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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虹在预备会开到一多半的时候推门而入。她矮胖，肤黑，五官粗疏，看人的神气带着嘲谑，或者干脆就是不屑。但是她的一头花白的头发烫得很有品位，蓬松在耳后，泛出几道浅浅的波浪。她的服饰同样讲究，是一套豆沙色的精纺毛料西服，搭配了一条色彩热烈的真丝围巾，两耳上甚至还配有一对硕大的珍珠色耳环。脚上是一双咖啡色低筒靴，靴面沾着一层浅浅的灰尘，可以想像她走路时匆匆忙忙的姿态。
“都做好了吃苦耐劳的准备吗？ ”她一屁股坐下来，目光锐利地扫视我们，开口就问了这一句话。然后，她简短地介绍了会议的前期筹备工作，会议的宗旨和意义，与会者的大致情况，大会沦文的提交情况。“中国人的历来习惯，事情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得最好。对我们这个国际会议同样如此。请大家同心协力，打一场漂亮的大仗。”这句话说完之后，她不等大家反应，抓起桌上的材料袋，起身便走。
这个率性的老太太，她的确是一阵风，刮过会场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会务上的工作非常繁琐，尤其在资讯并不发达的八十年代，光是联系来自国外的几十个与会学者，就已经让人焦头烂额。我们不断接到来自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学者的询问：“你们有电邮地址吗？ ”不，我们没有。我们知道国际上有了互联网，可我们没有连接上去，没法儿从电脑中实时收到对方的信息。我们没有移动电话，系里只有办公室的一台座机可以拨打国际长途，大部分的联络工作靠信件，国际航空信，一星期到十天可以送达，看你是否有运气赶上最近一趟航班。
与会代表们寄来了他们要在会上宣读的论文。英文的原件。每份都要大量复印，以便会上人手一册。字体和格式不符合规范的，要重新替他们打印。还得翻译成中文，再打印出若干份，因为会上有来自中方的学者，大量的旁听者，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听懂英文发言。我的工作是打字，把英文中文统统输入电脑，然后打印。不久之前我买过一本“五笔字形输入法”
的教材，自学过一阵，现在派上了用场。系里唯一的一台装上“五笔字形”软件的PC机，几乎成了我的专用工具，我从早到晚坐在机器前，十指翻飞，看着那些黑色的单字像小人儿列队军训一样，一个跟着一个翩翩而出，笑眯眯地立正和稍息，最后乖乖站进自己的位置。我很有成就感。系里还没有一个人的打字速度比我更快。
葛一虹也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她体恤我们的忙碌，坚持由自己打印复制。她打英文稿用的是老式打字机。老太太挺直腰板端坐在桌前，紧抿着嘴，全神贯注，下手很用力，字键被她按出咔嗒嗒咔嗒嗒的声响，子弹扫射一样。
随着手腕的用力，她的两侧肩膀耸上去，衣服上厚厚的垫肩像两块盾牌张开，头颅缩进脖严里，下巴上的垂肉一颤一颤，显得很辛苦也很吃力。我们经常从门缝里偷看她专心打字的模样。大家都说，老太太脾气不好，心肠挺好，从来都不肯因为自己的私事麻烦别人。我们还杞人忧天地议论，照老太太的性格，到她老成了木乃伊模样的时候，她怎么照顾自己呢？ 她尝试在那台PC机上打印她的中文讲稿。她用拼音法。但是她对拼音远不如对英文那么熟悉，常常是手举在空中好半天都不知道该按哪个字键。这样的速度比一一年级小学生写字还慢。她歪着头，无奈地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字，神情沮丧得可爱。
“葛教授，我来帮你吧。”我自告奋勇地站出来。
她抬头看看我，一开始并不特别相信，觉得我的水平不可能比她高出很多。但是她还是起身，把屏幕前的位置让给了我，好像是不忍心伤害我的热情。我调出“五笔字形”的软件，立刻开始了令她眼花的打字表演。我的两只手动得飞快，键盘发出令人愉悦的啪啪声，字体几乎是一片片地涌出来，然后又一行行地后退，流畅而且优美。我承认熟练劳动能给人带来愉快，那是动作的协调性、节奏感以及连贯的旋律所具有的美妙，如原始舞蹈一般精彩。
葛一虹吃惊地问我：“你一分钟能打出多少字？ ”
“没算过。一百个字吧？ ”
“天哪。”她说。她觉得这个速度有点吓人。
然后她一直俯身看我打字。她微微地张着嘴，表情陶醉，如同一个孩子面对着令她惊喜的玩具。她身上有烟味，咖啡味，还有淡淡的男性香水味。种种复杂的气味钻入我的鼻腔，使我倍加兴奋。我们两个人同时沉浸在速度的魔力中，流连忘返。
