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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树的不解之缘自进疆之时就结下了。
一九五一年，我唱着那支有名的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踏上了西进之路。我现在每唱起那首歌，还会老泪纵横——“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让您吻别您的儿子吧……”即使老泪纵横，我也爱唱这首歌，我在歌声中追忆流逝的岁月，也在歌声中怀念自己的亲人。因为到了新疆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母亲。
我入伍时，还不到十五岁。个子最矮，体重最轻，身高刚过一米五，连最小尺码的军装穿上也不合身。上衣过了膝盖，裤腿挽了好几圈仍显得很长，最小号的鞋也不合脚。我的母亲赶来送我时，我已进了站台。我站在队列的最后，像是现在卡通画中一个拙笨、滑稽的角色。
整个站台全是清一色的女兵，穿上统一的、土黄色的军装，使站在栅栏外的亲人们再也难以辨认，都着急的呼唤着女儿的名字，没有目的地挥着手。
在母亲印象中，我已经是大姑娘了，所以她开始时总在队列前面找。最后，当她看见我走在最后，还是个孩子时，她在栅栏边昏倒了。
我看见了母亲。但我只是看了一眼，我的内心在被招入伍之时，就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激情充溢着，它使内心奇怪地变得坚硬，连一点离愁别绪也容不下了。我的心早巳飞向了不可知的、梦想的远方。
大家坐在闷罐列车里，任凭它不知昼夜地奔驰着。自登上火车起，政治教育也就开始了。它几乎贯穿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个环节，车厢里也就充满了它特殊的气息。
那首苏联歌曲因为刚离开时，唱它有很多人在哭，所以到西安前不让唱了，重新教了一首队列歌曲《走向边疆》：
走走走走，
走向新疆，走向新疆，
把热情化为能力，
把行动化为力量。
走走走走，
走向新疆，
为美好的明天而坚决斗争！
走走走走，
手拉着手，心贴着心，
把沙漠变成农场，
在草原筑起工厂。
走走走走，
走向新疆，
为祖国的远景而坚决斗争！
越往西行，大地越苍凉。不见莺飞草长，只有黄沙戈壁。没有一点青绿，只有暗褐的单调的色彩。没有河流，见不到湖泊，成百上千里没有人烟村镇，大家坐在车厢上，顶着烈日，迎着沙尘和热风，忍着缺水的干渴，一直过了猩猩峡。最后，终于看见了哈密的绿洲。在那辽阔无际的戈壁滩上，它像一块小小的翡翠，镶嵌在一片铁灰色中。随着汽车的行进，那翡翠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女兵们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这在南方司空见惯的颜色，现在已变得十分珍贵。大家嘻嘻哈哈，你推我搡，以此表达见到绿洲的惊喜。而我当时却在想，要是能在那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漠中栽上树就好了。
在哈密停车以后，大家采来柳叶和葡萄叶，如获至宝地贴在脸上，放在唇边，瞅着吻着。有的还采来柳枝，在搪瓷缸子里用清水养着。
我所坐的车上，有两个人才，一个是秦安琪，一个是周叶萍。秦安琪是大家闺秀，父亲是大资本家，她大学毕业后，在湖南省一家大报当记者。她在大学时就对丝绸之路、对西域感兴趣，人们叫她“丝路迷”。她当兵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新疆，考察丝路。她入伍前夕，父亲已决定送她去美国留学，她却偷偷地到招聘团报了名。她父亲知道后，十分生气，对她说，你读过大学，一定知道新疆是个什么地方，那里那么遥远，那么寒冷，那么荒凉，那么劳苦，你去了怎么受得了？我们成分又不好，部队会有好果子给你吃吗？但她还是执意要当兵。而她父亲当时已决意全家到香港或美国去，以躲避新政权对“剥削阶级”的清算，所以就把她软禁在别墅里。有一位丫环对秦安琪很好，到蔡锷中路营盘街打听到我们这一批女兵将在二月八日乘火车赴疆后，她就在七日半夜撬开窗户，翻过围墙，跑到了招聘团。由于她的出走，她父母只能留下来，财产没收了，父亲后来也遭到了迫害。
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出身贫贱，但秦安琪对我很好，她自己被簸得呕吐不止，还常常照顾我。她身高近一米七，白皮肤，大眼睛，甩着两条又黑又长的漂亮辫子。身材也很美，像现在电视中的模特儿。她喜欢扎着军用腰带，胸前总挂着我们原先见也没有见过的美能达照相机。她总是在拍照，总是在“沙沙”地记着什么。到乌鲁木齐后，我们就分开了。开始还听说过她，后来就没有音讯了。
周叶萍是个男的，也喜欢写写画画，泰安琪把他叫“凤毛麟角”，因为我们那一批兵分文艺、工程、俄文、学生、工习五个组，只有前两个组要男的，文艺组男的主要是“笔杆子”，要解放后发过作品的才行；工程组则要凭设计的图纸才能报名，严格得很，因此第一次进疆的几十辆汽车，只有几个男的，好几辆车才能分到一个，所以就给他取了那样一个名字。他到部队后，先在二军办的《人民军报》当记者，成了军官，一九五八年主动申请转业，进厂塔里木。十二年后，去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一个叫老鸦窝的地方。两年前去世了，留下了不少通讯报道。
