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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湘女上天山
卢一萍
陶先运：我是陶峙岳和陶晋初的侄孙女
十五岁的我是偷偷去当兵的。当时由于眼睛近视，营养不良，体重太轻，身高不够，在体检时被刷下来了。
我十分委屈地站在那里，一直不走。
小鬼，快回去吧，明年再来。一位军官对我说。
我哭着说，不，我不回去。
体检都结束了，我还站在那里。
熊晃将军扶着栏杆，站在楼下，他注意到了我。
招兵的军官对熊晃说，政委，这小鬼已站在这里半天了，怎么也不走。她年龄、体重、身高都不够。
我接过那军官的话，说，不让我当兵我就不走，我在茶叶厂当工人已经一年多了，我已是大人了。
熊晃把我打量了一番，就对那军官说，那就收下吧，让她到文工队去。
我一听，高兴极了，连着说了好几个谢谢。
我的父亲是个汽车司机，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他是不愿让我去那么远的地方的。但一见我穿着那套过膝的棉军装站在他面前，他一切都明白了。他吸了口旱烟，对我说，听说新疆冷得很，雪四五尺厚，你去非冻死不可。
爹，现在我也上不起学了，人家去了都不怕，我也不怕。我倔犟地说。
那你就去吧。顿了顿，他又说，满（小）运呀，你知道你的明六叔公和正四叔公啵？
我听说过的。
你明六叔公陶峙岳在新疆当总帅，你正四叔公陶晋初可能是副总帅，你去找找他们，他们会关照你的。
总帅，那是多大的官呀？
统领新疆兵马，在过去啊，也是封疆大吏，一方诸侯啊，他俩都是中将，听说率部起义了，也是解放军了。我们陶家在晋朝时出过“八州都督”陶侃，还有就是陶潜陶渊明。从那以后，可能就是你两位叔公出息最大，可算是光宗耀祖了。
好的，我去了新疆，一定去找他们。
本想借二元钱给你，可胡经理不给借，爸明天又没时间送你。
部队上用不着钱，管吃管住管穿，也不用你送，你忙你自己的事去吧。
四月十六日下午黄昏，火车鸣了一声长笛，“哐当哐当”地驶出了长沙车站。
看着长沙城渐渐远去的、依稀的灯火，我突然想起我这一走，啥时才能回来呀。想到这里，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嘤嘤”哭了。我这一哭，整个车厢里都响起了抽泣声。大家全都哭了。大家越哭越伤心，越伤心越哭。直哭得带队的大队长、分队长都抹起眼泪来。
七月一日，我来到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部驻地景化（现呼图壁）县城。在这里，我和女兵们接受了一个月的政治教育，大家住着清一色的地窝子，睡着清一色的地铺，地铺上的苇子草散发着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陈腐气息。政治教育的结果是使大家都抱定了“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的决心，熄灭了我们回到故乡的梦想。
二十二兵团司令部从迪化迁至景化后，异常简陋，跟现在贫困地区的乡政府差不多。女兵队紧邻司令部办公室，我常常看到一辆美式吉普车出入于司令部，车上的首长军容严整，颇有儒雅之气。我也听到了人家叫他陶司令员，我就想此人可能就是明六叔公陶峙岳。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军人，被称为陶参谋长，我想这大概就是正四叔公陶晋初。
我明六叔公自十五岁进入湖南陆军学校后，一直没有脱离过军界，算是真正的职业军人，他从黎元洪都督府当一名卫兵开始，直到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西警备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而他的堂弟，也就是正四叔公也是从上士文书干起，在抗战期间，参加过上海保卫战，人缅对日作战，写下过“胡尘遍地疮痍甚，莫向潇湘望故乡”的豪迈诗句。正当他要杀敌报国之时，他被召回重庆，成为中将高参，只领薪俸，无所事事。他报国无门，悲愤之下，两次上书毛泽东主席，欲赴延安。后因国民党封锁，未能成行，他就干脆蛰居乡里。直到一九四八年陶峙岳邀请他赴新疆出任参谋长。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加之一家出了两位“国军”中将，后又通电起义，他们自然成为宁乡县人人挂在嘴边的话题，早已被故乡的人们视为传奇人物。