国际会议开幕的酒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葛一虹照例要致一个欢迎词。秘书组把撰写欢迎词的任务落实给了我。初稿出来后，葛一虹大加称赞，当众表扬了我，认为写得有文采，化学系还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好的文章。其实她不知道，稿子是经过陈清风帮我润色的。我认识陈清风这么多年，这是唯一求他帮的忙。我像是在讨葛一虹的好，一心要让她赏识我。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仅仅是虚荣心？ 我自已也弄不明白。很多时候，当我们格外卖力地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行动并不受思维支配，仅仅是想要去做，非做不可。
葛一虹要求我自己把这篇欢迎词译成英：艾。但是她对我的译文很不满意。她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当面给我修改。有很多语法上的错误。还有一些习惯用词的错误。形容词用得也不准确，还有更好一点的选择。当一个别扭的句式出现时，她大声地读出来，夸张了那种别扭，让我面红耳赤。她嘲笑我不会使用被动语态。“‘The party has been planned since the newyear．”（ 这个聚会自新年起就已筹划了。） 可是我仅仅用了“plan”，而没有用“has beenplanned ”，诸如此类。“谁教了你们大学英文课？ ”她有点恼怒地问我。“四年大学加三年研究生，英文都学了些什么？ ”
我喜欢看她紧皱眉头的不满姿态。被她面批过一次英文翻译，我忽然感觉自己在语法问题上大有长进，许多从前模糊的知识点变得清晰。我忍不住地有了冲动，眼睛里看到的每一个句子都想用英文翻译一把。
教研室主任有一次在楼道里碰到我，他难得微笑着说：“艾晚，葛教授大概很赏识你。如果她留下你做办公室秘书，你觉得怎么样？ ”
我几乎吓出一身冷汗。喜欢老太太是一回事，做她的秘书又是另一回事。做秘书，意味着我从此要跟文字和会议打交道，我的七年专业课自学了，我指望着熬成副教授、教授的梦想也破灭了。不，我没有这个准备，这不是我想做的事。
幸亏教研室主任的一句提醒，使我没有在老太太跟前陷得更深。我适可而止，没有进一步卖力表现。否则的话，五年之后，我不可能得到去美国布法罗大学进修专业课的机会。
初夏。有一天我偶尔经过从前住过的大学宿舍，发现泡桐树又开花了，紫色的花朵层层簇簇，堆云叠雪，颜色看起来比从前更浓更艳。
树龄跟花的颜色有关系吗？ 应该不会。可能是我有好几年没有注意到泡桐树的缘故吧。
女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夏装。跟我的大学时代相比，服装的变化似乎比时局和政治的变化来得更快。典雅的公主裙，夸张的泡泡裙，狂野的牛仔裙，妖娆的鱼尾裙，还有大摆裙，铅笔裙，一步裙，超短裙，蝙蝠裙……五花八门的裙装把这个面孔单调的工科院校打扮起来，校园里百花盛开蝴蝶翩跹，空气是热烘烘甜丝丝的，走路走得稍快一点，心里会荡漾，脸上泛出红潮，肌肉发酸，眼神恍惚，脚步不知不觉飘起来，喝多了米酒一样。阳光晒在皮肤上，不像盛夏有刺人的灼疼，但是时间久了也会发红，手摸上去微微地发烫，感觉像发着低烧，人不难受，反而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愉悦。
晚上八点多钟，我做完手头的一个催化剂的实验，从教学楼出来，拐到小卖部买了几个面包，拎着回家。在实验室闷了一天，身上满是化学药剂的酸味，衣服粘在身上．像是在热烘烘的空气里发酵了，被那些化合、聚变、分裂之后变得面目全非的分子们浸泡得膨胀了，紧紧挤压着皮肤，使汗水无法排泄。我迫切希望回家冲个澡，换上千爽的睡裙，就着一袋榨菜片，一边啃面包，一边看看电视节目。或者读几页小说也不错，我刚从图书馆借来一套《川端康成文集》，那些优美讲究的文字需要靠在床头慢慢地读，就像含食话梅一样，先用唾液浸湿，把果肉泡开，再吮出咸咸甜甜的滋味，咽下去，获得满足。
单元门洞里黑漆漆的，大概楼道灯又坏了。
在我们这儿，公共设施总是比私人物品容易损坏。楼道里的空气有点闷，有一股石灰和水泥受潮发霉的甜腥气。家家户户房门紧闭，隐约能听见电视剧里人物对白的声音，很激烈，还夹着不顾一切的哭闹。电视剧总喜欢夸张人物情绪，把喜怒哀乐的动静弄得很大，仿佛非如此不足以成“戏”。有趣的是那一天全楼道的人家不约而同收看了同一部电视剧，所以我几乎是一路追着哭声闹声上楼。
我家门口的楼梯扶手边倚着一个黑影，听见脚步声，黑影转身。“艾晚！ ”
我拍着胸口喘息：“艾早，你吓死我了。于吗不去学校找我？ ”
“刚刚对门老师上楼，说看到你在小卖部，我想你快回来了，找岔了反而不好。”
我打开门，艾早把门口的行李提进屋。是一个纸箱子。打开看，里面装着日本产的“夏普”微波炉。
“哪儿来的？ ”
“张根本让我带给你的。一个日本华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