我在路上亏了他们像哥哥姐姐一样照顾我，不然，在那路上我就可能被颠死了。
因为我不但个头小，体质也弱，最经不起颠簸折腾。路上又吃不下饭，水土不服，吃什么吐什么。最后脸瘦得没有巴掌宽，脸黄得跟火纸一个颜色。我自己觉得身子没一点力气，像飘浮在半天云里的，最后连车都下不去，解手一蹲下去，就起不来。秦安琪在车上一直抱着我，下午后就背着我，解手时就扶着我，还千方百计去找我能吃下的饭食，我吃不下去，她就劝我，喂我。
周叶萍在哈密给我讲了左公柳的故事。并给我们朗诵了那首著名的诗：
上相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兴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当时我才知道，早在七十年前，湖南人就与这块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是踏着光荣的足迹，再次来到天山脚下。我那时觉得左宗棠很伟大，能把杨树栽到这里来。后来，我渐渐地知道，他平定了阿古柏叛乱，面对俄国的入侵，他又抬棺西征，收复了被俄国占领的伊犁。解放战争后期，彭德怀率军西征，王震挥戈入疆，陶峙岳通电起义。他们都是湖南人。当年是湖湘子弟满天山，现在是湖湘儿女遍新疆了。左宗棠在清朝是个了不起的大官，为什么要在新疆种下柳树？我这样想着，当时就立下志向，要在这里栽树。
因为秦安琪和周叶萍的照顾，我挺到了哈密。但到了那里，我已十分虚弱。招兵干部决定把我留在哈密休养。我坚决不干。我哭闹着要和大部队同行。
他们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我当时折了十根柳树枝，还采了一株桃树苗。我要把它们栽到我到达的地方。我当时也在心里暗暗地说，只要柳树枝不枯，桃树苗不死，我就一定能到达要去的地方。
我精心地照顾它们。我把自己喝的水拿来滋润柳枝，把桃树苗栽在自己的搪瓷缸子里，一路上都用手捧着。我就那么想着，到了新疆，前面的路就不远了，我一定要让它们活着，它们活着，我也就会活着。但过了了墩，又是无边的荒漠，三天的行程中，每人只有一壶水。为了柳枝和树苗，我每次都只敢润润嘴唇。到了第二天，桃树苗还是焉了；第三天，它死了。我捧着树苗，怎么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最后，终于哭出了声。大家明白我哭的是什么，他们也都抹起了眼泪。那些柳枝到了吐鲁番后，也不行了。我赶紧把它们插在了一条水渠边。我一直牵挂着它们的死活，直到十多年后，我有机会路过吐鲁番，专门去看望了它们，竟然有四株树活着———枝繁叶茂地活着。
那株桃树苗虽然枯了，焦了，我也一直捧着，把它捧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它保佑我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
周叶萍是个有心人，他到了喀什后，写信让家人寄来了树种子，然后费尽周折地转交到了我的手上。收到树种时，我心里特别激动，好像又闻到了故乡的树的气味——虽然有些树在这里没有种成功，却坚定了我要在戈壁荒漠植树造林的决心。
师里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我捧着树苗到南疆的事，决定把我培养成园艺队员，就让我跟一位农学家学育苗。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与树相依相伴。
当年，为了配合军垦农场的建设，苏联专家帮助设计了许多果园。那些专家对我说，要把这里的果园，建设得像伏尔加河两岸的果园一样美！现在，我觉得专家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但是还不够。塔克拉玛干还有三个浙江省那么大的沙漠面积只有死亡，没有生机。我已经为它做不了多少事啦，但我梦想它能变成一个大果园。听原来的兵团领导人张仲翰说，兵团栽活的白杨树如果按一米一棵的距离算，排列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但我觉得还有很多戈壁沙漠是荒芜的，我希望它们都能变成大森林。
她说到这里，抬起满是皱纹的脸，用满是泥土的手捋了一下花白的头发，用充满向往光芒的眼睛望着南边的大漠，像在述说着她内心的秘密，像在吟唱一首最美的诗篇。
她完全掉进理想的幸福里去了。
张瑾子：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
多尔布尔津即是现在的北屯。在一九五八年之前，这个地名在中国地图上还没有诞生。但有关的传说却流传久远，据说成吉思汗六次挥师西征时都曾在此驻足。得仁山就是他当年调兵布阵的点将台，长春真人七十高龄奉诏西巡，途经阿尔泰时，也留有称颂“一代天骄”的遗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