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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机关炮”响了，剧烈地震撼着上海。
“机关炮”是在上海市委机关里射出来的。一份以《机关炮》命名的小报创刊了，上面印着一个新冒出来的造反组织的名字：“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传组编印。
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自“文革”以来，曹荻秋的种种“检查”，是徐景贤代为提刀。张春桥、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们，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这种暗中的联系，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贤之间不断用长途电话进行。
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相——
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诌诌的新口号：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
“赤卫队”也被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工总司”在街上刷出一条又一条矛头直向“赤卫队”的大字标语：
“赤卫队是保皇队！”
“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
“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
“取缔赤卫队！”
“解散赤卫队！”
“赤卫队”这时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表白自己并不“保皇”。
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签了字。
就在这天下午，张春桥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指点”：
“现在，我看你们要集中目际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不攻市委，中间派就跑了。
“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实力的。
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
“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个人可以‘火烧’。但是，炮打中央文革，意味着把矛盾指向哪里，那是很清楚的。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夏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定局。你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
张春桥这番当众讲的话，已经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来，只是没有公开点“赤卫队”的名。
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
“军师”的话，使王洪文幡然猛醒。于是，“工总司”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广场敲响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会”的锣鼓。曹荻秋被“揪”来了。“工总司”逼着曹荻秋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
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
急令耿金章回沪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招待所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你哪里？”
“有要事找他，快！”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刚刚吃过为庆贺毛泽东生日的寿面，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什么事？”
对方不予答复。
耿金章正在给聂元梓打电话要车，上海又打来长途电话，响起王洪文的声音：
“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马上回上海！”
“什么事？”
“来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样卖关子。
作为“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头头，在周宝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后，耿金章拥有强大的实力。“二兵团”的人马，几乎占了“工总司”的一半。当时的王洪文，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外面，“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匹敌；在内部，耿金章与他脚碰脚。
耿金章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
一是那个“北上返沪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虽然曾被王洪文一闷棍打了下去，后来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上海“工总司”的假联络站，居然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名义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
耿金章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
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驱车前往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不料，上海又发生火烧眉毛的急事。张春桥要“耿司令”速速返沪。
二十七日清早，耿金章便跳上聂元梓派来的小轿车，直奔飞机场。
中午，耿金章的双脚，刚刚踏上上海机场停机坪，王洪文派来的车已在那里等他。
轿车驶往衡山宾馆。一个多月前，当安亭事件爆发时，这个宾馆成为曹荻秋的临时办公处。眼下，王洪文和徐景贤肩并肩坐镇那里，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老耿，有要事商量！”王洪文、徐景贤一见到“耿司令”，赶紧离席相迎。
如此急急匆匆为哪般？
异常的动向，来自“赤卫队”总部。那天召开的“赤卫队”总部紧急会议之后，“赤卫队”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特急电报，要求中央马上派专人来沪，解决上海问题。
“赤卫队”还制订了新的行动计划。这计划很快被“工总司”获悉，急报王洪文，而王洪文迅即报告张春桥。于是，张春桥密令耿金章火速返沪，而王洪文则与徐景贤已开始联合行动。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上海的康平路情况异常。
在上海四千多条大小马路之中，康平路本是一条“知名度”不高的马路，远不如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名噪上海滩。康平路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邻近交通大学。康平路不氏，充其量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这条马路上几乎没有一问商店，也不通公共汽车，平时很安静，行人稀少。马路两侧，大部是花园洋房，如此而已。
可是，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何庆施、张春桥的家，那时都住在那里。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据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那时候的曹荻秋，简直成了一颗算盘珠，被“工总司”和“赤卫队”随意拨来找去，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尽管“赤卫队”的心中是要保曹荻秋的，可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也得在嘴上高喊“打倒曹老头”，以防被“工总司”说成“保皇派”。
二十八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这条小马路陡然涌入这么多的人，连自行车都难以从路上通过。然而，入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赤卫队”此举，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以求曹荻秋废除二十五日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二十三日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