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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讯继续下去之前，能让我说几句话吗？”蔡斯先生问。
主审官咕哝着说些“嫌疑犯说的话可能被用来当作对他不利的证据”之类的话。
“我明白，”被告点点头，“我要说的是：警方弄错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我承认那张纸是德福里斯特先生写的，我十一点半时是在他的房间里，而且我手上和袖口上的确有血迹。”
主审官睁大眼睛瞪着他。
“我和德福里斯特先生相识已有很多年了，”嫌疑犯平静地说，“昨晚我们在剧院碰面，一起走路回家。
我们约在十一点半时回到亚冯公寓，我在他的房间里停留了十到十五分钟后就离开了。
我在十二点五分回到自己住处，立刻上床睡觉。
一点钟时我起床了，原因稍后你们会明白。
我起床后，穿上衣服走到街上，当时是一点十分左右。
我在凌晨三点零几分时回到自己住处。”
马洛里探员面带讥讽地微笑着。
“今天早上我被逮捕后，我通知了三个人，”嫌疑犯从容地继续说，“其中两位正好是公务人员。
有一位是市政府的工程师，请到庭上来好吗？”法庭内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主审官严肃地挠挠耳朵。
市政府工程师马尔科姆先生好奇地站上证人席。
“马尔科姆先生，”嫌疑犯说，“这里有一张你的办公室绘制并发行的地图。
我想请你告诉我，从图上的这一点，”他用手指指着亚冯公寓在地图上的位置，“到这一点，”他指着地图上的另一点，“两者之间的大概距离。”
市府工程师仔细地研究了地图。
“至少有两英里半。”
他说。
“你愿意宣誓做这个声明吗？”“愿意，我亲自测量过。”
“谢谢你，”嫌疑犯礼貌地说，接下来他转头面对法庭的听众，“编号一一二二的警员在庭上吗？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法庭上又是一阵骚动，吉利斯警员走上前来。
“你记得我吗？”嫌疑犯问。
“记得。”
对方回答。
“昨晚你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就在这个街角。”
吉利斯警员用手指指着地图上嫌疑犯指过的第二个点。
主审官倾身向前盯着地图，马洛里探员用力拉扯自己的胡子，嫌疑犯神情紧张。
“你知道当时的时间吗？”他问。
吉利斯警员想了想。
“不知道，”最后他说，“就在我见到你之后不久，我听到什么地方有钟响，可是没留意时间。”
嫌疑犯的脸色唰地变为惨白，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你没有计算钟声响了几下吗？”他问。
“没有，我根本没留意。”
蔡斯脸上的血色慢慢有所恢复，他沉吟了一下，又问：“你听到钟声响了两下，是吗？”这几乎不是个疑问句，更像是陈述事实。
“我不知道，”吉利斯警员说，“有可能，可能是两下。”
“我对你说了什么？”“你问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牙医，我指引你到对街希格温斯医生的诊所去。”
“你看到我走入希格温斯医生的诊所了吗？”“没错。”
嫌疑犯转头望着主审官，主审官庄重地坐直身子。
“请希格温斯医生上庭。”
嫌疑犯说。
牙医走上前来，和嫌疑犯相互点头致意。
“你记得我吗，希格温斯医生？”
“记得。”
“请你告诉庭上你住在什么地方？请在地图上指出来。”
希格温斯医生用手指指着地图上的一点，正是吉利斯警员和嫌疑犯都曾指过的地点，距离亚冯的公寓约有两英里半。
“我住在从街角算起的第三栋房子。”
牙医解释。
“你昨晚帮我拔了一颗牙，对吗？”嫌疑犯问。
“没错。”
“是这个部位吗？”嫌疑犯张开嘴。
牙医探头望入。
“没错。”
他回答说。
“希格温斯医生，你也许会记得，”嫌疑犯平静地说，“就在我进入你的诊所时，你看了一眼你房间内的座钟。
你记得当时是什么时候吗？”“差几分钟凌晨两点，我想是七或八分钟。”
马洛里探员和主审官交换了一个困惑的眼神。
“你当时也看了一下你自己戴的手表。
是不是与座钟上的时间一样？”“是的，相差不到一分钟。”
“我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的诊所的？”嫌疑犯问。
“我正好记得，是两点十七分。”
对方回答。
嫌疑犯兴奋地扫视了整个法庭两遍，又瞪着马洛里探员好一阵，然后再回头看牙医。
“你在拔牙时，当然会出一些血。
我的手指和袖口有可能会沾上血迹吗？”“当然有可能。”
嫌疑犯转头面对主审官，看着主审官既惊讶又困惑的神情。