他们的事迹我也略知一二，但两位将军戎马倥偬，我很少见过。向人打听后，确知他们正是父亲要我找的人。但我并没有那样做。我也没有向任何人公开过自己的身份。我想，我既然是一名战士，就应该和其他人一样，靠自己去奋斗。
政治教育结束后，我被分到了小拐。我和另外六名女兵坐着敞篷车，沿着芦苇丛生的沼泽地走了一天，直到天黑透了，才见到一星飘浮不定的灯光。那就是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师部所在地——全兵团最为艰苦、最为荒凉的垦荒前线。人们为此编了个顺口溜——
小拐好，小拐好，
人无粮，马无草，
脚底下擦油赶快跑。
几棵树在夜风中发出孤独的“沙沙”声，几间土坯房就是机关办公的地方。其他人已在地窝子和苇棚子里入睡，只听得见此起彼伏的鼾声，却看不见人，使偌大一个师部机关看上去好像就那迎接我们的十来个人，显得异常清冷。
政治部主任史骥等候着迎接我们。这一路尽是无边荒原，大家的心早就凉了，加之劳累。我们下车后，都不吭声。递了水来，只管喝；递给饭食，只管往嘴里扒。我开始以为这只是路途上的宿营点，就问司机明天多久出发。司机不解地问，往哪里出发？
到二十五师呀。
这就是二十五师。
我听后，看看四周，只见夜色萧瑟，一片死寂。不相信地问，这是二十五师？你哄我。
小鬼，你心目中的二十五师该是什么样子呢？史骥接过了话茬。
至少得有人，有多一点的房子，有狗叫，有田地。我认真地说。
以后会有的。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是湖南哪个地方的人呀？
姓陶，叫陶先运，湖南宁乡人。
我们司令员也姓陶，也是宁乡人，你们该不是一家吧？史骥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我笑了笑，没有吭声。
你想干什么工作？到文工团去团去怎么样？
我不想去文工团。
那你去学护士吧。
好的。
我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当天晚上，我们露宿在荒原上。第二天，我到了师护士训练班，任七班副班长。
学校是一片荒滩，草都没长几棵。长草的地方能长粮食，要留着开垦良田，所以舍不得拿来建房。
我把背包一放，就去打土坯，割苇子，用了十多天时间，修了两排简易的土坯房，学校就建起来了。没过多久，师成立训练大队，分财经训练班、医护人员训练班、政治教育训练班、预提干部训练班，共一千多人，又得修校舍，修礼堂。大家又开始背土坯。那土坯七八公斤一块，我先是背三块，然后四块、五块，最后背到了七八块。我的衣服磨烂了，背磨烂了，但我还是咬牙坚持着。就连路过那里的老乡见了，也不停地说，啊，尕尕的，亚克亚。我也不懂维语，就问是什么意思，别人就说，老乡是在夸奖你，说你人这么小，背这么多块土坯，了不起。
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就这样学习了三个月，我就到师医院当了一名护士。我我没有想到自己首先护理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有喝药被人发现的、有割腕的、有跳河淹得半死的，有在批斗审讯中被打破了头的、折了腿的、伤了神的，还有精神失常的……那情景令我十分害怕。有个人我还在护理着，就死去了。他是“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后被甄别出来了，但人已折腾得不行。我记得他整天就说那么一句话——啊，同志，我冤，我冤啊！我原是很怕死人的，那是我第一次离一个死人那么近，又是在晚上。耳边是其他病人的呻吟叫喊，远处是狼的嗥叫，狐的悲鸣，没有电灯，洋油灯的火如萤似豆，但我没有感到害怕。那死人怎么也不瞑目，我就一次次去抹他的眼睑。我给自己壮胆说，死人是什么？就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