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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对研究和证实历史，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自唐以后，又出现了以纸扎焚烧代替俑的方式。神道上则出现了由文武大臣和各种珍兽所组成的石刻仪仗队，而不再入葬，陵内的木俑也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殉葬品。这一点从明十三陵中可以得到证实，而定陵玄宫出土的微型木俑、木马即是这种制度下的表现形式。
木俑不同于金银器物，极易变质腐烂，在处理和保存上就需格外费心。从国外对出土木俑的处理情况看，大多采取冷冻的方法，即把木俑放在零下200℃的气温中，将水气脱去，然后放在玻璃箱中保存。
这样的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尽管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时代，但面对一堆腐朽霉烂的木俑，白万玉老人却失去了揽月捉鳖的气概，只能老老实实地按二十年代跟斯文·赫定和安特生等西域探险时所学来的土办法进行技术处理。
他在地宫内升起火炉，把白腊放在平底铜锅内熔化成液体，然后将木俑一个个放入铜锅，进行“腊炸”。小木人描着黑眉，染着朱唇，神姿活泼地在蜡锅中跳动，如同宫廷中的舞蹈，令人心驰神往，拍案叫绝。但这种欢乐之情不久就被痛惜所代替。用蜡浸泡的木俑，拿出铜锅之后，随着水气的蒸发，逐渐收缩变形，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少男少女，瞬间变成了面目奇丑可憎的老翁老妪。白老的一番热忱张罗付之东流，不管他多么痛心疾首也已无济于事。这座皇陵发掘的悲剧，刚刚拉开帷幕。这些“少男少女”的瞬间变态衰老，只不过是这场大悲剧中的一个小小序曲罢了。在不久的岁月里，将会有重场压轴大戏开演。不过那时已容不得他在台下观望和流泪，他将和他的伙伴一同登上舞台，和三具骷髅对话，将悲剧推上极至。让历史为之哭泣让人类为之震撼和铭记。
孝端王氏
万历皇帝梓宫的左侧，放置着他的原配孝端皇后王氏的棺椁，其大小形状和右侧孝靖皇后的棺椁相同，保存较好。尽管椁的外侧出现裂缝，但无塌陷。从已脱漆的木质看，亦为香楠制成。
椁的盖部放置两个形体不同的青花梅瓶，白地青花，周绘龙纹，色彩与质地尤如宫廷中摆置的梅瓶一样光艳夺目。两个梅瓶的底款分别是“大明万历年制”和“大明嘉靖年制”。由此推断，这是孝端皇后生前宫中的陈列品。
这种形式的梅瓶，在1951年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代贵妃墓的发掘中也有出土。明朝的妃嫔，除极少数受皇帝的宠爱被埋在十三陵内，多数都埋在此处。梅瓶作为殉葬品，可能是当时宫廷丧葬的习俗。
发掘人员撬开木椁，一口木棺露了出来。棺外有椁，意在以椁护棺，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尸体。从国内外出土的帝王陵墓来看，棺椁质料不同，层数也有较大差异。在埃及图塔卡芒法老陵墓的发掘中，就曾发现有石椁和两层黄金制作的棺。而中国晚期朝代的帝王，则大多采用两层木质棺椁的形式。这从定陵和清东陵帝后的墓葬中可得到证实。
在孝端棺木的两侧，放置着四块玉料。这种玉料在帝后三人的棺椁外侧已发现27块，到清理结果发现，唯独孝端的梓宫内又增放四块。玉料大小形态不一，大部分都有文字。有的墨笔直接写在玉料上，有的贴着有墨笔字的纸，也有的两者兼备。写在纸条上的文字大都工整清晰，写在玉料上的笔锋粗糙，字体粗大，且不清楚，少数还有编号，都是记录玉料的名称、重量：
玉料十三斤
菜玉一块重十三斤
六十八 玉料十五斤
六十八
菜玉料一块重十五斤十二两
七十二号
浆水玉料一块重十
浆水玉料一块重十一斤
二斤八两
浆水玉料一块重二斤八两
……
根据文字记录，最小的一块一斤十两，最大的一块四十八斤。有一块写明十三斤，发掘人员试称则是十六斤半，不知是当初的失误，还是明代度量衡与今天的差异，或者玉料本身发生了变化。其中一块玉料似有一条锯过的缺口，大概是当初用绳索之类的东西捆勒而成。在另一块玉料上，还特别标明“验收人”三字。
中国历代帝王的殉葬品中，大多放有玉料，即所谓的“金井玉葬”。“金井”是为了接地气，保证灵魂长生不灭，“玉葬”则是为了保证尸体不腐烂变质。据（汉书·杨王孙传》称“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
玉料殉葬自战国时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在河南洛阳的考古发掘中，曾清理过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发现有些死者的面部有一组像人脸形的石片，身上也有石片，脚下还有两件兽形石片。这些石片上都有穿孔，可能是为了编缀在一起以便覆盖在死者的面部和身上，这就是后来出土的玉衣的雏形。