“还需要继续审讯下去吗？”他彬彬有礼地问，“警方已经确定凶杀案发生的时间是大约凌晨两点钟；我有三个证人，其中两个是公务人员，一位是声誉卓著的专业人士，都证实我在那段时间是在两英里外，即便是搭乘汽车也无法在两地之间来回。
”好长一段时间，法庭上无人出声，主审官仔细思考了整个案件。
最后，他开口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时钟的准确性，亚冯公寓的时钟和电报局的时钟一致，由于电报局的时钟一向是准确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亚冯公寓的时钟也是准确的；希格温斯医生诊所中的座钟也应该是准确的，因为与医生手表的时间一致。
本庭对三位证人的诚实毫无怀疑之处，现在我们唯一该做的事就是调查希格温斯医生诊所中的座钟是否准确。
如果调查结果正确无误的话，我们就该接受嫌疑犯的不在场证明。”
嫌疑犯转头问亚冯公寓的电梯管理员。
“你们公寓用的是哪一种钟？”
“电子钟，以华盛顿天文台为标准调校时间。”
对方回答。
“马洛里先生，电报局的时钟呢？”
“电子钟，以华盛顿天文台为标准调校时间。”
“希格温斯医生，你的座钟呢？”
“电子钟，以华盛顿天文台为标准调校时间。”
嫌疑犯回到牢房。
专家检查过三座电子钟，证实都准确无误。
当晚七点，弗兰克林·蔡斯先生交了保释金，被释放了。
马洛里探员回到警局办公室，抱头苦思究竟哪里出了差错。
2
记者哈钦森·哈奇从德福里斯特先生的尸体被发现起，就开始密切关注这件错综复杂的案子。
他听完全部的初步审讯，一直到专家调查证实电子钟准确无误，弗兰克林·蔡斯先生被释放为止。
他脑中的困惑和马洛里探员一样，毫无头绪。
这时，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去拜访思考机器凡杜森教授。
凡杜森教授和往常一样，坐在大椅子上，水蓝色的眼睛朝上斜视，听记者对他讲述所有与这个案子有关的信息。
他听着听着，眉头皱了起来，额上的皱纹交织成网状。
听完，思考机器双手十指指尖相触，沉思着。
“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不同凡响的案子，”末了他说，“正反双方的证据都是完美的——对蔡斯先生不利的证据非常充分，与此同时，他的不在场证明也无懈可击。
可是在逻辑思考之下，我们知道，如果是蔡斯先生杀了德福里斯特先生，那么无论专家怎么说，问题一定出在那些时钟上。
“就像二加二结果一定等于四一样，凌晨两点钟时，我们知道蔡斯先生不会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两种可能性。
其一是那些时钟一定有什么问题，而且蔡斯先生与此有关；另一个是蔡斯先生与德福里斯特先生之死无关，至少他没有亲手杀死对方。”
最后这句话使哈奇先生吃了一惊，他甚至从未想过有这种可能性。
“想想看，”科学家继续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蔡斯先生话中的任何一个漏洞，我们就能击破他的辩词，重新开始审判。
反过来说，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而我们的调查也证实了他的话，那么他应该是无罪的了。
现在，请告诉我你查到些什么？”“我和希格温斯医生谈过，”哈奇说，“他不认识蔡斯先生，在他为蔡斯先生拔牙之前从未见过他，当时他也不知道蔡斯先生的名字。
他还告诉了我一些没有在法庭上透露的事。
比如，他在几天前才将手表和座钟对过，他在案发后的第二天准时参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聚会，所以他知道他手表上的时间是正确的。
这样一来，座钟的时间也该是正确的。
我看过，两者相差只有几秒而已。
“我也和与本案有关的人都分别谈过。
我问了他们各式各样的问题，结论是我不得不接受蔡斯先生的不在场证明。
当然，我不是不愿意接受，可是德福里斯特先生死时写下的那些字句也是不容忽视的。”
“你和在凌晨两点钟时进入蔡斯先生卧室的几个年轻人谈过吗？”思考机器不经意地问。
“谈过。”
“你问过他们进入卧室时床的情形吗？”“问过了，”记者回答，“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们说床单翻乱了，好像有人在上面睡过。”
思考机器微微皱起眉头。
“哈奇先生，”思考机器仍然不经意地问，“假设你的牙疼得非常厉害，你忙着找个牙医帮你治疗，你去问一个警察哪里可以找到牙医，你会静下心来记住警察的胸牌号码吗？”哈奇望着科学家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