那么，想要无意识地除去这段历史，就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因此，当我们试图了解亲日的脉络，并要求对他们进行清算时，我们的立场应该建立在以历史的连续性与持续性作为依据的谱系学的基点上，并从这一基点出发，对亲日进行分析、批判，乃至克服。否则，面对仍然摆在眼前的亲日问题，我们会说不出话来，更遑论清算。导演所设置的对历史的孤立重构或虚构，不仅为亲日派提供了免罪符，而且可能压抑质疑他们仍在行使的权力来源的声音。因为，以历史的重复为依据，就无法批判亲日派的起源。
归根究底，导演在影片中，在忽略后殖民与后冷战问题的情况下，将现在与一个世纪以前的历史情况相对照，或许是想通过发掘这两个时期的相似性，以完成自己创造的历史叙述。然而，在韩国近现代史叙述的战略上，使一百年的历史成为空白，这种方式本身蕴涵着严重的危险性，换言之，省略后殖民与后冷战的价值与经验是非常危险的。面对历史，与其采取“历史会重复”的模式，不如从关注持续性或时间积累的层面上来考察，如此，我们就能够如实地描述并解释韩半岛从殖民向后冷战发展的历史过程。此外，通过这种重视连续性的多重历史叙述方式，追求建立统一、完整的民族国家的愿望，也会获得积极的调整。
韩中日近现代共同教科书《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韩］梁美康
为寻求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最佳对策，2002年3月，在由韩中日共同举行的南京国际学术大会上，通过了编写引导开创三国和平未来的历史教材的决议。此后，由韩中日的历史学者、市民团体等组成了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数十次会议讨论，终于在2005年出版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本文作者梁美康（音）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的编纂者之一，在本文中，作者回顾了该书的编写过程，并对其宗旨和意义进行了总结性的阐释和反思。
编者
一、背景与目的
为了共同应对日本的历史歪曲，韩中日三国的研究人员和市民团体于2002年1月在韩国召开了准备会议。两个月以后在中国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名为“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的大会。南京大会是韩中日三国市民团体间的最早的连带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南京大会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克服了韩中日三国每年只能召开一次论坛年会的局限性。为了开展更紧密有效的连带活动，大会决定韩中日三国共同编纂以韩中日青少年为对象的近现代史历史教材。大会结束以后，又计划了其他的活动。例如针对如何强化今后的连带活动召开了恳谈会。恳谈会上韩中日三国的参加人员达成了共同编纂三国都能使用的历史教科书的协议。首先从韩中日三国都容易接近的近现代史开始，读者对象是中学生。
2002年3月在南京达成了编纂韩中日共同教科书的协议，4月编纂工作正式展开。2002年虽然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明成社）被指责有非常严重歪曲历史的地方，但是在韩日共同举办世界杯的气氛笼罩下没有受到重视。日本高中的历史教科书“最新日本史”其实是早在1982年就在韩国备受指责的“新编日本史”的后续版，在这本教科书里标明独岛是纷争地区。“亚洲历史连带”为了使被世界杯的氛围所掩盖的历史歪曲问题得到关注，决定去往日本开展韩日共同活动。同年8月在韩国召开了韩中日三国共同参加的第一届国际会议。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韩中日三国的委员们第一次碰头的时候谈到了很多问题。
2002年12月在日本召开了第二届国际会议，会议上针对上次三国的委员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中国没能参加，但是韩国和日本的委员针对时代划分等很多方面的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见解，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