到西汉时期，帝王对玉料护体更深信不疑。他们不再满足于用玉料殉葬，而是把玉片制成衣服，套在尸体之上，一同入葬，以期尸体永世长存。这种观念在东汉时期达到了极至。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窦绾夫妇的金缕玉衣，为此提供了证据，同时也打破了《汉书》记载的：“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的神话。尽管刘胜和窦绾除身穿金缕玉衣外，还在胸部和背部放置了许多玉璧，且口有玉含，鼻有玉塞、两眼有玉石掩盖、两耳有玉填，结果，1968年发掘人员清理他们的墓葬时，却见玉衣尚存，而其中的尸骨朽烂得仅剩儿枚残齿和一些骨渣。
以玉衣作为葬服， 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到三国后期，魏文帝曹丕认为，此乃“愚俗作为”而下令禁止使用。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也确未发现魏晋以后的玉衣，由此推断，这种习俗可能从魏以后真的被废除了。
魏晋以后的帝王陵寝中，虽然也有玉料、玉器出土，但从规模和质量来看，不再考究，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定陵玄宫出土的三十一块玉料中，只有浆水玉、菜玉两种。浆水玉略带浅青色，表面稍有些润泽，菜玉像枯萎的白菜叶，浅黄中伴有浅绿。据《格古要论》的评述，两种均为玉中下品，很可能来自新疆、甘肃等地。
但从随葬木箱中清理出的玉制容器来看，却是别具一番风采。这些碗、盆、壶、耳杯、爵等器物，质料细腻润泽，琢工精致，不少器物上都配有金制附件，镶有宝石、珠玉，显得光彩照人。细心的观光者如果注意一下摆在定陵博物馆橱窗里的那只玉碗，就不难窥见这批玉器纯美的质地和精湛的艺术造型，即使站在镶有玻璃的橱窗外，也能在碗的一面透视到另一面。其通体之细薄、造型之优美，光彩之夺目，如果不具备先进的技艺、奇特的构思和熟练的操作能力，是断然达不到如此辉煌灿烂的程度的。
把殉葬的玉料和容器进行比较和研究，不难看出明代对玉葬的观念，已不在保护尸体，而仅仅是一种形式了。
孝端皇后的棺木很快被撬开，里面露出一床绣有莲花和九龙纹的织锦被及殉葬的衣服，金器，漆盒等物。发掘人员小心翼翼地一件件取出，皇后的尸体出现了。
只见她上身穿一件绣龙袄，下着绣龙裙和黄缎裤，静静地躺着。绣龙袄袖筒肥大，通体用黄线缂丝制成，绣有蝙蝠、寿字和令人恐怖的“■”符号。两袖之上，由于织品的宽幅不够，出现了接头的痕迹，但接上的用料寿字倒写，蝙蝠也是头向下，别的衣服也常有字迹倒过来的现象。这显然不是一种失误，而隐含有一种“福倒来”和“寿倒来”的寓意。这是一种建立在方块字加丰富想象力基础上的一种独特文化，大概只有中国人才可能有这种文字游戏和思维方式。四个世纪后，在中国城乡到处出现了姓名倒写的“打倒×××”的木牌，大概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
孝端皇后的肌肉已经腐烂，但骨架完好。她头西足东，左臂下垂，手放腰部，右臂直伸；下肢交叠，左脚在上，右脚在下。裤管扎在袜子内，脚腕外用细带勒住，下穿一双软底黄缎鞋；依然像在皇宫一样，端庄文雅，向南侧卧。
万历一朝，继张居正死后三十余年的漫长岁月中，朝廷逐步走向混乱和衰亡，皇帝昏庸，廷臣无道，相互勾心斗角，厮杀得不可开交。这时只有两个人清醒着，一个是首辅申时行，另一个就是孝端皇后王氏。
中国历朝的制度，按理应当说是不能听任党争发展的。尤其在万历一朝这种混乱的局势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经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同舟共济。要是官员们口颂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无疑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帝国无法治理。这不必等到1620年，早在1587年，万历的棺椁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明白，申时行就曾鹤立鸡群地站在帝国的最高处，作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的结论。在大明帝国江河日下的危急时刻，申时行竭尽全力，以种种方法缝补皇帝与臣僚、臣僚与臣僚之间的裂痕。可惜，这种调和折衷的苦心，在帝国制度强大的惯性面前显得捉襟见肘，最后以失败告终。
尽管孝端王氏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万历皇帝的爱，但她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以一个中国女性特有的驯服与忍耐力，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一切。她在道德与人性二者的夹缝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于自己生存的形式，并以她的殷勤、守制，给万历的母亲和臣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足以体现她清醒的事例，是对“国本之争”的处理上。在长达数十年道德与政治的旋涡中，她既不倾向臣僚，也不指责万